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加強街道人大工作和建設的幾個問題
2015年中共中央第18號文件（《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關於加強縣鄉人大工作和建設的若干意見》）和根據文件新修訂的幾個法律都對人大街道工作機構有明確的說法和規定，這就使得人大街道工作機構獲得了明確的法律地位。應該說，區縣人大常委會在街道設立工作機構，從起始來說，已經有了20年的歷史；就北京來說，也已經有了16年的歷史，而且在全國各地已經非常普遍。這件事情歷時20年之後，終於獲得中央的認可而且進入了國家法律文本；我作爲北京最初開展這方面工作的當事人之一，感到很欣慰。今天能夠有機會給大家介紹點情況，進行些交流，也感到很高興。
一、關於在街道建立人大工作機構的回顧
（一）人大街道工作機構起源於山東濟南
根據我知道的材料，人大街道工作機構的萌芽起源於山東濟南。1995年，濟南市人大常委會黨組在關於換屆選舉的一份文件中，針對城區街道代表數量較多，代表活動需要街道組織協調的情況，建議在街道配備一名負責幹部作爲區人大常委會的派出人員，負責街道代表聯絡工作。同年8月，濟南市委簽發了這個報告。此後，濟南市歷下區於1996年上半年率先在街道建立了人大辦事機構，配備了工作人員，接下來市中區、槐蔭區、天橋區相繼跟進。這樣就在4城區的50個街道全部建立了人大工作機構（名稱爲街道人大辦公室），並配備了辦公室主任和專兼職秘書。辦公室主任有的是工委書記、副書記兼，有的是辦事處主任兼，不盡一致。1999年濟南市人大常委會對街道人大工作機構的設置情況進行了調研，認爲在街道設立人大工作機構有利於人大工作，是個創舉。隨即召開全市會議，要求對這個機構進行加強和規範，包括統一名稱、統一標識、建立制度，落實經費和辦公設施等。應該說他們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是發明創造者。
（二）人大街道工作機構繼起于山西太原
差不多與此同時或稍晚，1998年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區也開始做這件事情。小店區是1998年在區劃調整中建立的一個新區，原來有6個鄉鎮3個街道，新改爲6個街道3個鄉鎮。區人大常委會在街道與鄉鎮之間的對比中，看到人大工作的不同狀態，從而認識到在街道層面建立人大工作機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擬定了在街道建立人大工作委員會的意見，報經區委批准後於當年7月開始實施，並擬定了相關制度。隨後，另有兩個區迅速跟進。山西省人大和太原市市人大常委會對此給予了充分肯定，於2000年先後召開人大工作會議，作爲經驗進行推廣。2000年4月，在太原市人大十屆五次會議上，李培榮等11位代表聯名提出關於制定太原市人大街道工作委員會條例的議案，得到主席團同意，列入2001年立法計劃，2001年6月該條例在市人大常委會上獲得通過，並報請省人大常委會批准實施。這是關於人大街道工作機構的第一個地方法規。應該說，山西太原小店區人大常委會也是創始者之一。爲什麼這麼說呢？因爲山東濟南的做法他們並不一定知道，他們是從自己的實踐中得到啓發，下決心去做的。而且，這兩家所叫的名稱也不一樣，一個叫街道人大辦公室，一個叫人大街道工作委員會。這也是我說他們也是創始人的一個證明。我想，這種無獨有偶現象，並不是歷史的巧合，而是客觀的需要。兩個不同地區，在差不多同時的時間裡，不約而同地出現了同一個新生事物，這說明什麼問題呢？它說明我們的區縣人大工作、我們的街道人大工作，真的需要這樣一個新生事物，所以，這樣一個新生事物也就應運而生了。按照恩格斯的說法，客觀需要是比任何主觀願望都更能推動事情的發展的。這種表面上看似巧合的無獨有偶現象，其實是客觀需要的產物，其背後是客觀需要在推動着、催促着它的應運而生。歷史發展
