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於眼前這種困境，倘若日方能這樣做，中方就是得了便宜，通過這種方式雙方達成停戰，至少中國政府和軍隊都可以喘口氣了。
原先蔣介石一再堅持，中日談判，必須有第三國作爲保證，否則沒法相信日本人的話，但是一個突發的國際事件讓他變得啞口無言——曾經向捷克提出“保證”的英法把對方給賣了，捷克被迫將蘇臺德區割讓給德國，這就是“慕尼黑協定”。
英國首相張伯倫不僅不爲此感到羞愧，回國時還一邊揮舞着協定，一邊告訴自己的選民：我帶來了整整一代人的和平！
臺下掌聲雷動。
在一戰的陰影之下，歐洲變成了“普遍綏靖”的樂園，歐洲人也全都變成了膽小鬼。他們害怕打仗，爲了自己能夠不上戰場，已經完全忘記了什麼叫做“不仁不義”。
讓這樣的“第三國”給你做“保證人”，你能放心？
全面抗戰以來，蔣介石一直堅持把中日之戰與歐洲局勢聯繫在一起，天天都要閱看和分析有關歐洲方面的情報。
按照德國那種囂張的架勢，歐戰遲早是要爆發的。假使不能夠馬上打起來，只要中日談判過程令人滿意，能和則和，但若是歐戰瞬間發作，那對小日本就不能客氣了，不僅不能和，還要打得更狠更猛才行，否則就拿不到滿意的談判條件。
現在事情就擺在這裡，眼看着歐洲人極度怕死，英法政府很不仗義，歐戰一時半會兒還真打不起來。
既然日本人已經有了點意思，那就可以在沒有第三國保證的情況下，直接進行秘密談判。
談判啓動，但這時候蔣介石反而把繩子越勒越緊。
有了高宗武的前車之鑑，對暗中交涉這些事不能不格外謹慎。蔣介石在日記中一再提醒自己：敵國陰狠，講和時更增危機也。
從性格上來說，蕭振瀛也是一個主動性很強的人，就怕他一衝動，信口開河惹出禍來，因此蔣介石思慮再三，除親自擬了一份談判原則交給蕭振瀛外，還讓軍政部部長何應欽對整個過程予以指導。
蔣介石要求蕭振瀛，儘可能每天用長途電話與何應欽聯絡一次，以便根據武漢會戰的實際走勢決定策略，同時在談判時不得遷就日方。
不遷就，是因爲蔣介石深知自己現在處於一個什麼樣的地位。在完全被動的情況下，遷就不但無益，而且必受大害。
塞翁失馬
香港談判就此開始。
和知仍舊大談日本人的“東亞主義”，說你們別再指望着歐美干涉了，他們不可能來救你們的，還是“東亞事東亞人自了之”，我們中日之間自己講好就行了。
蕭振瀛立刻接過話題：這個我贊成。
可現在的問題是，我是弱國，你是強國，我受你欺負呢，如果中間沒個保人，咱們沒法子面對面談。
和知一愣，對此他確實沒有辦法反駁。
蕭振瀛卻又話鋒一轉。當然了，要是你們真的有談和誠意，不要第三國介入也可以，此事若成，那就是“東亞主義之大成功、大勝利及大收穫，其重要性尤在一切之上”。
和知被吸引住了。那你說說，我們該如何表現誠意呢？
蕭振瀛並不說日本人的誠意，他說中國人的誠意。
我們中國從不騙人，做敵人徹底，做朋友也徹底，將來一定會做到“中國人愛日本如愛中國，同時日本人愛中國亦應如愛日本”。
這是典型的蕭振瀛風格。每一句都不是場面官話，都像是聊家常時，從心窩子裡掏出來的體己話，但每一句又都切中要害，讓你不跟着點頭都不行。
別說和知了，就是土肥原坐在對面，恐怕也只有睜着兩隻大眼睛忽閃忽閃的份兒。
最後終於歸結到實質方面。蕭振瀛所要的誠意是：你們正在進攻武漢，大戰方酣，我們怎麼可能作城下之盟呢。現在最緊要的事，就是放下你們手中的槍，然後再“恢復‘七七事變’前之狀態”。
和知從前也是個“地方上的強硬派”，後來以聯隊長的身份參加淞滬會戰並吃足苦頭，早就沒了那種找機會就要跟你幹上一架的勁頭，變成了一個“穩健派”。
聽了蕭振瀛的話，他連連點頭，可當着蕭振瀛的面，他也說出了自己的苦衷：日本朝野各方，願意作出較大讓步的沒有幾個，主張硬幹到底的人倒是不少。
和知決定回東京向軍部進行彙報。他雖料知此行必然會遭遇困難，但還是向蕭振瀛表態要盡全部努力，以獲通過。
看上去，談判進展似乎還比較順利。在瞭解和知的態度後，連蔣介石都認爲，這事恐怕還真的能成。
蔣介石開始爲和談成功作準備，關於停戰和撤兵的要點都初步確實下來，甚至孔祥熙也在他的同意之下，着手起草“和平宣言”和“停戰協定”有關草案。
然而，蔣介石原先的顧慮和猜測證明也是對的。不捱上重重一棒，日本人是絕不會輕易軟下來的。
