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學啓沒有辜負曾紀澤對他的信任，他憑藉着先進的槍炮優勢，以及頑強的戰鬥力，先後擊敗了無錫太平軍的三次猛攻，程學啓守住了寶帶橋，並協助胡雪參部攻下了五龍橋等蘇州外圍多數要塞。
與此同時，吳長慶團也成功的擊退了由忠王李秀成親自指揮的數次成功，進佔虎丘、滸墅關，完全切斷了蘇州與無錫之間的聯繫，至此，淮軍徹底完成了對蘇州城的戰略包圍。
與此同時，左宗棠的楚軍也在浙江戰場節節勝利，迫使侍王李世賢不得不率軍撤回浙江。
浙江是李世賢的封地，金華作爲太平軍佔領地的首府，是左宗棠進取的最終目標。從1861年初楚軍建立之初，左宗棠即選擇以嚴州爲進攻金華的突破口，與太平軍在此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戰，但在李世賢出色的指揮下，整整一年的時間裡，楚軍都無所作爲。
今年初，湘軍對天京的圍攻，迫使李世賢不得率大軍與李秀成一同回援天京，這就給了左宗棠絕佳的機會。而左宗棠對火器的作用也相當的重視，其部楚軍雖較淮軍、湘軍爲少，但裝備的洋槍洋炮頗多，僅次於曾紀澤的淮軍。
在佔盡優勢的情況下，左宗棠重新發起了對嚴州，及金華外圍湯溪、蘭溪、龍遊三城的進攻，至5月末，攻陷四城，如此，則金華外圍的防線完全崩潰。
而就在左宗棠集結大軍，準備向金華這座李世賢苦心經營的要塞發起進攻時，守將劉政運動場卻因感到勢孤力單，竟是棄城而去，左宗左不戰而得金華重鎮，這多少令人感到出乎意料。
左宗棠在浙江戰場上進展之神速，甚至超出了曾紀澤的意料。大約是因爲淮軍在蘇州一線的攻勢太過凌厲，本就超前於歷史的進程，故而促使李秀成要求李世賢不顧浙江戰場的形勢，在離開天京之後，隨調大軍同歸保蘇。也正是因此，使得金華等地的太平軍守軍數量更爲減少，從而爲左宗棠的進兵減輕了難度。
曾紀澤意識到，他的穿越而來對歷史的大走向之影響，已經是越來的越明顯，也許再過不久，整個歷史的發展也許就要完全的擺脫原先的版本，到了那個時候，他還會有那麼敏銳而準確的判斷力嗎？
所以，他必須要儘可能的加強淮軍的實力，當他的實力強大到足以左右大局的走向之時，即使沒有那所謂的“先知先覺”，亦可以隨心所欲的按照自我的意願主宰形勢的發展。
爲了最大限度的扼制楚軍的發展，曾紀澤在蘇州戰場忙得不可開交之時，向南下的淮軍九、十、十一團發去命令，命陳慶國、鄭爽傑和許冠容三人立即對嘉興展開進攻。
而這三位被曾紀澤親手提拔的黃浦系將官也並沒有辜負他的信任，短短一個月的時間內，三個團就分別肅清了嘉興外圍的太平軍防禦要塞，從北、西、東三面對嘉興完成了包圍。
淮軍的南下攻勢立即引起了左宗棠的不滿，雖然嘉興仍爲太平軍佔領之下，但作爲浙江省的巡撫，左宗棠當然不能容忍淮軍進入他的地盤。
他這人一向自恃才高，名義上雖屬曾國藩屬下，但對待淮軍入浙這件事上，卻並沒有事先向曾國藩提出意見，而是直接一道摺子送到了北京，參奏曾紀澤的淮軍越境爭功。
目下剿滅太平天國的戰事已經到了收關階段，曾、左的淮軍楚軍都是清廷依靠的地方武裝，此件事涉及到兩軍之間的矛盾，清廷自然不好在這個時候責難任何一方。
不久之後，朝廷分下了兩道書，分別對曾、左二人大爲嘉獎一番，並強調兩軍要同心協力，凡事務必要以剿滅髮匪爲綱，不可妄逞私人意氣。
