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資過分提高 助長物價飛漲──博士之父從政心路（八）

1963年，花蓮港開放爲國際港，行政院副院長王雲五（中）前往港區剪綵。（本報系資料照片）

況且從重慶時代決議徵用國人在國外資產之日起，繞了幾年的彎子，到了今日，仍感徵收富人捐之困難，則何如再作一年左右的準備工作，就是先辦財產登記，再行徵收財產稅。可是許多人都覺得向富人特徵的一種捐稅已屆急不容緩的時期，未便再費許多時間，辦理財產登記的手續；因此我的主張便被擱置了。

這真是一種笑話

後來我就任財政部長，鑑於過去的救濟特捐辦理困難，確想先從姓名使用及財產登記下手，再進而徵收財產稅。可是立法委員劉不同氏等已先在立法院提出徵收財產稅案，此在原則上我當然贊同，但在技術上不經過財產登記而遽定徵收財產稅，卻有考慮之必要。當我一度列席立法院財政金融委員會，於答覆各委員質詢時，對於徵收財產稅一問題，便發表如上的意見，換句話說，就是原則贊同，但須先將徵收技術妥爲研究。其後該委員會迭囑財政部派員列席備諮詢時，我對於所派列席人員，亦囑其以同一意見提出，並令協同研討技術問題。總之，財產稅之應予徵收，任何人不得非議，惟技術問題，如未能合理解決，確難免不公或流弊，也是人所盡知，後來立院財政金融委員會決議仍採提名方式，與救濟特捐辦法相仿，我曾令財政部代表表示懷疑。以上所述，便是我對於本案的主張和態度。

但是上海工商界竟誤會我對於劉不同氏的提案系主動者，而彼此間無異唱雙簧。因此，他們認爲我又對上海資產階級施壓迫，而所謂第三大罪便加在我身上了。這真是一種笑話。我在原則上主張應徵財產稅，那是不可掩的事實，而且我絕不否認。假使我有具體的辦法，當然我可以財政部長的地位，透過行政院，而向立法院正式提出，又何必在幕後與劉氏合作，借劉氏的名義來提出呢？反之，劉氏對種種問題，向來有其獨立的主張，又何致與政府當局勾結，代爲負責提出呢？

以上所述，都是我任行政院副院長後，和上海資產階級發生惡感的經過。但是一方面既開罪了資產階級，他方面似可獲得勞工界的好感了。這卻又不然。事情是這樣的，當三十六年二月政府頒佈經濟緊急措施令，將物價工資一律暫行凍結，行之數月，因物價無法抑平，工資指數之解凍自屬不可避免之事。記得是年五月間，當張院長上臺未久，上海工人紛紛提出生活指數解凍的要求，上海市政府於獲得行政院對於原則上的同意後，即與其所轄的社會局擬具解凍方案，其中最關重要之點，就是恢復生活指數計薪後，工人底薪如何按級折扣計算的問題。

上海市政府所擬的方案，系對於底薪三十元以下者，按其底薪乘生活指數，不予折扣；其超過三十元之部分，每十元遞減半折。聞此案事前已徵得勞方同意，卻未與資方協議。提行政院後，張院長指定政務委員數人從事研究，由我召集。我平素對於勞工的生活與福利，本極關心；但有一點意見和許多人不同，那就是不肯祇顧目前，必須放遠眼光，顧及久遠。

而且在通貨膨脹物價不斷高漲的時候，對於勞工或其他薪水階級的待遇，不要祇看薪水數目的多少，當兼顧其購買力的大小，換句話說，不要因爲薪資增加了，以致過分刺激物價，在未屆薪資再調整的期間內得不償失。因此，對於本案的審查，我一本向來負責的精神，在小組召開以前，準備了幾個方案，一一列明數字，以資比較。

具體言之，就是按照當時的生活指數及今後可能進展的生活指數估計，除三十元以下的底薪不折扣我完全贊同外，對於上海市政府，擬每增十元遞減半折之原案，認爲有鄭重考慮的必要，同時另擬兩種折扣方式，一爲每增十元遞減一折，至二折爲止；一爲每增五元遞減一折，仍至二折爲止。再以底薪百元，按上述三種方案計算，則上海市政府原案折實爲八十六元，就是八六折，依每增十元遞減一折的方式，則折實爲七十二元，就是七二折，而依每增五元遞減一折的方式，則折實爲五十八元，就是五八折。

我把以上三方案及其計算結果，一併提交小組研究。各委員認爲既按生活指數，如不打折扣，則無異完全恢復戰前的生活水準。今上海市政府所擬方案，百元底薪者僅打八六折，而實際上上海一般工人的底薪已超過戰前一倍以上，是則表面上雖打八六折，實際上轉較戰前增加七成以上，雖戰前勞工生活有待改善，但目前公務人員及其他薪水階級所得均遠較戰前爲低，工人獨較戰前增加七成以上，未免過高，超過上海市政府所擬方案，一致認爲不可行。於是轉而討論我所擬之其他兩方案，而對此卻有兩種意見；主張從寬者擬採每增十元遞減一折的辦法，而主張從嚴者則擬採每增五元遞減一折的辦法。經過很長久的討論，結果決採從嚴的辦法，其理由一則目前工資已在物價成本中佔很重要的成分，如工資過高將影響一般物價；二則目前上海工人底薪平均超過戰前一倍以上，按照從嚴的辦法，百元底薪實得五八折，表面上雖折扣稍大，而由於底薪之加倍，折扣後實際所得仍超過戰前約二成，以視公教人員及一般薪水階級平均實得不及戰前半數者，已甚優越；三則在若干種工業中，工資增加之數，不能於售價中取償，將使資方無力維持其繼續生產，結果將使許多工人失業。就我本人的主張，總覺得戰後經濟困難，各階層均應同甘共苦，且爲工人長久福利計，與其工資過高，窒息生產，無寧一時稍低，使生產可以發達，工人就業的機會更多；所以我不否認我是贊同後一種辦法的。

至原來反對後一種辦法者，權衡輕重，尤以工資解凍的動機系由於物價飛漲，此時如驟將工資過分提高，勢必助長物價之飛漲；故討論結果，幾一致贊同從嚴的一種辦法。此項決議隨即提到全國經濟委員會的物價委員會，俾作最後決定。該委員會照章系由行政院院長兼全經會委員長張　氏主席，出席委員除關係部會長官外，還有京滬兩市市長，那一次因事關上海特多，除上海市市長出席外，該市社會局局長亦列席。在上海市當局方面，爲尊重工人的願望，並因事前業與勞工界協議，故極力主張其所提原案；在我則以小組會議召集人的地位，不得不代表小組將採取決議的理由詳爲說明。經過了很長久的討論，最後按照我國人的妥協性，遂決採折衷辦法，即三十元以外每增十元遞減一折舊辦法。其間種種，本來是對於重要議案，討論不厭求詳應有的步驟，如在保守秘密的原則下，贊成和反對的內幕是不應宣泄於外間的；可是我國人的保守機密性向極薄弱，尤其宣泄於外間的並非全部的經過事實，而祇是片段的事實；於是上海勞工界便異口同聲的認爲我是刻薄勞工的罪人了。（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