當和知返回香港時，“恢復‘七七事變’前之狀態”沒變，卻在上面加了七項“諒解”。
這七項“諒解”裡面，不僅包括簽訂“防共軍事協定”、在中國國土上駐兵、承認“滿洲國”，而且還口口聲聲地要你進行“政府改組”。
顯然，“恢復”是假，“諒解”是真。
和知自己也知道這些要求很過分，所以一個勁兒跟蕭振瀛解釋，說我沒騙你，上次的確可以“恢復”來着，不過當時只有參謀本部的多田駿次長同意，這一次的“恢復”加“諒解”，則是得到了近衛內閣全體成員的一致通過。
之後，他又說雙方仍能就“諒解”進行協商，甚至他還將爲此通知武漢前線的日軍，不襲擊夜間飛機，以便談判代表可以在香港和漢口之間自由往來。
任你怎麼瞎叨叨，說出花來，蕭振瀛的回覆也只有一句：超出前談範圍，不能答覆。
性質變了，你再怎麼分辯都是徒勞。
日本人出爾反爾，讓蔣介石陷入矛盾之中。條件當然還可以再談，關鍵是一旦答應了“和”，則覆水難收。
他對日方的真實用意再次產生了懷疑：板垣輩所謂的“求和”，說不準還是一個陰招吧？
蔣介石的懷疑隨即得到印證，第二十一軍從廣東大亞灣登陸了。
再也不能相信日本人的那些“誠意”了。寧爲玉碎，不爲瓦全，只有持久抗戰，使之不能撤兵，纔是唯一上計。
蔣介石在摸到對方底牌之後，立刻下定決心，將香港談判一刀斬斷，日本軍部策動的“蕭振瀛工作”隨之壽終正寢。
這條線一斷，板垣只好再去檢查別的魚鉤。
外相宇垣在未下臺之前，曾專門花力氣主攻過孔祥熙，當時稱之爲“宇垣工作”，現在得撈上來看看魚兒有沒有上鉤了。
時任行政院院長的孔祥熙雖然不是“低調俱樂部”成員，但他代表着重慶臨時政府的另一股主和潮流。尤其在武漢失守後，面臨的一大堆困境差點沒把“孔方兄”給逼死。
武漢廣州都沒了，海岸線全被封鎖，爭取國際援助已有如畫餅充飢，實在看不出有多大可能性，而國內財政又極度困難，都快要到揭不開鍋的程度了。
老孔是一直撥拉算盤珠子的，他最清楚，以前中國的財政收入主要依賴於海關稅收，如今這些都成了浮雲，今後的日子可怎麼過。
他勸蔣介石，如果外援方面仍然沒有進展，而軍事方面又無十分把握，那還是試着和日本人“談和”吧。
蔣介石對此的答覆一律是：想入非非、可笑之至。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日本佔領廣州，似乎挺得意，可實際上，此舉不光使其戰區擴大和戰線拉長，而且勢必損害英美利益，這樣國際社會共同對日的可能性反而增大了。
這時的蔣介石已把爭取外援的重點完全放在了美國身上。
雖然美國佬也和英法一樣，怕把自己攪到中日之戰這潭渾水裡來，所以始終恪守中立，但他們那種大大咧咧的牛仔性格又決定了關鍵時候不會怕事，而且國際國內輿論每天都在變化，實際上就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爲了爭取美國的同情和加入，蔣介石不僅精心設計了“四行倉庫保衛戰”，還在《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之後，多次給羅斯福總統寫親筆信，並向美國報界頻頻喊話，就是希望美國拿出世紀初主持召開華盛頓會議的勇氣，慷慨出手，以解決此次“遠東大難”。
戰事的節節失利，領土的一再淪喪，這是蔣介石再怎麼遮也遮不住的，但他要表現的不是失利，而是勇氣：日軍一日不退出國土，“吾人決不終止吾人堅持之抗戰”！
美國牛仔與英國紳士相比較，身上總有一股濃厚的理想主義情結，蔣介石藉此發揮，因勢利導。
現在這個世界太過現實，最缺最貧乏的還是理想。現實當然不能漠視，可是理想也很重要，如果僅謀一時的安全，迴避神聖之義務，那這個世界成什麼了。
實際上，武漢會戰前後，在美國國務院和財政部內，已有很多人建議打破堅冰，對中國採取積極援助政策。這些有識之士均認爲，中國的抗戰很重要，可以阻止日本向其他地方，甚至美國直接進攻。
處於這種內外聲浪之下，羅斯福本人也漸漸認識到，一味向日本妥協要不得。過去給了“滿洲”，它又要華北，現在不得到整個中國也絕不會罷休，到最後就有可能威脅到美國自己了。
蔣介石的策略就相當於國際版的“合縱連橫”。中國要想贏，歸根結底還是得搭老大們的順風船。如果抗戰堅持到現在，讓美國人知道你們這兩家又“和”了，誰肯幫你？誰會幫你？
孔祥熙雖說與汪精衛曾同爲主和派，但在這種事上，他亦知輕重，蔣介石不讓幹，他就馬上把手縮了回去。
