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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高利耶夫是否感覺到周圍涌起一股警覺的氣氛，所有人的姿勢都凍結不動了？他是否注意到，史柯戴諾與狄·席爾斯基的眼睛追索着史邁利毫無表情的臉，凝神注視？還有，米莉·麥克雷格靜悄悄地溜進廚房，再次查看她的錄音機，以免在狠心上帝的作爲下，主機與備用的機器都同時故障？他是否注意到，耐心地舔着拇指與食指，翻動筆記本的史邁利，此刻幾乎像東方隱士般謙遜自抑，完全沒有興趣似的把整個身體縮進那件滿是皺摺的棕色斜紋旅行外套裡？
至少，託比全注意到了。託比坐在電話旁的陰暗角落裡，從這個視野極佳的位子，他可以觀察到房間裡的每一個人，卻又讓別人無法觀察他。就算是一隻蒼蠅飛過地板，託比那銳利的目光也能記錄下它完整的冒險旅程。託比甚至描述了自己的症狀，頸周的部分有發熱的感覺，喉嚨和胃的肌肉都打結了。託比不僅忍受了這些不適，還把這些牢牢記住。但是，格里高利耶夫是否對這些氣氛有反應，又是另一回事了。他很可能仍只沉迷在以自己爲中心的角色裡。電話的勝利刺激了他，振奮起他的自信心。顯然如此，因爲當他再次發言時，他首先陳述的，不是有關卡拉處的事，而是他身爲小娜塔莎愛人的英勇行爲：“像我們這種年紀的人，需要一個這樣的女孩。”他對託比眨眨眼，“她們會讓我們變回年輕人，像我們以前一樣。”
“很好，你獨自飛到莫斯科。”史邁利非常急躁地說，“會議進行期間，你被找去參加一場面談。請從這裡開始。我們不能浪費整個下午，你知道的。”
會議從禮拜一開始，格里高利耶夫順從地重新開始他的正式告白。到了禮拜五下午，我回到招待所，收拾東西，打算帶到愛芙朵琪亞的公寓，共度我們的小小週末。但是，卻有三個男人找上我，命令我跟他們上車，也沒多作解釋，比你們還不如——瞄了託比一眼——說我受命接受一項特殊任務。在路上，他們告訴我說，他們是莫斯科中央第十三處的人，在莫斯科官場，每個人都知道那個單位全是精英。我的印象是，他們是聰明人，幹他們那一行的人，請恕我這麼說，才智都不太高，但他們超過一般的水準。我感覺他們可能是官員，而不只是打雜的人。儘管如此，我並不太擔心。我相信，一定是因爲某些機密事務需要我的專業經驗，就是這樣。他們很殷勤，所以我甚至有些飄飄然……
“路程花了多少時間？”史邁利一面打斷他的話，一面還在寫字。
穿過市區，格里高利耶夫模糊地回答。穿過市區，然後駛進鄉間，直到天黑。直到我們見到一個像僧侶的小個子男人，坐在一間小房間裡，看着應是他們的主子。
再一次，託比認爲自己見證了史邁利控制這種場面的不凡能力，而這也正是史邁利專業能力的最佳證明，當然也證明了他對格里高利耶夫的完全控制。在格里高利耶夫冗長的敘述過程中，他從來沒有一句過度急切的追問，聲音的抑揚頓挫裡也從來沒有一絲最微小的破綻來背離他在這場審問裡爲自己設定的無個性角色。託比堅稱，史邁利掌控整個場面，“像手上握着畫眉鳥的蛋”。舉止稍有不慎，就可能毀了一切，但他絲毫沒有。而託比更喜歡把卡拉的真正身影首度出現這個關鍵的一刻，奉爲至高無上的典範。其他的審問者，在聽到“一個像僧侶的小個子男人，看似他們的主子”時，一定會催促對方多作描述，比如他的年紀、階級，他身上的衣服、抽的煙，你怎麼知道他是他們的主子？但史邁利沒有。史邁利強掩不耐煩似的用原珠筆敲着簿子，用備受折磨的聲音告訴格里高利耶夫，自此而後，請別省略事實的細節：
