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說着話，隔壁鄰居老林和李老師進來。
互相打招呼。老林說：“昨天上晚班，剛回來。”
李老師和王國良兄弟因爲工作單位都是在同一條線上，所以也算是比較熟悉。
說了一會兒小毛和王建好讀書上的事，不一會兒話題就轉到了當前的社會形勢上。
李老師先說話，哎呦，曉得吧？剛過年的辰光，緝拿東北“二王”的告示便貼滿了大街小巷，到處都是通緝令，我們學校的女老師都要嚇死了的。
老林接過話頭，感慨道：“講實話，這也是我第一次目睹了國家的驚慌失措，通緝令竟然破天荒地標出了金額高達千元的懸賞。”
王國賢兄弟倆只喝茶，長久不響。
1983年，在中國改革開放歷史裡，是一個承前啓後的年份。
“十年動亂”過去了，刑法誕生了，整個國家向着“依法治國”與“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前進，勝利的曙光依稀可見。
春打六九頭。這一年打春前的日子與往常一樣，街面並無異相。“鬥批改”過去了幾年，大家眼下更關心自己的出路與個性張揚，十億人民紛紛試着跨越一條叫“偷機倒把”的紅線，爲日後出九億倒爺做着堅實鋪墊，全國上下一片喧騰。
到這年，一場註定會很快遭人遺忘的邊界磨擦，也斷斷續續打過了四個春秋，前方後方，新鮮勁與日俱減。
宣傳部門側重點做出了適時調整，調到了鼓舞大家把握未來二十年“到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那裡，把解放思想放在了首位。
“解放思想”，一個莫名其妙的口號：國家只告訴你到時候了，思想需要解放了，卻不說人們思想是被哪個束縛又被束縛於何時。人們只看到，舞臺上女歌唱家們“解放”最成功，思想帶動了步伐，已不再規規矩矩直豎在那裡演唱，變成手拿麥克風在臺上走來走去，像以前大上海的十里洋場……
改革初見成效，設計者們開始期待更上一層樓的成果，對於已經在現代化道路上遭遇太多挫折的中國人來說，這個藍圖的實現，不能承受任何閃失。
但就是這個時候，惡性事件在全國範圍內不斷髮生，甚至帶着濃重的血/腥氣味。
最終，“二王”被亂槍打死在荒坡。但受驚的國家卻得不到坐穩喘上一口，就在全國動員追殺“二王”之際，接連又出幾件事：
先是有運動員隨國家隊在美國比賽期間離隊不歸，並獲得了美國的政治庇護，引發了小規模的中美外交風波，最終被定性爲叛國。
5月，卓長仁等幾人從瀋陽劫持民航班機飛逃南朝鮮；
6月，內蒙古呼倫貝爾盟喜桂圖旗發生27名無辜者被害、多名女知青被強姦的特大強姦殺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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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性案件頻繁發生，雖然說大的政治動盪過去了，但社會並未真正穩定與安寧。許多地方公共場所秩序混亂，殺人、搶劫、強姦等惡性事件頻發，婦女不敢在夜晚上班，人們失去安全感。
王國賢抽菸，說：“前幾年我們上海發生的‘控江路事件’，你們應該還記得的吧？”
說到這裡，大家一下子都沉默。
不久前一天的下午，上海市楊浦區控江路江浦路口，執勤交警發現一青年搶奪一農民出售的螃蟹，抓獲犯罪分子進行了體罰，引來附近羣衆圍觀，流氓分子趁機興風作浪。
16時左右，20名民警趕到現場維持秩序。流氓分子搶奪警用喇叭，揪打執勤交警，圍攻在場其他民警，搶去警帽。
幹警撤離現場後，流氓分子更加肆無忌憚，阻攔途經的小汽車，向公共汽車內投擲石塊兒，推翻農民的菜車，搶奪過路羣衆的手錶、皮包、皮夾等貴重物品，侮辱婦女。控江路頓時陷入混亂，持續5個半小時。
19點45分，上海化工輕工公司女幹部吳某騎自行車途經控江路橋，被部分流氓包圍和調戲，連人帶車推倒並拉到路邊，搶去手錶和皮夾並凌辱蹂躪近一個小時。吳某被剝掉衣服，身上多處被抓傷，身心受到極大摧殘。
20時30分左右，楊浦區公安分局先後調集30名幹警和80多名治安聯防人員，維持現場秩序。21時前後，市公安局又調遣民警200名趕赴現場，勸導、疏散圍觀羣衆，流氓分子也紛紛溜走，直到午夜控江路地段的治安秩序才恢復正常。
後來此案經偵查，先後抓獲31名流氓分子，其中判處10年以下有期徒刑7名，勞改教養11名。
這起震動中央的惡性刑事案件被稱爲“控江路事件”。
老林說，現在社會上治安很亂確實是事實。我有一個單位的朋友，販運海產品，半夜從睡覺的地方，被當地生意關係的一幫人押走，裝在麻袋裡給扔進海里，幸虧我朋友褲兜裡有一把水果刀，也幸虧手沒有被捆着，用水果刀割破麻袋逃生，卡車也放棄了，在人家地界告也無門。
