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那天，一大早就從工廠出發，坐車去了樟木頭，再從樟木頭坐車到廣州，樟木頭開往廣州的車，終點站是廣東省汽車站。下了車，我就直奔火車站，買車票去了。
廣州火車站，我對它有一種特別的感情。在外打工十年，回家的次數也有八九次了，每次回家，都得途經這裡；每次從家裡來廣州，也一定要從這裡走出來。我想不僅僅只是我，和我同一個時代，來廣東打拼過的人，一定對廣州站也有着一種特別的感情。所以，現在每當在電視上看到廣州站的畫面，我就倍感親切，我對它的感情，甚至超過了對宜昌火車站的感情。
非典時期，行走在廣場上的人並不多，來去匆匆的人，大都戴着白色的藍色的口罩。我的包包裡面也準備了一隻口罩，當然從省汽車站走出來的時候，我也把那個勞仔子戴上，把嘴和鼻子捂得嚴嚴實實。售票廳裡的人並不多，很快就買好了車票。是下午的車，似乎就是那趟現在已經駛出我們的視線的2286次車，又似乎是2115次車。買了票，我就進了候車室。戴着個大口罩坐在候車室裡坐到開車的時間快到了，跟着人流進了站臺，鑽進了綠皮火車上，找到了自己座位坐了下來，依舊不敢扯下包裹着鼻子和嘴巴的口罩。還沒有到火車開車的時間，陸續還有一些人，從外面向車廂裡面走進來。車廂裡面太沉悶了，直憋得我感覺嘴角都在冒汗了，見坐在我旁邊和對面的人，都扯掉了口罩，我才終於找了可以扯掉口罩的理由，把口罩摘下來了。不過口罩卻捨不得丟掉，來廣東的時候，還得戴呢！
火車經過一個晚上的行駛，天亮的時候到了宜昌。我伸手拍了拍的牛仔褲的口袋，手機還在呢！我回家的時候，湖北還沒有人感染非典，儘管家鄉人也知道了非典的厲害，但是街上的人，戴着口罩的並不如廣東那邊多。宜昌火車站與宜昌長途汽車站只隔着一條馬路。從火車站走出來，到汽車站，從上了開往宜都的車。到宜都的時候，正是吃早餐的時候。車站外面的簡陋早餐攤前，坐着三三兩兩吃廉價早餐的人們。同每次家一樣，走到宜都，還沒有到家，就有一種親切感。
離車站最近的菜市場是文峰路菜市場。從車站走出來，過了馬路，往前走幾步，再過馬路，就到了菜市場。以前在小縣城混得狼狽的時候，我就是在文峰路買最便宜的菜過日子。來到久違的菜市場，我還能嗅到一絲當年的氣息。久違了，菜市場。當然，今非昔比，此時我並不是爲着菜市場最便宜的菜而來。
文峰路菜市場，最外面的都是賣小菜的，賣肉的賣魚的都在裡面。我用幾份戰勝者的姿勢，趾高氣昂走從小菜攤前向裡面走，一直走到菜市場的最裡面。還在火車上，我就想好該買什麼菜回去了。母親喜歡吃牛肉，可是鄉下的村莊和小鎮沒有牛肉賣，所以我得買兩斤牛肉回去，父親喜歡吃魚，我得提一條大草魚。那個時候的特價真是便宜，牛肉才賣十二塊錢一斤。買了兩斤臀部的肉，纔要了二十多塊錢。一條四斤重的草魚，也纔要了不到二十塊錢。那個時候的物價真是便宜呀，早知道如今的物價會如此暴漲，那個年代真該一個勁兒地猛吃便宜的肉類。買好了菜，從了一輛電麻木車回到車站。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宜都人乃至宜昌人，對麻木肯定情有獨衷了。所以，我又不得不回憶一段與打工經歷並不相符的往事了，因爲這些過去的事情，小輩們肯定不知道。