“讓我再問一次。路程花了多少時間？請就你所記得的，儘量精確描述。讓我們從這裡繼續。”
格里高利耶夫垂頭喪氣地道歉。他會說，車子以相當快的速度開了約四小時，先生，也許更久。他現在想起來，中途他們兩度停下來去上廁所。在四小時之後，他們進到一個戒備森嚴的區域——不，先生，我沒看見告示標誌，警衛都穿便服——然後又開了至少半個小時，才抵達中心。像個夢魘，先生。
再一次，史邁利出聲反駁，建議他別那麼激動。這怎麼會是夢魘呢，他想知道，格里高利耶夫不是剛剛纔說自己並不害怕？
好吧，不完全是夢魘，先生，更像是一場夢。在這個階段，格里高利耶夫越來越覺得自己是個貧困的農民，被帶到地主——他用俄文說出這個名詞，託比加以翻譯——面前。所以他並不害怕，先生，因爲他無法控制這些事，所以也沒有人能責怪他。但當車子終於停下來，一個男子伸手抓住他的手臂，警告他說，從此時開始，他的態度要完全改變。“你將要見到蘇聯偉大的鬥士，也是極有權勢的人士。”那人告訴他，“如果你對他不尊敬，或企圖說謊，你可能再也見不到你的妻子和家人。”
“這人叫什麼名字？”格里高利耶夫問。
但那人毫無笑容地回答說，這位偉大的蘇聯鬥士沒有名字。格里高利耶夫問是不是卡拉本人，因爲他知道第十三處首腦的化名叫卡拉，但那些人還是隻說，偉大的蘇聯鬥士沒有名字。
“所以，夢境就開始變成夢魘，先生。”格里高利耶夫低聲下氣地說，“他們也告訴我說，我應該告別我的愛情週末。小愛芙朵琪亞會另尋新歡，他們說。然後，其中一個人笑起來。”
此時，極大的恐懼攫住他，格里高利耶夫說。接着，他踏進第一個房間，邁向第二扇門，他害怕得雙膝發抖。他居然還有時間替他心愛的愛芙朵琪亞擔心。這個超乎尋常的人是誰，他心懷恐懼地想，他甚至比格里高利耶夫自己還要先知道，他允諾與愛芙朵琪亞共度週末？
“所以你敲了門。”史邁利一面說，一面寫着。
他叫我進去！格里高利耶夫繼續敘述。他坦誠告白的熱忱一發不可收拾，他對審問者的依賴也一樣不可收拾。他的聲音變大了，他的手勢更豐富了。託比說，他彷彿是想用肢體的動作誘使史邁利擺脫沉默寡言的態度；然而事實上，是史邁利佯裝的漠不關心的態度，誘使格里高利耶夫更加奔放。我發現自己置身在一個不大也不豪華的辦公室，先生，不太符合資深官員與偉大蘇聯鬥士的身份。那是個小房間，簡陋得像監獄牢房，中央有一張舊木桌，還有一張供訪客坐的硬椅子：
“想像一下，先生，一位偉大的蘇聯鬥士與權貴人士！他所擁有的，就只有一張舊書桌，惟一的照明是一盞劣質的燈！書桌後面，就坐着那位教士，先生，一個完全不裝模做樣、沒有虛僞矯飾的人——一個經驗豐富的人，我敢說——一個根植於自己國家的人。他的眼睛很小，目光直率，灰色短髮，抽菸時習慣雙手交握。”
“抽什麼？”史邁利問，一面還在寫。
“嗯？”
“他抽什麼？這個問題夠簡單了。菸斗，香菸，還是雪茄？”
“香菸，美國煙，整個房間都是香菸的味道。就像在波茨坦一樣，當時我們和柏林來的美國官員談判。我想‘如果這個人一直都抽美國貨，那麼他一定是個很有影響力的人。’”格里高利耶夫興奮地轉頭面向託比，用俄文再說一次重點。抽美國煙，持續地抽，他說，想想看，要拿到這麼多香菸，得花多少錢，需要多少影響力！
接着，史邁利依舊秉持他那賣弄學問的神態，要求格里高利耶夫表演一下什麼叫抽菸時“兩手交握”。他面無表情地看着格里高利耶夫從口袋裡掏出一支棕色的木質鉛筆，圓胖的雙手在面前相扣，鉛筆握在兩手之間，笨拙地把筆塞進嘴裡，就像有人用兩手握馬克杯喝東西似的。
“就是這樣！”他解釋說，心情再度變得輕鬆愉快，高聲笑着用俄文對託比大叫，但託比覺得不適合翻譯，事後在記錄中也只寫着“穢語”二字。