的需要，推動着適應這種需要的新生事物的產生，這就是新生事物發展的規律，這也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道理。我們只能從這樣一個角度認識這種現象。
（三）人大街道工作機構在北京的建立
北京市建立人大街工委也是比較早的。而在北京，最早建立人大街工委的又是東城區。而東城又是從山東濟南和山西太原學來的。我們不是創始者、不是發明者，我們是從他們那裡學來的，他們是我們的老師，是我們的先生。我當時是東城區人大常委會主任，所以對這件事知道得比較清楚。
1999年年初，我上任東城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就在這一年的秋天，我在山西《人民代表報》上看到了小店區在街道建立人大街工委的報道，跟同事們商量後，覺得應該學習仿效，至少可以試一試。年底，向區委做了彙報，得到支持。次年春派人到濟南和太原考察，回來後向區委作了彙報；同年5月，把建立人大街工委的事情寫進了區委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人大工作的決定。當時決定說，在街道設立人大常委會的工作機構，人大街工委下設正科級辦公室，並配備1—2名工作人員；以每位代表1000元的額度從區財政撥款作爲人大街工委經費。從2000年8月試點到11月鋪開，在10個街道全部建立了人大街工委，區長親自給人大街工委掛牌。十幾家中央和地方的新聞媒體對此事進行了報道，其中《人民日報》的標題是《北京首次在街道設立人大工作機構》。
在這以後，我們主要是抓了三件事。一是職能建設。明確街工委的職責和功能，指導街工委開展工作，盡力發揮它在各方面的優勢。比如人大街工委除組織代表開展活動外，還被授予監督街道辦事處和區政府委辦局駐街分支機構的功能，使它的工作大大超出了過去代表聯組的範圍。二是機構建設。在建立健全人大街工委的同時，特別是抓了人大街工委辦公室的建設，配備工作人員，配備辦公設施，理順與其他機構的關係，使其運轉順暢。三是制度建設。我們在指導工作、建設機構的同時，着手建制。一年之後制定人大街工委及其辦公室的工作規範。2003年5月，在市委副書記、人大常委會主任於均波同志支持和推動下，市委常委會同意在全市所有街道進行推廣， 8月市委召開推廣人大街工委的座談會，一年以後全面完成。自此以後，許多省市紛紛仿效，全國城區人大建立街道工作機構和開展人大工作進入了快車道。
那麼，人大街道工作機構在北京的建立，這件事有什麼影響呢？以前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去年11月，市人大研究室安排電視臺採訪，他們問到這個問題，才促使我考慮。我覺得在北京建立人大街道工作機構所產生的作用或影響，可能主要在三個方面：一是我們對這件事情工作做得比較細緻，在很短的時間內，把機構怎麼設立、人員怎麼安排、工作怎麼運轉、經費怎麼保證，都想得比較周到，而且很快就把它制度化了。我們這樣做了之後，太原市小店區人大常委會主任曾經到東城人大訪問，張口就說我們是來學習的，你們比我們做得好。我當然連忙糾正，因爲他們纔是創始者，纔是真正的老師。由此可以說明，我們在人家基礎上往前發展了一步。二是我們對這個事情進行了一定的理性思考。比如，它的法律依據是什麼？它與人大常委會的關係是什麼？它與街道黨工委和辦事處是什麼關係？它應該履行什麼樣的職能？它的目標定在哪裡？對於這些問題我們都形成了一套說法，而且比較嚴密，能夠拿得出手。這些也是我們堅定不移地做這件事情的底氣所在、定力所在。現在的文件和法律規定也證明了我們的思考是正確的。三是我們做的這個事情，被當時的媒體進行了比較廣泛的宣傳，特別是中央級媒體也參與了，這就在全國範圍造成了比較大的影響。尤其是在北京全面推廣之後，無形中推動了人大街道工作機構在全國各地的加快建立，使其走上了快車道。因爲外地往往有一種心理，即別的地方的新東
