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效應 「中華民國」在香港褪色中

曾任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的平路(左),任內推動「臺灣月」活動。(平路提供)

1949年那個國共內戰最激烈的年代,隨着國民黨全面轉進臺灣的同時,「中華民國」也隨着敗逃的老兵意外地在香港「紮根」繼而成長,70幾個寒暑過去,隨着老兵凋零,《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北京對香港的掌控日益緊縮,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隱隱然地不再滿飄香江街頭,「中華民國在香港」也正在一點一滴褪色中。

不少臺灣民衆對中華民國在香港的想像,幾乎都來自90年代的香港電影。事實上,現實生活中香港確實存在諸多中華民國元素,除了孫中山史蹟徑、紅樓紀念碑這類歷史景點,過去7、80年代位於香港新界西貢區的「調景嶺」,更曾被譽爲「小臺灣」,當地街頭隨處可見中華民國國號國旗飄揚。

中華民國從歷史脈絡政治認同等面向,都曾在香港過往歷史中寫下戲劇性一筆。但近年北京插手修改香港教科書,近日更在試圖抹去教科書中「中華民國」或「中華民國政府」等相關字眼。香港某個程度上可說是,孫中山推翻清朝,創建中華民國的革命濫觴之地,但諷刺的是,如今中華民國卻越來越難在香港找到容身之地。

駐港代表安國回憶,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大陸前,基本上港英政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中華民國國號與國旗幾乎都不會禁止,像1996年時當時還有很多香港重要的政商界人士都來參加雙十國慶酒會

鄭安國稱,即便是97之後,仍有一些親民國派的團體會在天橋、路邊掛中華民國國旗,但當時我方舉行的雙十慶祝活動已不能公開在戶外,只能在室內舉辦,且以往的「慶祝中華民國」等字眼也只能替換成「慶祝辛亥革命」。

不過,這樣的情況在歷經《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中華民國」更宛如禁忌之語;甚至位於香港紅樓的孫中山紀念碑,這個堪稱香港最具中華民國味的所在地,其相關碑文也傳出遭到破壞,包括我三任駐港代表鄭安國、鮑正鋼及楊家駿所提寫的碑記都難逃一劫。

「這形同是中華民國第二次出走到臺灣了」,國民黨港澳總支部主委張立強感嘆,這是《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的後續效應,過去雙十國慶、可以掛中華民國旗,中華民國標語到紅樓去慶祝,如今都已不可能。

張立強也坦言,去年部分香港親民國派團體想要慶祝雙十活動,但不少香港飯店業者礙於政治敏感,大多不願出借,對比過往熱鬧慶祝的場面,不免讓人噓唏。

從政治認同的角度來看,無論是老兵或老僑凋零的客觀事實,抑或是北京主觀強行抹除「中華民國」存在痕跡,中華民國在香港的消逝似乎已經成爲不爭的事實。

1949年出生,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張立強稱,坦白講,老一輩的香港人都很認同中華民國。尤其49年時很多人都從大陸跑出來在香港落腳,所以從情感上來說對中華民國都有一定「親近性」。

國民黨大陸事務部主任左正東則認爲,香港跟中華民國、國民黨關係非常密切,是孫中山革命的發源地,很多起義在香港策畫。事實上,1954年至1971年之間,臺港也有共組代表隊參加國際性賽事。雖然是民間性質,但也傳承中華民國政府跟香港不只是法律性連結,還包括社會性連帶

左正東坦言,因爲本來在香港你可以看到親民國派跟支持大陸的人,可以和平共處,大家可以表現自己各自的認同,但現在港府的做法,把認同限定於1949年之後的國家敘事,這樣就少了一個兩岸緩衝閥,也少了一個親民國派跟支持大陸派的和平共處的實驗田

不過,一定程度來說,眼下再去追問「中華民國」究竟在香港敘事中佔有多大比重,可能已無太多實質意義,反而是在中華民國與香港的連結被切割下,如何繼續譜寫「中華民國在香港」的未來故事圖像,可能更值得思考。

曾派駐香港7年,擔任香港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的平路觀察,老僑對中華民國有一種忠心感,但這種對中華民國的情感幾乎是凍結在1949年的分野,那是一種非常概念性意象,很模糊的符號,某個意義上是左派中國跟右派中國的分野。但如今這只是存在很少部分的香港人想法。坦白說,「中華民國」並不存在於多數香港民衆的日常,不是其生活的一部分。

一如平路所言,用文化與藝術書寫中華民國在香港的故事;「我始終相信從人的角度出發,你要先理解香港人,纔有可能真的召喚普羅的香港大衆,也唯有如此香港人才有可能真實的理解當前的「中華民國」,故事也纔有可能繼續書寫。」

「文化外交其實比政治外交更有效用」,平路表示,老一輩對中華民國後來怎麼樣他是不會一直去follow,那就是一個符號的概念,更何況對中華民國有過歷史情感的香港人,其實年紀也都大了;如果透過文化藝術作爲一種生活方式的交流,對年輕一代的港人來說,這纔是真實的接觸「中華民國」,而不是隻是符號想像。

當中華民國在香港的「政治之路」日益崎嶇當下,與其忿忿不平一味想與對岸爭高下,我方政府或可轉念另闢新路,讓文化成爲維繫中華民國與香港的紐帶,重新找到經營香港事務的新空間,「中華民國在香港」也纔不會成爲真正的往事。

就像張立強所說那樣,「我們爲什麼要支持中華民國,就是因爲中華民國從來沒有放棄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