清廷是以調和者，而非評判者的身份處理他二人的紛爭，明面上並沒有偏袒，但其實卻是默認了淮軍的入浙是以“剿滅髮匪爲綱”。這也難怪，他曾氏父子掌握湘、淮二軍，是爲平定太平天國之亂的主力，而浙江畢竟不是主戰場，西太后在與恭親王商議之後，從大局着想，也只有委屈左宗棠的份了。
在調兵入浙的同時，蘇州戰場的淮軍攻勢反而暫時停止。淮軍在連續數月的作戰中，士兵頗有傷亡，需要一段時間的休整，以養精蓄銳進行下一步對蘇州的總攻。更重要的是，全部進口槍炮武裝的淮軍，彈藥消耗極大，每月從美國而來的軍火運輸船隻有十艘之多，儘管這樣，彈藥的庫存依然在不斷的減少，這也是曾紀澤下令暫時停止進攻的最主要原因。
從常勝軍到淮軍，彈藥一直是制約軍隊作戰的重要因素，儘管不久前成立的上海武器製造局，已經開始國淮軍生產彈藥，但由於製造局的規模，人員數量並不寬裕，所以生產能力十分有限，每月生產的彈藥，甚至還不夠兩個團一場戰鬥的消耗。
曾紀澤最終的目標是能使彈藥全國國產化，但在容閎從美國購買回下批的生產機器之前，除了督促技工們日夜輪班趕製彈藥之外，丁日昌的武器製造局並無其他提高生產能力的有效手段。淮軍的彈藥供給，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依然需要依賴進口來滿足。
巡撫府。
前線戰事漸止，曾紀澤抽空回到了上海，等待他的是堆積如山的批文，這些批文都涉及到了軍政要事，周馥等人無權替曾紀澤批覆，故而只攢到他回來。
令曾紀澤稍感欣慰的是，除了令他頭痛的批文之外，等待他的還有幾名他欣賞已久的人才。其中之一就是廣東人伍廷芳，這是曾紀澤開幕之初選定的精通英語的留英法學博士，早在年初曾紀澤就派人前往香港尋訪，並邀請他加入幕府，一直未有音詢。曾紀澤原以爲他是不願意，而今秋末之時突然抵達上海，無疑是一個驚喜。
幾乎與伍廷芳同時抵達上海的還有另外三名曾紀澤迫切需要的人才，他們分別是李善蘭、徐壽、華蘅芳，此三人俱是當世傑出的西學人才，不但通曉英語，所學還涉及幾何、力學、礦產、醫學、天文等多個學科。
如果說馮桂芬可以爲曾紀澤的變革大業提供理論支持的話，那這三人便能將理論化爲實際，以所學的科學知識操辦實業。他三人原在曾國藩的安慶軍械局下工作，是在曾紀澤再三的請求之下，曾國藩才放他二人來滬助曾紀澤操辦洋務。
曾紀澤設宴爲他四人接風洗塵，以前曾紀澤與那些保守的清國官吏們談話時，總有一種在和原始人說話，對牛彈琴的感覺。而這四人雖不如曾紀澤這般眼界開闊，但思想卻遠較那些迂腐保守的官吏們開化，所以把酒攀談之間，分外的投機。
“曾大人，我等從安慶來之前，聽說北京在恭親王的主持之下，開辦了一所‘同文館’，專門培養精通歐美語言的翻譯之才。所以我想請大人奏請朝廷，在上海也開辦一家同文館。”李善蘭迫不及待的向曾紀澤進言。
徐壽附合道：“西學學科極廣，而我國目前所有的西學書籍卻少得可憐。大人一力主張‘師夷長技’，而師夷的根本就是要培養精通西學的人才，而培養西學人才，就如我們讀四書五經一樣，必須要有大量的西學書籍。竟芳的建議，也正是我的想法，還請大人能夠準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