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是大師,也是“拼命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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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4日,隆冬的北京,大雪紛飛。一輛四輪馬車駛進北京大學的校門,徐徐穿過校園內的馬路。這時,早有兩排工友恭恭敬敬地站在兩側,向這位剛剛被任命爲北大校長傳奇人物鞠躬致敬。新校長緩緩地走下馬車,摘下他的禮帽,向這些雜工們鞠躬回禮。在場的許多人都驚呆了:這在北大是前所未有過的事情。今天的新校長怎麼了?

改革北大舊俗從對雜工鞠躬開始

像蔡元培這樣地位崇高的人向身份卑微的工友行禮,在當時的北大乃至中國都是罕見的現象。剛剛上任的蔡元培希望通過這一行爲開風氣之先,使得這所聲名狼藉的國立大學煥發生機。此後,他每天進學校時,都要向站在大門旁邊的工友們鞠躬致敬。久而久之,這成了他的習慣。他的這一行爲,是對北大官氣的一個反撥,是一面如何做人的旗幟。他首先從自己做起。

蔡元培辦北大,將北大作爲自己的孩子來看待,北大是他的一個輝煌的文化理想。他首先確立北大的辦學方針,在《〈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中闡述了自己對大學精神的理解:“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衆家’之學府也……從此,北大與蔡元培如同血肉般聯繫在一起。

他的繼任者們,有許多人在追隨他,但心有餘而力不足;而更多的人不僅不是獻身於北大,而是把辦學校當作晉升的一個途徑了。

北大靈魂再塑: “兼容幷包” “和而不同”

蔡元培理想的大學是他在德國觀察到的大學,即擁有獨立地位的、追求純粹學問的一個思想與知識的生產、交流和傳播的機構。在他執掌北大的時代,差不多實現了“兼容幷包”“和而不同”。

蔣夢麟先生在《苦難與風流》中寫道,蔡元培時代的北大“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派,都同樣有機會爭一日之短長。背後拖着長辮,心裡眷戀帝制的老先生與思想激進的新人物並坐討論,同席笑談。”當然,自由是有限定的,即:“自由”是學術研究的自由。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說:“主張學術研究自由,可是並不主張假借學術的名義,作任何違背真理的宣傳,不只是不主張,而且反對。”

1916年隆冬的一天,當剛剛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向23歲的梁漱溟表達邀請他到北京大學教授印度哲學的想法時,梁漱溟說:“我才疏學淺,蔡先生美意委我重任,我怕但不起這副擔子。論學歷,我只是順天中學堂的畢業生;論學問,我僅僅是近幾年埋頭自學,略知佛學一二,並不精通印度哲學。”

蔡元培說:“我的看法是,一座大學,學生自然是來深造的,先生又何嘗不是來深造的呢?對一個大學教師的要求,要講學歷、資歷,也要講學問、本領,更重要的是真學問,真本領!全而專,固然好;不全而有一技之專,在一個方面有真學問、真本領,爲何不可在這個方面爲人師?不會還可以再學,再深造嘛!”

蔡元培愛才,惜才,在“兼容幷包”的精神鼓舞和其人格感召下,北大吸引了中國的各路學術精英。以文科爲例,從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魯迅,到辜鴻銘、劉師培黃侃,大師雲集。各種文化社團風起雲涌。而那種“師生間問難質疑,坐而論道的學風”,那種民主自由的風氣,從那時開始形成,成爲北大異於其他大學、吸引後來一代又一代學子的獨特傳統。

五四運動保護學生救國不忘讀書

蔡元培在北大就職期間,學生運動開始萌芽。當時的一名北大學生曹建對“五四”時蔡元培的言行有生動的回憶:學生被捕之後,大家聚集在三院禮堂裡,束手無策。忽然聽見腳步聲從外面傳來,衆人仰首張望,原來是蔡元培校長。一羣學生害怕受到先生的斥責,另一些學生則歡呼,有的甚至放聲大哭。先生從容走上講臺,怡言溫詞地對大家說:“你們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都知道了。我寄以相當的同情。”還沒有說完,全場呼聲雷動。先生接着說:“我是全校之主,我自當盡營救學生之責。關於善後處理事宜也由我辦理,只希望你們聽我一句話就好了。”這句話是什麼呢?就是“從明天起照常上課”。

五四運動後,北大學生過分熱心甚至醉心於政治,蔡元培看到其中不良的苗頭,於是提出“救國不忘讀書”的口號,不贊成20歲以下的學生參與政治活動,以圖矯正政治壓倒學術的傾向,使北大學生知所警省

是大師也是“拼命三郎”

在北大,蔡元培的權威也曾受到過挑戰。當年,北大學生不肯交納講義費,爲此包圍紅樓。面對氣勢洶洶的數百學生,蔡挺身而出,厲聲質問道:“你們鬧什麼?”爲首的學生講明來由:“沈士遠(北大庶務部主任)主張徵收講義費,我們來找他理論!”蔡元培說:“收講義費是校務會議決定的,我是校長,有理由儘管對我說,與沈先生無關。”

這時,學生中有人惡語相向:“你倚老賣老!”蔡元培毫無懼色,揮拳作勢,公開叫陣:“我是從明槍暗箭中歷練出來的,你們若有手槍炸彈,只管拿來對付我。在維持校規大前提下,我跟你們決鬥!”當時,觀者如堵,聽聞先生此言,無不面面相覷。50歲的老校長搖身一變成了拼命三郎,大家都傻了眼。蔡元培的可畏之處在此,可敬之處在此,可愛之處也在此。學生自覺理虧,敵意受此激盪,霍然消解。大家哪兒來哪兒去,講義費呢?當然照繳不誤。

蔡元培一生的座右銘爲“學不厭,教不倦”。他三度旅歐精研西方哲學,在巴黎訪晤過居里夫人,在德國訪晤過愛因斯坦,兩次高峰對話使他受益良多。嗣後,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張,乃是積學深思所致,絕非異想天開。終其一生,蔡元培對學問抱持濃厚的興趣,對教育懷有熾熱的感情,雖歷經世亂,屢遭挫折,卻不曾泄氣灰心。

他在極其艱難的環境下,堅持認爲,教育事業應當完全交給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只有教育獨立出來,才能使教育方針保持一貫而不會因政權的交替而屢屢變遷,這樣的教育才可能有實效,學術纔可能有發展,學者纔可能成爲獨立的“知識分子”。

在現代大學發展早期的陶鑄過程之中,大學校長對一所大學基本制度的建立和風格的形成,通常起着相當關鍵的作用,開一代風氣之先。然而,沒有哪一位校長能像蔡元培先生那樣,對於一個國家的大學理想、觀念和制度產生了如此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以致許久以來蔡元培成了中國現代大學觀念的同義詞,大學制度改革的象徵。

如今,矗立在燕園內的蔡元培雕像,是這位“北大之父”的無字豐碑,他正凝視守望着滄桑鉅變的北大校園。俯瞰歷史,反觀今朝,再塑蔡元培一個世紀之前的大學精神,似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也或許這個時代看來並無使蔡元培一類改革家能夠活動起來的環境吧。

獨家約稿

蔡元培:中華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