教士命令格里高利耶夫坐下，然後花了十分鐘，詳盡描述格里高利耶夫與愛芙朵琪亞愛情故事的細節，以及他的另外兩段婚外情，一段在波茨坦，一段在波恩，對象都是他的秘書，最後不知爲何都上了他的牀。此時，如果格里高利耶夫所言屬實的話，他表現出了勇敢的行爲。他站起來，追問道，他穿越大半個蘇聯，難道就是爲了來參加道德法庭的審判：“和秘書睡覺又不是很罕見的事，即使在政治局也是如此。我向他保證，我沒和外國女孩有越軌的行爲，只有蘇聯女孩。‘這我也知道，’他說，‘但這對格里高利耶娃來說可沒什麼差別。’”
接着，還是很讓託比驚訝的，格里高利耶夫又爆出一陣嘶啞的笑聲；雖然狄·席爾斯基和史柯戴諾也謹慎地跟着笑起來，但格里高利耶夫的笑聲比其他人都持續得更久，所以他們只好等待笑聲停歇。
“請告訴我們，拜託，爲什麼你稱爲教士的這個人會找你去？”史邁利縮在他的棕色外套裡說。
“他告訴我說，第十三處在波恩有一項特別的任務要交給我。我不應該向任何人透露，包括我的大使在內，這項任務對他們來說太過機密了。‘但是，’教士說，‘你應該告訴你的妻子。依據你個人的狀況，你不可能保有任何秘密，又不讓妻子知道。這我很瞭解，格里高利耶夫。所以告訴她吧。’他說得一點都沒錯。”格里高利耶夫評論說，“他真是聰明！這個男人顯然很瞭解人情世故。”
史邁利翻過一頁，繼續寫着。“請繼續。”他說。
首先，教士說，格里高利耶夫要開一個瑞士的銀行賬戶。教士交給他十張百元鈔票，共計一千瑞士法郎，告訴他用這筆錢去開戶。他的賬戶不能開在波恩，因爲那裡的人知道他的身份；也不能開在蘇黎世，因爲那裡有一家蘇聯貿易銀行。
“瓦茲荷銀行，”格里高利耶夫毫無必要地解釋說，“有很多正式和非正式的轉匯都通過這家銀行。”
不能在蘇黎世，而要在距離波恩幾公里之外的小城——圖恩。他應該用瑞士人的身份，以葛拉瑟的名義開設賬戶。“但我是個蘇聯外交官！”格里高利耶夫反駁說，“我不是葛拉瑟，我是格里高利耶夫！”
教士毫不退縮地交給他一本瑞士護照，名字是阿道夫·葛拉瑟。教士說，每一個月，賬戶會收到幾千瑞士法郎，有時甚至會有一萬或一萬五千。格里高利耶夫會知道這些錢的用途。這是非常機密的事，教士耐心地複述，要嚴守機密，有利誘也有威脅。就像史邁利自己在一個小時之前所做的一樣，教士毫不客氣地一一詳
述。“先生，你應該看看他面對我時的沉着態度。”格里高利耶夫難以置信地對史邁利說，“他的冷靜沉着，他的威嚴權勢，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改變。如果是在棋局裡，他一定會大獲全勝，因爲他膽識過人。”
“但他並不是在玩棋。”史邁利冷淡地反駁。
“先生，沒錯。”格里高利耶夫贊同，悲傷地搖着頭繼續述說他的故事。
有利誘，也有威脅，他又說了一次。
威脅是，格里高利耶夫所屬的部會將收到消息，說他拈花惹草，不值得信賴，如此一來，他將永遠無法再獲派國外任職。這將毀了格里高利耶夫的事業，以及他的婚姻。很嚴重的威脅。
“這對我來說真是太可怕了。”格里高利耶夫毫無必要地加上一句。
接下來是利誘，而且誘因甚豐。如果格里高利耶夫善盡義務，嚴守機密，他的事業將飛黃騰達，他的出軌行爲也會被視而不見。在波恩，他將有機會搬到更宜人的住所，足令格里高利耶娃雀躍；他也會得到一筆錢，購買一輛符合格里高利耶娃品位的進口車；同時他也不必再仰賴大使館的司機，雖然司機大多是“鄰居”，但還不夠格參與這項大機密。最後，教士說，他會加速升職爲領事，以便解釋他生活水準的提升。
