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導師：適合自己的，纔是對的
本站教育訊 對話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徐傳武。
徐傳武，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周易》與中國古代哲學研究基地教授、山東省古代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等。主要從事魏晉南北朝文學、魏晉南北朝文獻和中國古代文化史的研究，出版《左思左棻研究》、《古代文學與古代文化》、《中國古代天文曆法》等多部學術著作。連續榮獲山東大學“我心目中的好導師”、山東大學研究生優秀指導教師、山東省研究生優秀指導教師（山東省研究生指導教師的省內最高榮譽）等稱號。
現今社會對研究生教學質量下滑的報道此起彼伏，有說是如今的研究生心態浮躁，缺乏主動治學的能力；有說是導師素質低，無法有效指導研究生，更不用說培養優質研究生……各方言論不外乎研究生治學與導師培養兩方面，記者就此採訪了榮獲山東大學“我心目中的好導師”、山東大學研究生優秀指導教師、山東省研究生優秀指導教師稱號的徐傳武教師。
記者：徐老師您好，針對現今研究生存在的普遍問題，您認爲研究生在治學過程中首先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徐傳武：我覺得夯實根基很重要。如陳毅元帥所說的：“知識靠積累，貴乎點滴勤。”溫故也在知新，“蹲苗”卻利後長。如果不循序漸進，做的都是“夾生飯”，將來再蒸煮多少次也難以熟透。但就目前研究生綜合素質來看，情況還不盡如人意，所以我經常給學生舉許多由於根基淺薄而錯誤百出的例子，讓學生切實感受到無厚實的根基是不可能做好學問的。
除了紮實的基礎，還要肯坐冷板凳。做學問要有長時期肯坐“冷板凳”的精神，要耐得住寂寞，只有這樣纔不會被浮躁的環境所感染，才能靜心鑽研。在現今這種洶涌澎湃的經濟大潮衝擊下，肯坐“冷板凳”的精神對於做學問尤爲可貴。
記者：您現在的研究生已經積累了不少科研、寫作的實踐和經驗，但此時他們是否還需要對治學方法予以瞭解甚或關注？
徐傳武：研究生，顧名思義就是應當能從事研究、學會研究的學生，所學內容應當帶有更多的研究成分，所以，學會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以及掌握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比單純地多學會某些知識更爲重要。正如法國生理學家貝爾納所說：“良好的方法能使我們發揮運用天賦的才能，而拙劣的方法則可能阻難才能的發揮。因此，科學中難能可貴的創造性才華，由於方法拙劣可能被削弱，甚至被扼殺；而良好的方法則會增長、促進這種才華。”任何想有成就的研究生都不能忽視對良好的、科學的方法地掌握和運用。
記者：我在讀碩和讀博的過程中也深深感到這個問題的重要，但我很多同學確忽視這點，這除了態度重視外，您覺得在治學方法上具體應該注意什麼？
徐傳武：因每個人的知識積累、知識結構不同，對他人的治學方法要學會選擇適應，不要妄圖削足適履，而要適足選履。同時還要注意方法的前沿性，每個時代都有新方法，我們不要因循守舊、固步自封，在方法論上要有與時俱進的精神，比如相對論、全息論可以考慮運用。另外，對待任何一種方法都不能過於神秘化，運用之妙在乎一心。但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唯物主義、辯證法還是我們認識問題、解決問題的“利器”，千萬不要爲了標新立異把這寶物“棄之如舊履”。如今理論頗多，可以說花樣百出，咋看好像唯物論、辯證法反而不時興。但作爲認識論和方法論，唯物論和唯物辯證法是最好的東西，是我們觀察事物、認識世界、解決問題的“利器”，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一定不能迷失方向。任何學問都有自身規律，我們一定要尊重和遵守這些規律，在已有定論的大是大非問題上，我們應當保持清醒頭腦。比如有人借《周易》之名行宣揚封建迷信之實，有人借特異功能宣揚僞科學的東西，有人對已有定論的漢奸、敗類大肆進行翻案，這時我們只有堅持唯物論、辯證法，才能透過現象看本質，得出的結論才能經得住考驗。總之要切記，學術問題可以爭論，但大是大非問題不能迷失方向。