王國良接話，說，我知道江陰那邊有個開長途配貨車的，過長江輪渡經常被欺負。當地人直接把你備胎卸走然後再還給你，不給錢就打你。弄個破自行車往你車上扔，然後就管你要錢，不給就打。
社會爲什麼會變成這樣？
從今天來看，80年代初的“犯罪井噴”，有着深刻的時代原因。
首先，我們看當時的社會背景。
那時候我國已經開始了改革開放，經濟開始迅速發展，羣衆的生活越來越好。
但是，十年浩劫破壞了傳統道德秩序，扭曲了社會道德觀念，“仁、義、禮、智、信”這些傳統價值觀念被摒棄，無法再有效約束公民的行爲。“砸爛公檢法”，破壞了法治觀念，滋生了耍流氓等各種道德淪喪的行爲。加之刑法出臺初始，各項措施有待完善，不法分子嚴重破壞社會治安，危害人民生命和財產安全。
與此同時，隨着國門的開放，很多西方文化開始進入國內。其中，相當一部分書籍和影視劇中，都含有大量的色情、暴力等內容。在這些影視劇和書籍的影響下，很多年輕人開始照貓畫虎，從事各種犯罪活動。在公安機關抓獲的流氓團伙中，就出現了佩戴“加州隊長”袖標，沿路搶劫車輛和路人的重大案件。
其次，80年代初，農村承包責任制的實行，第一波農民進城就業正在發生。而新的經濟成分，逐漸活躍的市場，帶來貨物和人員在城鄉各地的流動。人們的流動，是舊有的治安管理體制不曾有過的經驗。
同時，知青一代已經回城，也爲城市帶來了“一個大量、大齡、單身、不滿的羣體”。
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初應爲不再爲高中畢業的國有企業子弟分配工作，導致大批不能繼續進行教育的中學畢業生等待分配就業，所以生出“待業青年”一詞。
以上海市爲例，當時待業人員接近40萬人，平均每3戶城市居民中就有一人在街頭混。龐大的待業隊伍中，既有大齡的返城青年，也有非常年輕的新增待業人口。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上海弄堂裡，待業青年隨處可見。他們一般都是20歲左右的小青年，有的是知青返滬後沒有按政策進入規定的單位，有的是高中畢業沒考上大學暫時蝸居在家。
當時上海市還專門成立了生產服務合作聯社的組織，這個經濟實體性質的管理機構，主要任務就是組織返城知青、社會待業人員興辦集體合作企業，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
當時的一份調查說，部分青年經濟困難，思想苦悶，悲觀失望；大批青年無所事事，遊蕩在社會上，惹是生非，犯罪率上升，敗壞社會風氣。此時，暴力與動盪的“文革”剛剛結束數年。
有一小部分青年閒來無事惹是非，逐漸組成了各式各樣的流氓團伙。例如菜刀隊、斧頭幫等等，都是80年代初期比較兇殘的流氓團伙。
這些流氓團伙欺行霸市、搶劫沿途車輛，毆打無辜羣衆。繼而發展到進行盜竊、搶劫、殺人等犯罪活動，甚至大白天強姦、挑釁年輕女性，“大白天做壞事”。
也有比較無厘頭的案例。比方講，流氓團伙竟然經常搶奪羣衆的帽子。有報道說，瀋陽市總計有上萬人的帽子被搶。其中，甚至還包括幹警和部隊官兵的大檐帽。
在這樣的情況下，盜竊犯、殺人犯以及流氓團伙犯罪分子活動猖獗，層出不窮。羣衆的基本生活，經濟發展的正常秩序都受到了嚴重影響。
當時，年輕女性不敢晚上出門，白天出門也要當心流氓的騷擾，不敢穿比較暴露的衣服。一些流氓分子用刀片、小針等物品，刺傷年輕女性。至於手錶等貴重物品，根本不敢攜帶。在一些比較偏僻的街道里，落單的民警或者部隊官兵，甚至會遭到流氓團伙的挑釁。
後來有數據，說是全國公安機關受理治安和刑事案件的數量，1979年，公安機關受理刑事和治安案件，總計爲70餘萬件。到了1981年，公安機關受理刑事和治安案件的數量達到了89萬多件，其中6萬多件屬於重特大案件。1982年，立案數量的總數下降，但重特大案件的數量還在上升。1983年的前半年，在上海、遼寧、內蒙古、河南、河北等地區，均發現了影響惡劣的重大案件，造成了一定的恐慌情緒。
講起來這一些，四個大男人都普遍搖頭，唏噓感嘆。
另一邊，在竈批間，正是熱火朝天。有人擇菜洗菜，有人正燒火做飯。
林家姆媽清洗雞毛菜，對着小毛笑笑，說：“小毛，你學習好，可以教教我們家林樹讀書的方法。”
小毛笑着說：“林樹他不是已經參加工作一年了？”
“是的啊。只是他現在一天到晚到處瞎混也不是個事。我們也想讓他去讀港務局的夜校。”
王家姆媽搭腔，說：“講起來林樹，我就想起來小毛你那個同學‘四眼’，他們倆現在只要有空，就和港務局的一幫小年輕混在一起，東逛逛西逛逛。前一向他那個在屠宰場的阿爹還向我專門說起過這事的。”
小毛站定，想了想，說：“這個‘四眼’，其實我也一個暑假都沒見着他人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