格里高利耶夫看着他倆之間的那張書桌，目光掃過一沓瑞士法郎，接着是瑞士護照，接着又回到教士臉上。他問道，如果他說自己寧可不參與這項工作，會有什麼樣的後果。教士點點頭。他對格里高利耶夫說，他也考慮過第三種可能性，但很遺憾的，因爲需求的迫切，讓他無法有其他的選擇。
“那麼告訴我，我應該怎麼用這些錢？”格里高利耶夫說。
這是例行的工作，教士回答說，也是格里高利耶夫獲選的另一個原因。“在例行的事務方面，我聽說你表現很出色。”他說。雖然此刻他對教士所說的話有些毛骨悚然，但不免因教士的評價感到自豪。
“他聽到我的一些正面報告。”他欣然對史邁利解釋道。
然後，教士告訴格里高利耶夫那個瘋女孩的事。
史邁利一動也不動。他動筆時，眼睛幾乎閉上了，但他還是寫個不停，儘管天知道他在寫些什麼東西，因爲喬治從來就沒想過要在紙上留下任何東西，即使是微不足道的蛛絲馬跡也沒有。但自此刻起，託比說，在格里高利耶夫說話時，喬治會從他外套領子裡擡起頭來，看着格里高利耶夫的手，甚至臉。而其他時候，他卻像飄離房間裡的每一件事物、每一個人。米莉·麥克雷格站在門廊裡，狄·席爾斯基和史柯戴諾像雕像一樣紋絲不動，而託比只爲格里高利耶夫祈禱着。“繼續說，我的意思是，不計代價地說，誰在乎？我們都聽說過卡拉的本領。”
教士說他會毫無隱瞞，他對格里高利耶夫如此保證——除了格里高利耶夫之外，房間裡的其他人都瞭解，這就是有什麼要隱瞞的前奏。
教士說，在瑞士的一傢俬人精神療養院裡，有一個飽受精神分裂症折磨的女孩。“在蘇聯，這種疾病並沒有被充分的瞭解。”教士說。格里高利耶夫回憶起自己還曾被教士決絕的語氣深深感動。“診斷和治療都因政治考慮而變得複雜。”教士繼續說，“這個叫亞莉珊卓的孩子在我們的醫院接受過四年的治療，被醫生指控許多罪狀。‘偏執的改革主義與虛妄錯誤的思想……過度高估個人人格……對社會環境適應不良……過度膨脹自身能力……資產階級墮落的性行爲。’蘇聯的醫生一再要她拋棄那些不正確的思想。這根本不是醫療。”教士頗爲不悅地對格里高利耶夫說，“根本就是政治。在瑞士的醫院裡，對這些事有比較進步的態度。”因此名叫亞莉珊卓的孩子必須到瑞士去。
格里高利耶夫此時已然瞭解，這位高級官員親自負責這個女孩的問題，也對每一個細節都很清楚。格里高利耶夫竟已開始爲她難過。她是一位蘇聯英雄的女兒，教士說，這位蘇聯英雄以前是紅軍軍官，後來僞裝叛國，周旋於反革命的沙皇主義分子之間，在巴黎過着艱苦的生活。
“他的名字，”教士允許格里高利耶夫知曉這項最高機密。“他的名字，是歐斯特拉柯夫上校。是我們最頂尖，也是最有行動力的情報員。我們靠他掌握了巴黎反革命沙皇主義分子的情報。”
託比說，房裡的人，聽到這個已死的蘇聯叛徒突然被奉若神明，並沒有表現出任何一絲驚訝的神色。
格里高利耶夫說，教士開始述說英勇情報員歐斯特拉柯夫的生平事蹟，同時也讓格里高利耶夫瞭解情報工作的秘密世界。爲了避免引起帝國主義情報機構的警覺，教士解釋說，必須爲情報員捏造出身或假的生平，使情報員能讓反蘇聯分子接受。因此，歐斯特拉柯夫表面上是紅軍叛徒，先是“逃往”西柏林，接着又轉往巴黎，妻子與女兒則留在莫斯科。但爲了確保歐斯特拉柯夫在巴黎流亡團體裡的地位，不得不讓他妻子爲丈夫的叛逃行爲而受懲罰。
“因爲，”教士說，“如果帝國主義間諜得到情報說，叛國者與變節者的妻子歐斯特拉柯娃，在莫斯科過着很好的生活——例如，接收她丈夫的薪水，或佔住同一間公寓——想想看，這會對歐斯特拉柯夫的信任度造成多大的影響！”