西他不一定學，因爲中央沒說話；而一旦在中央眼皮底下的北京做了，他們就認爲這是中央認可或者肯定的了，因爲是發生在天子腳下的事情，自己跟着做就沒有顧慮了。當然，這個事情歸根結底是因爲北京是首都，是中央給了你這個政治地理優勢，而不是我們自己做的事情有多大影響。再有就是這個事情的確是堅持和完善人大制度的需要，是做好基層政權建設和人大工作的需要，是進一步推動國家機關密切聯繫羣衆和街道代表履職的需要。也就是說，還是客觀需要在起作用，客觀需要是比任何主觀願望更具有推動力的，是形勢使然，形勢比人強。我是這樣看待這個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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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北京市建立人大街工委的一些情況
東城區人大常委會於2000年8月至11月在全區10個街道全面建立了街工委，各方面媒體給以大量報道之後，市人大並沒有表態。當時，我們面臨着比較大的壓力。到了2001年於均波同志擔任市人大常委會主任之後，這種局面發生轉機。2001年7月3日，均波同志派範遠謀同志到東城人大調研，在聽取區人大常委會、三家街工委關於人大街工委建立一年的工作彙報後，做了講話，認爲這“是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一個積極的、有益的、有意義的探索，確實是一個新生事物，是一個很新鮮的事物，它是適應我們北京市城區人大工作的發展應運而生的，是人大工作深入發展的需要，是人大代表履行職務的需要，是廣大羣衆表達意願的需要”。他還希望在下個月召開的區縣人大工作經驗交流會上就這個題目介紹經驗。這應該是市人大常委會對於這件事情的首次表態。一個多月以後的8月23日，均波同志主持召開18個區縣人大工作經驗交流會，東城人大就這個題目做了發言。關於人大街工委問題，均波同志有兩次講話。一次是在正式講話中說“關於在街道建立人大街工委，市人大是認可的，否則我們就不會在會上拿出這個經驗，如果我們不贊成，還拿出這個經驗幹什麼？”“建立人大街工委確實對工作有利，不光是對人大工作有好處，對黨委全面工作都是有好處的。”另一次是在討論時的插話中說“建立人大街工委，市人大在這個問題上不存在敢不敢表態的問題。建立街工委有好處，有什麼不敢表態的”。這是針對討論中有人向他發問，問他就這件事敢不敢表態而講的。這一年的10月，中共北京市委召開第一次人大工作會，雖然沒有把這個事情正式寫入的會議文件，但在領導的談話中都肯定了這個做法。在分組討論的時候，我向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市委書記的賈慶林同志建議，應該把這個事情正式寫入會議文件，他說你們先做起來。並問我人大街工委有哪些事情可做？我借這個機會向他做了比較詳細的彙報，他聽後表示：既然要做的事情很多，那建立這個人大街工委就是對的，要把它做好。
會議之後，海淀、石景山兩區相繼於2001年建立了人大街工委。接下來的2002年4月和6月，範遠謀、段柄仁兩位副主任先後到東城就人大街工委問題進行專題調研和工作指導，並對東城人大的工作、對建立街工委的事情給予了熱情的支持和很高的評價。2003年3月26日，市委常委會，高度評價人大街工委的建立及其工作，並要求在全市推廣建立人大街工委的經驗。8月26日，市委召開推廣建立人大街工委工作座談會，東城、海淀、石景山三區做了發言，市委副書記、人大常委會主任於均波同志代表市委發表講話，要求各區縣貫徹執行市委這個精神，而且宣佈將在一年後就貫徹情況組織市委和人大常委會有關部門進行聯合檢查。2005年6月，市人大內務司法辦公室就全市建立人大街工委的情況進行了調查並寫有調查報告：當時16個區的122個街道全部建立了街工委，只有兩個縣的3個街道由於代表數量過少，尚未建立。
這是東城建立人大街工委之後的一些情況，也算是一個全過程性的歷史回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