海外看世界》人類本質和起源（吳澤映）

（網路圖片）

寫此文的初衷並非有意參與目前有關AI或ChatGPT對各行各業影響的激烈討論，而是借主編慷慨之邀與大家分享一下自己讀博期間的最大收穫 ，即對 「humanity」(人類) 一詞的理解。

從2015年在香港與Professor Liah Greenfeld再次邂逅，到2022年作爲她的博士生從波士頓大學畢業，我很多時候都在和Professor Greenfeld 學習、探討人類社會如何區別於物理和生物世界，並基於此來明確人類社會的本質及由來，最終落腳於社會科學的研究範疇和方法。也因此，在讀博五年期間，我連續重複參與了Professor Greenfeld給本科生和研究生開的一門名叫 「Sociology of Culture 」的課。這門課會先用一半的課時通過「comparative zoology」得出以下結論：人類作爲一種物質和生物存在，與可以類比的物質和生物比較時，並沒有本質的不同，也沒有明顯的優勢；由此引發一個問題：既然如此，爲什麼人類能建立基於、但獨立於物理和生物世界的 「人類社會 」？

借用由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衍生出來的「emergent phenomenon」這一概念，Professor Greenfeld 認爲人類以及人類社會的出現是一種 沒有必然性，因而不可溯源的歷史性突發事件 (historical contingency)。但是，就像生物世界之於物理世界是「emergent phenomenon」一樣，人類社會出現的標誌是其具有獨立於物理和生物世界的運作機制，並且這一運作機制無法用其賴以生存的物質和生物條件來解釋。在Mind, Modernity and Madness: the Impact of Culture on Human Exper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一書的前言中，Professor Greenfeld 詳細解釋道：與物理世界裡無生命的物體（matter）和生物世界裡僅有特定指示性意義的符號（sign）不同，人類社會存在有象徵性（symbolic）意義的概念。人類可以賦予物體和符號象徵性意義，把特定的物體和符號變成可根據情景和主觀需要來（重新）定義的概念。而只要這個概念的象徵性意義得以繼承和傳播，即爲受衆所知並認同，這個概念便可獨立於原來的物體和符號，成爲客觀真實的存在，並獨立地運作，甚至成爲新的概念的來源。舉個例子，紅燈和綠燈作爲物質本身既沒有指定性意義，也沒有象徵性意義。但經過訓練後，動物（包括人類）可以把紅燈和綠燈認識爲具有指定性意義的符號 （比如，紅燈停，綠地走）。然而，區別於其他動物，只有人類才能在此之上賦予紅燈和綠燈象徵性意義，因而創造出諸如「紅燈區」、「開綠燈」這樣的通識性比喻，並可以在此之上進一步衍生出其他新的概念。

Professor Greenfeld把人類區別於其他動物的這一獨特運作機制稱爲 「mind 」 (譯爲「 心智 」)。顯然，「心智」基於動物普遍擁有的大腦 （brain）和智力（intelligence），但在本質上又區別於它們。如果我們把大腦當作是一個物理空間或媒介，智力作爲一種生物性機能，這二者都只是「心智」存在和運作的前提條件。而一個人是否有「心智」或是否「心智」健全，更大程度上取決於此人是否習得人類繼承並創造性地賦予物體和符號象徵性意義的獨特機制。值得強調的是，這一能力並非與生俱來 （即不可歸因爲人類的生物性），也無可預測，而是個體隨機誕生於世界的某個角落後，主動或被動地參與進人類社會進程的結果。 如果我們把這個過程稱爲個人的社會化，個人社會化的全程則充滿了特殊性、偶然性（contingency）和不可追溯性 (irretrievability)，以致於這個過程可以產生無限的可能，且其中絕大部分的結果和機制都不可被複制。

顯而易見，基於事先程序設置和已有經驗數據的AI，無論如何「智能」，都無法習得人類的「心智」，更無法代替個人社會化的進程。相反，過度或錯誤地使用AI或許會限制個人社會化的特殊性和偶然性 （儘管AI 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製造偶然性），最終損害個人「心智」（individual minds）的形成，在某種程度上降低人類整體的創造性。 （作者爲香港嶺南大學政治系研究助理教授）

（本文來源《海外看世界》，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以上言論不代表旺中媒體集團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