格里高利耶夫說他能想像得到。但是教士的態度，他對房裡其他人解釋說，毫無霸氣，反而以平等的態度相待，這無疑是出於對格里高利耶夫學術素養的尊重。
“無疑。”史邁利說，記了下來。
因此，教士有些突如其來地說，歐斯特拉柯娃和女兒亞莉珊卓，在她丈夫的妥善安排下，遷移到偏遠的省份，有一間房子可住，有不同的名字，甚至——她們爲求謹慎且大公無私——在必要時也有她們自己的出身背景故事。教士說，這在獻身機密工作的人來說，是痛苦的現實。想想看，格里高利耶夫——他別有深意地繼續說——想想看，這種被剝奪一切、欺瞞隱匿，甚至心口不一的生活，會在生性敏感，甚至已有些不平衡的女兒身上造成何等影響。父親不在身邊，他的名字又要從她的生活中連根拔除！而移居安全處所之前，母親也必須忍受衆人的羞辱！你將心比心，教士說，你，身爲父親，將心比心正值青春年華的少女，年輕易感的心靈要承受多大的壓力！
面對如此有力的滔滔論述，格里高利耶夫很快就說，身爲父親，他很能體會這樣的壓力。而此時，託比突然想到，或許其他人也都這樣想，格里高利耶夫真的如他自己所言，是一個有人性且高尚的人，只是他陷入了自己無法理解、無法控制的事件之中。
最近幾年，教士繼續用深感遺憾的聲音說，亞莉珊卓——或者，如她所自稱的，塔蒂亞娜——在她所居住的那個省份，惹是生非，破壞社會秩序。由於承受太大的壓力，她做了許多犯罪的事兒，包括在公共場所縱火、偷竊。她和一些假冒知識分子的罪犯，以及一些難以想像的反社會分子鬼混。她隨便與男人上牀，常常一天好幾個。起初，在她被捕時，教士和他的助手還能壓下一般的法律程序，私下解決。但慢慢的，因爲安全方面的原因，這項保護措施也被撤銷了。亞莉珊卓不只一次被送進專門治療不滿社會現狀分子的精神病院，結果卻更糟，就像教士之前所說的一樣。
“有好幾次，她還被監禁在正規的監獄裡。”教士低聲說。然後，據格里高利耶夫說，他結束了這個悲傷的故事。“你一定能完全理解，親愛的格里高利耶夫，身爲一位學者，一位父親，一位俗世之人，你一定能瞭解，我們這位獨自流亡巴黎的英勇情報員歐斯特拉柯夫，聽到他女兒情況持續惡化的消息，會有多麼難熬。”
再一次，教士通過這段故事所傳達的情感，打動了格里高利耶夫，他稱這份情感爲絕對的個人責任感。
聲音依舊冷淡單調的史邁利又打斷他的敘述。
“母親人在哪裡？領事，你的教士怎麼說？”他問。
“死了。”格里高利耶夫回答說，“她死在偏遠的省份裡。也就是她被送去的那個省份。當然，她是用另一個名字下葬的。根據他告訴我的故事，她是死於心碎。這也對教士在巴黎的英勇情報員造成很大的負擔。對蘇聯當局也一樣。”
“理所當然。”史邁利說，他嚴肅的氣息也感染了房裡其他四個紋絲不動的人。
最後，格里高利耶夫說，教士簡要說明格里高利耶夫被召來的原因。歐斯特拉柯娃的去世，加上亞莉珊卓悲慘的命運，對莫斯科這位英勇情報員的生活造成重大影響。他甚至一度企圖放棄其至關重要的工作，返回蘇聯，照顧他這個失去母親、又心智失常的女兒。無論如何，最後達成了一項各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既然歐斯特拉柯夫不能回到蘇聯，他的女兒就必須前往西方，住進私人療養院，讓父親隨時可以去探訪她。就這個目的而言，法國太過危險，但越過毗鄰的瑞士，就可以讓她遠離歐斯特拉柯夫那些反革命夥伴懷疑的目光，接受治療。身爲法國公民，父親可以爲女兒取得身份與必要的文件。已找到適合的療養院，從波恩開車過來不遠。現在格里高利耶夫必須做的，就是照顧好這個孩子，從她抵達的那一刻起。他必須去探望她，付錢給療養院，每週向莫斯科報告她的境況，好讓消息同時傳達給她父親。這是開設銀行賬戶的目的，也是教士給格里高利耶夫瑞士身份的作用。
