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埃及到現代，歷史悠久的平民藝術

導語：

藝術的歷史與勞動的歷史有着錯綜複雜的聯繫，其中最早的畫面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時期。在公元前14世紀的埃及墓室壁畫中，工匠們近距離工作，製作出用於裝點法老及高級官員陵墓的裝飾性陶器、雕塑、象形文字和珠寶。藝術創作的集體（公共）行爲被保存在包含他們畢生作品的空間內，儘管他們的上層階級贊助人視這些工匠與平民無異。

這些壁畫中的女性和男性似乎在與觀衆進行眼神交流，彷彿是在暗示某種不言而喻的團結。古埃及工匠是人類有記載以來的第一批罷工的工人，罷工地點就在他們所生活的村莊代爾麥地那1附近的一座皇家墓地。雖然罷工的畫面顯然不可能留下，但在一張紙莎草紙上的確清晰的記載下了這段歷史，這很可能是由抄寫員阿蒙納赫特（Amennakht）記錄的，工匠們在紙莎草紙上聲稱，“充滿飢餓和乾渴的前景迫使我們走到了這一步。”

在拉美西斯三世2統治期間，一系列的軍事衝突，加上腐敗的官員和歉收，導致雕刻家、建築商、油漆工、金屬工和織布工們的工錢被拖欠，他們中的許多人被視爲奴隸勞動外的有償補充。當年輕的法老以他的名義舉辦了一場盛大的節日時，沒有獲得報酬的工匠們放下了工具，走進城市的神廟，他們聲稱沒有口糧就拒絕離開。官員們試圖用糕點和一次性付款來平息他們的騷亂，但工人們佔領了糧倉，封鎖了進入帝王谷的通道，並威脅要在三年內摧毀祭祀廟宇中的藝術品。

儘管神職人員最終妥協了，但這場鬥爭永久性地改變了埃及統治者和工人之間的關係。因此，勞工的罷工作爲一種組織策略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那個時代的藝術家直接參與和塑造了社會佈局。爲了確保社會階層的提升，藝術家們長期以來組建了行會、協會和工會來協商共同利益和打擊行政腐敗。

甚至在代爾麥地那之前，工人騷亂就構成了美索不達米亞神話（Mesopotamian mythology）的基礎。《阿特拉哈西斯》3是《吉爾伽美什史詩》4的前身，它詳細描述了在巴比倫的一次大洪水中，伊吉吉5（或稱低級神）攻擊更高級的阿努納奇6而創造出人類的過程。在《出埃及記》7中，摩西8同樣組織希伯來奴隸反抗拉美西斯二世強加給他們的虐待勞動條件。在敘利亞杜拉歐羅普斯9猶太教堂的一幅壁畫上，他們從埃及逃離的畫面呈現出鮮豔的黃色、紅色和靛藍色。身形巨大的摩西站在倉皇逃難的羣衆之前，比芸芸生命更偉大的是其象徵“聖經”的尺度。

在古希臘和古羅馬，奴隸需要供養上層和下層階級，而從勞動中解脫出來被認爲是一種地位和特權的象徵。亞里士多德10在他的《政治學》11一書中寫道，“一切有報酬的工作……都消耗和貶低了心智，（合法公民）不應該過着機械式或商業化的生活……那些想要成爲最好公民的人也不應該成爲土地的耕耘者，”（這裡指的是參與政治討論所必需的閒暇時間）。而羅馬的平民，其中許多是爲上層貴族服務的工匠，他們則是通過“平民脫離”12（人民的分離）來挑戰現狀，這是一種由工匠、農民和士兵組織的總罷工形式。

平民罷工導致了上層階級一系列的讓步，這些讓步消除了貴族和平民之間的社會和經濟分歧。馬克思主義考古學家比安奇·班迪內利13認爲，貴族藝術（Patrician art）是對希臘自然主義（Greek naturalism）的擴展，而全民藝術（或平民藝術）14是對非精英贊助人和工人的美化，他們是正在崛起的中產階級的一部分。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民粹主義的雕塑風格成爲了當時羅馬官方紀念碑裝飾中的標準，一些前奴隸獲得了公民身份（自由人）以及擁有葬禮紀念碑的權利，一位轉變身份成爲麪包師的名叫馬庫斯·維吉里烏斯·歐律薩斯（Marcus Vergilius Eurysaces）的前奴隸，他的墳墓15就明證。

對於中世紀和現代早期的女性來說，禁止性工作和母性勞動使得她們對國家和行政職能有了更加迫切的發言權，例如易洛魁族（Iroquois）16婦女在17世紀獲得了否決部落戰爭的權力。在15世紀，德國巴伐利亞州的妓院工人組織了行業協會和大罷工，以讓政客們承認她們的工作是勞動，而不是罪惡。約阿希姆·博伊克雷爾17於1562年創作的一幅油畫便是描繪了一座擁擠的妓院，畫中的女人們相互斜視，顯得很不自在。法國魯昂的紡織行業協會在黑死病爆發後也召集單身的婦女和遺孀組織罷工，以確保她們的公平待遇和經濟補償。對紡織和紡紗工人的描繪同樣揭示了她們在工作中的自主性，這與20世紀那些對紡織女工的著名攝影作品沒有什麼本質不同。

自由主義歷史學家傾向於將賦予工人權力的時期描述爲是促使古代和中世紀藝術“衰落”的催化劑。鑑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Socialist realism）更直接地提升了勞動人民的形象，原因也很容易理解：反對壟斷、腐敗和工資奴役的統一戰線仍然對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構成直接威脅。在帝國核心工人的勞動關係依然緊張的今天，大衆藝術正在覺醒於鬥爭之中，它再次揭示了資產階級文化造成的頹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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