近衛和板垣都失望地發現，孔祥熙這條線旁邊雖然有些餘波，可是魚卻根本不敢上鉤，“宇垣工作”也沒有多少成功的可能性。
就在各項“對華工作”紛紛面臨失敗的時候，他們忽然想到了那個冒冒失失闖進東瀛的愣頭青。
對，他說起過汪精衛，顯見得後者與蔣介石分歧很大，當從此處入手。
近衛內閣隨之確定，以政治誘降來推動軍事進攻的策略不能丟。既然蔣、孔都誘不得，那就轉到汪精衛等“中國第一流人物”身上去。
日本軍部順藤摸瓜的“渡邊工作”（渡邊是高宗武代號）由此得以展開。
“黨內聖人”
所謂“渡邊工作”，由高宗武等人牽線，圍繞核心則是汪精衛。
汪精衛，廣東三水人，時任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曾和胡漢民一起被稱爲“黨內聖人”
如果拋開政治是非和在民族大義方面的失節，這其實是一個百裡挑一，甚至千里、萬里挑一的“好人”！
其一，長得帥。民國坊間流傳的四大美男中，汪精衛是排第一位的，少年時同樣風度翩翩的蔣介石甚至連榜單都沒能上得去。可見當時汪精衛的粉絲陣容曾是何等強大。
其二，有勇氣。他是最早跟隨孫中山的那批革命黨人，曾隻身謀刺攝政王載灃，事泄被捕後在獄中賦詩曰：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年紀輕輕就敢刺王殺駕，關進局子還能詩興大發。搞暗殺的革命黨人不少，但當年的汪精衛絕對是獨一份的。
其三，有才華。他善於演講，那水平就是在一羣靠嘴皮子混飯吃的政客們中間也絕對是麥霸級別。除了會講，他還會寫，筆桿子十分紮實，寫得一手漂亮文章，可謂文采風流，字字珠璣，一個代筆的《總理遺囑》寫到連孫中山自己都點頭稱是。
其四，有品格。當時的國民黨內，汪精衛被稱爲“黨內聖人”，個人品質幾乎無可挑剔，既不貪財，也不好色，“食色性也”這一套在他身上根本騰挪不開。
其五，有親和力。高宗武認爲“蔣先生冷酷，汪先生溫暖”，其實不是他一個人這麼看，周圍很多人都這麼評價。這裡面有性格的原因，也有修養的問題。
蔣介石只要一不順心，就拿衛士侍從出氣，這時候不幸站在他身邊的人就十分倒黴，不是挨耳光，就是要被臭罵一頓，常常需要宋美齡出來打圓場，而汪精衛無論何時何地，對周圍的人都十分和善，從無打罵衛士的事情發生。
孫中山生前的四大助手，負責政治的胡漢民剛正不阿，可是他人緣太差；負責財政的廖仲愷能得左派好感，卻又遭右派攻擊；負責軍事的蔣介石資歷聲望尚淺，還是個談不上有多少競爭實力的小弟弟。
一輪淘汰下來，只有負責黨務的汪精衛衆望所歸，成爲當仁不讓的“總理接班人”。
說到底，汪精衛跟胡漢民一樣，缺的也許就是槍桿子，所以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隨着時光推移，兩個“聖人”最終都鬥不過一個“軍人”，只能屈居人下。
政治高層的權力鬥爭，從來都是你死我活，汪、蔣的關係更是微妙，造成他們形如冰炭而不能相容的則是西安事變的發生。
當時因蔣介石生死不明，何應欽怕自己左右不了國民黨內的局面，就向此前正在國外養病的汪精衛發電報，催其回國主持政事。
汪精衛在回國的輪船上才得知，原來蔣介石已經獲救，可那時已經沒有辦法退回去了。
作爲蔣介石來說，政敵多矣，然而場面上爭奪都無所謂，最讓人痛恨的就是背後算計。那時他就認爲汪精衛是趁他危難之際，想趕回國搶班奪權的，因此非常氣憤，即使汪精衛親到溪口來見，都對之極爲冷淡。
兩人私下關係很差，在他們合作共事期間，可以說幾乎沒有哪個時候是真正和諧相處過的，但如果說以前的不和，還主要表現在一山不容二虎的權鬥因素的話，那麼隨着中日之戰的愈見殘酷，政見上的分歧則佔據了上風。
“七七事變”剛剛爆發時，汪精衛也慷慨激昂過，也說過即使犧牲都不能做傀儡，可是戰場上一個又一個的不斷失利，逐漸改變了他的看法，使他變得格外悲觀和失望起來，成爲“低調俱樂部”的主心骨。
淞滬會戰時，他一再問別人:你看這個仗，還能夠打下去嗎？然後不等對方回答，就不住地搖頭嘆息：茫茫前途，不知要變成什麼樣子。
失去南京、上海，汪精衛唉聲嘆氣，等到退守武漢，他更是不知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