“而你同意了。”格里高利耶夫略一停頓，史邁利便說，大家都聽見他的筆在紙上疾書的颯颯聲。
“不是馬上。我先問他兩個問題。”格里高利耶夫說，很古怪地有些自鳴得意的味道，“我們學術界的人沒那麼容易被騙，你瞭解的。首先，我當然先問他，我們國家安全部派駐在瑞士有那麼多人員，爲什麼不找其中一個來執行這項任務呢？”
“很好的問題。”史邁利很罕見地帶着恭賀的態度說，“他怎麼回答？”
“這個工作太過機密了。他說，機密就必須滴水不漏。他不希望歐斯特拉柯夫的名字和莫斯科中央主流的人扯上關係。他說，如果照現在的安排，即使有漏洞，也只有格里高利耶夫個人要負責任。我可不喜歡這樣的擡舉。”格里高利耶夫一面說，一面對狄·席爾斯基露出一個不太自然的虛弱微笑。
“你的第二個問題呢，領事？”
“是關於在巴黎的那位父親，他是否常來探訪？如果父親經常來訪，那麼我充當代理父親的地位就有些多餘。可以作一些
安排，直接付錢給療養院，然後父親可以每個月從巴黎來，關心自己女兒的健康。對於這一點，教士說父親不能常來，更不用說和亞莉珊卓談話。但他又前言不搭後語地加上一句，女兒的情況真是她父親最沉痛的問題，所以可想而知，父親可能根本不會來探訪她。他告訴我說，能替蘇聯偉大的情報英雄擔負這項重要任務，我應該覺得很光榮。他的態度變得嚴肅起來。他告訴我，我沒有資格用門外漢的邏輯來質疑專業的考量。我道歉。我告訴他，我真的覺得很光榮。能在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盡一己之力，我覺得很驕傲。”
“但你心裡還是半信半疑？”史邁利試探地問，再次擡起頭，停下筆。
“沒錯。”
“爲什麼？”
起初，格里高利耶夫似乎也不確定是爲什麼。或許是因爲從來沒有人要他說出心中真正的感受。
“也許你不相信教士？”史邁利暗示說。
“那個故事有太多前後不連貫的地方。”格里高利耶夫皺起眉頭說，“當然，就情報工作來說，難免如此。但是，有很多東西讓我覺得不太可能或不符實情。”
“你能解釋爲什麼嗎？”
格里高利耶夫沉浸在告解的舒暢情緒中，再次忘了自己身陷險境，竟露出了優越的微笑。
“他太感情用事了。”他說，“事後，第二天，我躺在愛芙朵琪亞身邊，和她討論這件事，我問自己：教士和那個歐斯特拉柯夫之間是什麼關係？他們是兄弟？是老同志？他們帶我去見的這個偉大的人，這麼有權勢，這麼神秘——他在世界各地策劃陰謀，施加壓力，討論特殊行動。而當我，格里高利耶夫，和他坐在一起，談着某人的瘋女兒時，我覺得自己像是在讀着他最私密的情書。我告訴他說：‘同志，你告訴我太多了。我不需要知道的事，就別告訴我吧。只要告訴我該怎麼做。’但他告訴我說：‘格里高利耶夫，你必須當那個女孩的朋友。這樣你就是我的朋友。他父親坎坷的一生對她造成很壞的影響。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誰，也不知道自己的歸屬。她高談自由，卻根本不管自由的意義是什麼。她是受資產階級幻想毒害的犧牲者。她滿口都是不適合年輕女孩的下流言語。她活在謊言的世界裡，完完全全瘋了。但這不是她的錯。’然後我問他：‘長官，你見過這個女孩嗎？’但他只對我說：‘格里高利耶夫，你必須成爲她的父親。她的母親也受過很多折磨。你一定能體會這些事。在最後幾年，她變得憤世嫉俗，甚至支持女兒的反社會幻想。’”