宜都乃至昌一帶麻木車有着悠久的歷史。這種歷史從九十年代就開始了。在我最窮困潦倒的時候，我呆在宜都，所以就說說宜都的麻木史吧。麻木車也就是載客的三輪車。最開始是人力三輪車，外形像老上海時期的黃包車，那個時代，宜都街上是見不到小汽車的，全縣的人都窮，誰有本錢買一輛小轎車搞出租呀？所以有幾年時間，人力三輪車挺吃香。坐在人力三輪車上，彷彿就回到了三十年代的舊上海。坐一次車，是兩塊錢。一輛人力三輪車，最多能坐兩個人，起步價是一塊錢，路途遠就是兩塊了。那個年代的宜都小縣城還沒有擴建，小縣城很小，從這一頭走到那一頭，也就半個小時的功夫，兩塊錢不算貴，也不算便宜，像我這樣的窮人，都能消費得起。人力三輪車是一門苦活兒，車伕就像老舍筆下的祥子，爲了幾個小錢，夏天頂着烈日，冬天忍着寒風。記得有一年，快過年的時候，我坐過一次麻木車。也是從文峰路菜市場出發，因爲我要趕着最後一趟開往鎮上的車回家，又快到開車時間了，走過去肯定趕不上了。我對車伕說，你快點兒吧，我要坐最後一趟開往某某鎮的車。只見車伕一個勁兒地蹬車，遇到有坡的路段，他就不能坐在位置上，而是站起來，弓着腰蹬車。後來宜都不準人力三輪車行駛，就換成了電麻木，也就是摩托三輪車。電麻木跑得比人力三輪車快多了，坐在電麻木上，並沒有從人力車舒服。二零零三年的時候，我坐的就已經是電麻木了。從文峰路菜市場到客運停車場，不到兩分鐘就到了。坐上車沒有多久，車子就開動了。
坐了一個多小時的小巴士，在村口下了車。現在回憶起來，從廣東回家的這段路，我最不習慣的，還是從縣城開往鎮上的這趟車。路面差，沿途彎彎拐拐的，坐在上面特別不舒服。當然，我只能私下說說，要是這話被村裡人聽見了，他們肯定要罵我去了廣東就忘了老家這片窮地方了。
在村口下了車，把手機掛在脖子上，才往家裡走。我是個不顯擺的人，不過，這一次，我是一定要顯擺了，不爲別的，只爲母親出一口氣。記得二零零一年，我被工廠炒了無處可去，大年三十才趕回家。二零零二年正月，村子裡面死了人，隔壁的某個大媽去送了人情回來，對我媽說，某某某人買手機了。那個人正好是從廣東回來的，那個時候就用手機了，可是我還一名不文呢。母親對我說：你要爭氣。我也對母親說：下次從廣東回來，我一定也有手機，您不要生氣了。所以，現在我回村子，一定得把手機掛在脖子上，告訴村裡人：我萬傳芳也在用手機了。
二零零三年春天，村裡有手機的人，總共還不超過三個，不過那個時候的手機在村子裡面，也只是一件無用的擺設，因爲沒有信號，所以手機形同虛設。儘管如此，村子裡面的人依舊把有手機當成一種榮耀。鄉下人目光短淺，沒有辦法。我有了手機，在某一段時間內，確實是村子裡的頭條新聞。有人看見我脖子上掛着手機，就問我手機是什麼牌子的。我說摩托羅拉的。那個時候的手機牌子不多，主打牌子就是摩托羅拉。記得那個時候還沒有彩屏手機，藍屏手機剛剛上市，一部藍屏手機賣一千多塊呢。有人問我是不是藍屏手機，我告訴他們，不是藍屏手機，不過我並不缺買一部藍屏手機的錢。
下了車沒有走多遠，就在半路上遇見了母親。母親生病了，要去村子裡面的衛生所打針。那個時代的人，似乎並不把自己的生命當一回事，生病了就朝村衛生所跑，直到村衛生所久治不愈，纔會去鎮上或是小縣城看病。村衛生所又破又舊，而且沒有醫療設備，藥櫃裡面只有普通的藥，貴一點的藥都沒有。母親打了一針普通的青黴素就和我回家。
現在想起來，我算幸運的。因爲三月份回家，我沒有送進鎮上的觀察室去觀察。就在我離開家鄉後不久，非典越鬧越兇了，連我家鄉那片窮鄉僻壤，也談非色變，還專門在鎮上選一處多年無人居住的廠房作了觀察室，從異鄉回來的人，先得去那兒報到，量量體溫，沒有問題才放你走，有問題的，還得在那兒免費吃住半個月，確定沒有感染非典才放行。二零零四年春天回家，坐車從曾經做過觀察室的廠房路過，牆體上用石灰刷上去的白色抗非標語還清晰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