記者：那您覺得如何才能提高自己的治學能力？
徐傳武：我覺得要提高治學能力，就得敢於挑戰，但不是說盲目挑戰，不知天高地厚，治學要有“以愚自處”的精神。一個人如果過高估計自己的能力，則往往懶惰而不求上進，稍有成績則沾沾自喜，反之則發憤圖強，勤苦有加。既然能考上研究生，就表示你並不愚笨，至少就智力方面而言，但對於未知的領域來說，我們又都是小學生，從這個意義上又可以說是愚笨的。如果我們仰仗聰明則可能“聰明反被聰明誤”，如果我們以愚自處，則就會人一能之，我十之，人十能之，我百之。笨鳥先飛早入林，自認爲跑得飛快的野兔卻落在了緩慢爬行的烏龜後邊，這些寓言中揭示的道理值得我們永遠銘記。
記者：現代社會對人才提出更高要求，您認爲目前高等教育人才的培養需要特別注意哪些方面的提高？
徐傳武：既然社會對人才提出更高要求，那作爲培養高素質人才的高等教育，就要特別注意培養學生才學識的全面發展、全面提高。劉知幾在《史通》中論成才，認爲要才、學、識兼備，三者缺一不可，而其中的“識”尤爲重要。識見高遠，才能見人所未見、言人所未言、達人所未達，纔能有所發明，有較大創造。古今贊同者頗多。
時代在發展，人才觀也在不斷豐富、提高。著名數學家王梓坤在《科學發現縱橫談》一書論述成才必備的條件，於才學識之前又加“德”字，“兼備德識才學，對一個科技人員來說至關重要”。這不僅僅是對科技人員，我覺得對所有的專家、學者、教師、學生都是至關重要的。古人有著名的“三立”論，將“立德”置於“立功”、“立言”之前，稱爲“大上有立德”。一個大節有虧的人，才學再強，其價值也要大打折扣；一個“缺德”、“無德”之人，其才學越高，其影響可能越壞；而一個德行好的人，有可能彌補其才學之不足，甚至能克服一切挫折，促使其才學識諸項條件大進，取得一般人預料不到的成績。
胡適論成才，於“才學識”之後又加“運”字。運者，命也，時也，機遇也。時世造英雄，機會掌握在自己手中。從研究學術、發展建設的角度來說，現在是百年不遇的大好時機，只要我們具備突出的德才學識，機會就會主動敞開大門。不過，機會敲門的聲音有時候很輕，這就需要每個青年學子不要放鬆每一個機會。
記者：您剛纔提到“機會敲門的聲音有時候很輕”，那您覺得研究生在學習過程中做好哪些方面才能成爲一個“有準備的人”？
徐傳武：要做一個有準備的人，我認爲需要兩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有高遠志向。我常常告誡學生：一個胸無大志的人，絕不能做出突出業績。李賀《致酒行》詩曰“少年心事當拏雲”，無這種凌雲壯志，他就不會寫出驚天地、泣鬼神的詩篇。山大每年迎新的標語有一條是：“今天我以山大爲榮，明天山大以我爲榮”。百年山大史上，能讓山大以之爲榮的人屈指可數，但我們每個山大學子都要有這樣一種志向——海到天邊雲作岸，山登絕頂我爲峰。經過刻苦不懈的努力，我們就有可能攀上學術的高峰。另一方面，有創新意識。創新是學術研究的生命。研究生做學問、寫論文，要有“領新標異”的精神，要有新的立意、新的論點、新的論據，甚至在論述方法上也要有所創新，只有這樣纔有其自身的學術價值或實用價值。
記者：每年報考您的研究生非常多，但學校的錄取名額有限，那從知識構成、科研能力等角度看，您更喜歡接納什麼類型的學生？
徐傳武：這個問題使我想到了蘇聯科學家蘭道的人才分類圖。他將人才分爲“正三角形”、“倒三角形”、兩個三角形底邊重合構成的“菱形”，以及兩個三角形頂角相接、底邊平行構成的特殊形狀。所謂“正三角形”人才，下面之底表示基礎雄厚，上面之尖表示思路敏銳；“倒三角形”人才則下面之尖表示基礎薄弱，上面一橫表示思路遲鈍；兩個三角形構成的“菱形”人才，上尖表示思路敏銳，下尖表示基礎薄弱；而最後一種形狀代表的人才，上面一橫表示思路遲鈍，下面一橫表示基礎雄厚。這四類人才裡，最好的當屬第一種，最差的是第二種，如果不得已而求其次，寧要第三種而不要第四種，因爲思路敏銳才容易有所創見。在招收研究生方面，我比較認同蘭道的觀點，首選那些基礎紮實、觀點敏銳、創新性強、有獨特見解的學生。
採訪後記
正如採訪最後徐先生說到：事物是複雜的，方法是多樣的，沒有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我們要學會對多種治學方法進行選擇和適應，分析不同的問題可以選擇不同的方法，甚至在分析問題的不同的階段也可以側重不同的方法。畢竟只有自己慢慢摸索、體會，纔會逐步找到適合自己的治學方法。適合自己的纔是最好的，這是普適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