格里高利耶夫沉默許久，令託比·伊斯特哈斯很欣喜地歇一口氣，因爲格里高利耶夫花了幾個小時談論卡拉對那位小姐的安排，已經讓他頭昏眼花了。
“我覺得他仰賴我。”格里高利耶夫又開始敘述，“我覺得他不只隱藏了事實，也隱藏了情感。”
格里高利耶夫說，當然還有些具體的細節要了解，教士都一一詳述。管理那家療養院的是一個白俄女人，修女，原本是在耶路撒冷的蘇聯東正教團體服務，是個心地很好的女人。在這些問題上，我們不能太政治取向，教士說。這個女人在巴黎與亞莉珊卓會面，陪她到瑞士去。療養院有說俄文的醫生。這個女孩因爲母系血統的關係，也能講德文，但常常不願講。就是因爲這些因素，再加上地理位置的偏遠，所以選擇了這家療養院。匯到圖恩銀行的錢足以支付療養院的費用和每個月高達一千法郎的醫護費，此外，還可以支配格里高利耶夫新生活所補給的秘密津貼。如果格里高利耶夫覺得需要，還有更多的錢可以提供；他不被允許保留任何賬單或收據；如果格里高利耶夫有欺騙的行爲，教士很快就會知道。他應該每週探訪療養院，支付賬單，並親自了解那個女孩的情況；駐波恩的蘇聯大使館會得到通知說，格里高利耶夫被賦予秘密工作，因此可以享有某些彈性。
接着，教士談到格里高利耶夫與莫斯科聯繫的問題。
“他問我：‘你認識信差克拉斯基嗎？’我回答說，我當然認識這個信差；克拉斯基每個禮拜都會到大使館一次，有時候還來兩次，都是和他的夥伴一起。如果你和他交情不錯，他可能會直接從莫斯科幫你帶一條黑麪包來。”
教士說，以後，克拉斯基每週四到波恩時，會在傍晚私下與格里高利耶夫接觸，不是在格里高利耶夫家裡，就是在他大使館的房間裡，但最好是在家裡。克拉斯基來不會討論任何機密的事，只會交給格里高利耶夫一個信封，裡頭有他在莫斯科的姑媽寫的私人信函。格里高利耶夫必須把信放在安全的地方，然後按照指示，在特定的溫度下，加上三種在一般市場很容易取得的化學溶液——教士說出三種化學溶劑的名稱，格里高利耶夫此時一一複述。教士說，如此一來，信上就會浮現文字，告訴格里高利耶夫下次探訪亞莉珊卓時該問哪些問題。在與克拉斯基會面時，格里高利耶夫也要交給他一封給姑媽的信，信中詳述妻子格里高利耶娃的近況，當然，事實上是向教士報告亞莉珊卓的近況。這就是所謂的文字密語。以後，倘若需要，教士也會提供給格里高利耶夫秘密通訊器材，但在目前，只用給格里高利耶夫姑媽的密語信就可以了。
然後，教士交給格里高利耶夫一張醫療證明，署名的是一位知名的莫斯科醫生。
“你在莫斯科的這段期間，因爲緊張與工作過度的關係，有輕微的心臟病發作。”教士說，“醫生建議你常騎腳踏車，改善你的健康狀況。你的妻子也該陪你一起去。”
無論是騎腳踏車還是走路到療養院，教士解釋說，格里高利耶夫都可以避免汽車上的外交牌照曝光。
因此，教士要他去買兩輛二手腳踏車。一整個星期裡，哪一天最適合格里高利耶夫去療養院探訪，也是個問題。星期六是一般的探訪日，但那太危險了；有些病人的親朋好友來自波恩，“葛拉瑟先生”的身份也有被識破的風險。所以他們知會院方星期六不可行，於是破例在每週五下午允許探訪。大使不會反對，但格里高利耶夫如何能在大使館例行的工作日裡每週五缺席呢？
沒問題，格里高利耶夫回答說。大使館允許工作人員週五和週六互調，因此，格里高利耶夫只要申請在星期六工作就可以了，這樣他就可以空出星期五來。
格里高利耶夫的告白到此結束，他對聽衆露出一個短暫、淺淡的微笑。
“在星期六，有一個簽證部門的女孩剛好也在工作。”他對着託比眨眼，“所以我們可以一起享受一些隱秘時光。”
這一次，大家的笑聲不像之前那麼熱烈。時間，就像格里高利耶夫的故事，已用盡了。
他們回到他們開始的地方。突然之間，只有格里高利耶夫自己要擔心，只有格里高利耶夫要處理，只有格里高利耶夫要保護。他坐在沙發裡，裝出笑容，但傲慢的氣息已離他遠去。他順服地扣緊雙手，目光逐一掃過他們身上，彷彿期待接受指令。
“我太太不會騎腳踏車。”他帶着憂傷的微笑說，“她試過很多次。”她的失敗對他似乎事關重大。“教士從莫斯科寫信告訴我：‘帶你太太去看她。或許亞莉珊卓也需要母親。’”他搖搖頭，表情呆滯。“她不會騎。在這麼重大的機密事件裡，我怎麼能跟莫斯科說，格里高利耶娃不會騎腳踏車？”或許自史邁利擔負執行官角色以來，此刻正是最大的考驗，因爲他幾乎已將暫時的情報來源格里高利耶夫，轉變成適時棄暗投明的投誠者格里高利耶夫。
“領事，無論你的長期計劃是什麼，請你繼續留在大使館，至少在接下來的兩個星期裡。”史邁利合上筆記本，正色說，“如果你照我的提議做，將會獲得熱烈的歡迎，將可以選擇在西方的某處展開新生活。”他把筆記本塞進口袋，“但下個星期，你不能去探訪亞莉珊卓。你告訴你太太，這是你今天和克拉斯基會面討論的結果。下個星期四，信差克拉斯基交給你信時，你照常收下，但事後告訴你的太太，亞莉珊卓仍無法會面。用神秘的態度對付她。用神秘矇蔽她。”
格利高利耶夫接受他的指令，不安地點點頭。
“我必須警告你，無論你是犯了最微小的錯誤，或者嘗試耍花樣，教士都會發現，並且毀了你。你也將失去接受西方熱忱款待的機會。清楚了嗎？”
他們給格里高利耶夫聯繫電話，對他說明從電話亭打到電話亭的程序，史邁利違反一切交易守則地准許格里高利耶夫寫下來，因爲他知道不寫下來，這人根本不可能記得住。所有的事都交代清楚後，格里高利耶夫帶着若有所思的頹喪心情離去。託比載他到安全的地點，放他下車，然後回到公寓，舉行簡短的告別會議。
史邁利坐在同一張椅子上，雙手合掌，靠在脣邊。其他人在米莉·麥克雷格的命令下，忙着收拾善後——擦拭、拂塵、清菸灰、倒垃圾，清除掉所有的痕跡。託比說，每一個在場的人，除了他自己和史邁利之外，都要立刻離開，監視小組也一樣。不是今夜，不是明天，是現在。他們正坐在巨大的時間炸彈上：或許就在此時，格里高利耶夫在急欲告白的衝動下，把整個故事，對他那個可怕的老婆全盤托出。如果他告訴愛芙朵琪亞有關卡拉的事，那有誰能確定他不會告訴格里高利耶娃，不會告訴小娜塔莎，他今天與喬治的懇談？沒有人會覺得被拋棄了，沒有人會覺得被踢走了。他們完成了偉大的工作，他們會很快再相見，爲成功加冕。他們握手道別，甚至掉一兩滴眼淚，但成功在望的遠景，讓每個人都滿心喜悅。
當衆人散去，史邁利沉默地一動不動地坐着。他有什麼感覺呢？表面上看，這是他獲得極高成就的時刻。他已完成了自己所計劃的一切，甚至猶有過之，儘管他爲達目的不得不訴諸卡拉的伎倆。他獨力完成一切。今天，在短短几個小時裡，他就擊潰並策反了卡拉親手挑選的幹員。他孤立無援，甚至還受到那些後來召他回來服務的人的阻撓。他一路獨力奮戰，直到此刻，他可以坦然地說，他已衝破了最後一道重鎖。年歲已大，但他的專業技巧登峰造極；在整個職業生涯中，這是第一次，他比夙敵更佔上風。
另一方面，他的夙敵出乎意料地竟清晰展現了其人性的一面。他不是史邁利竭力追索的那頭野獸，不是那個徹頭徹尾的瘋子，不是機械。他是一個人。而這人的落敗，倘若史邁利選擇讓這樣的結局發生的話，全都只因過度沉重的愛。歷盡生命滄桑的史邁利，對於這個弱點了然於胸。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