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1921年的幾次演講中公開談論政治，但其真正從筆上談論政治，是從《努力週報》開始。
《努力週報》爲時政刊物，四開四版的週刊，是胡適退出《新青年》編輯部之後創辦的刊物。1922年5月7日創刊於北京，1923年10月31日終刊，共出版75期，另有增刊《讀書雜誌》18期。
胡適任主編，1922年底至1923年初胡適生病期間由高一涵等代理，由北京努力週報社編輯併發行。
這是20世紀20年代一份重要的同人刊物，是聚集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刊一面旗幟，也是胡適開始談政治的場地。
《努力週報》的“這一週”評論欄目，是《努力週報》中持續時間最長的欄目,也是胡適等同人發表時評的欄目，"這一週"欄目的評論文章充分反映了當時努力週報同人對時局的看法和對政府的改良主張。
都知道胡適歸國之初曾立誓：“二十年不幹政治，二十年不談政治。他創辦《努力週報》主要是受朋友丁文江的影響。
據胡適在《丁文江的傳記》中的回憶，丁文江不止一次地對他說：“你的主張是一種妄想：你們的文學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設，都禁不起腐敗的政治的摧殘。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會改善的必要條件。”
因此，雖然高夢旦、王雲五等上海的朋友都認爲胡適應該閉門著書，辦報是下策，但他仍然表示：“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棄我的言論的衝動。”
胡適作了一首《努力歌》作爲《努力週報》的發刊詞。《努力歌》唱道：“不怕阻力！不怕武力！只怕不努力！努力！努力！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國再造了……”從歌詞中能感覺到青春熱血的涌動。
5月14日，《努力週報》第二期刊登了胡適與蔡元培、李大釗、王寵惠、羅文幹、梁漱溟、高一涵、丁文江等16人聯名發表的《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前邊提到過，此文主要由胡適撰寫，主旨是主張“好政府主義”。
這是《努力週報》上發表的影響較大的文章，文中指出：“‘「好政府」的至少涵義我們所謂「好政府」，在消極的方面是要有正當的機關可以監督防止一切營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積極的方面是兩點： （1）充分運用政治的機關爲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
文中提出政治的改革的三個基本的要求：“ 第一，我們要求一個‘憲政的政府’，因爲這是使政治上軌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們要求一個‘公開的政府’，包括財政的公開與公開考試式的用人，等等。因爲我們深信‘公開’是打破一切黑幕的惟一武器。 第三，我們要求一種‘有計畫的政治’，因爲我們深信中國的大病在於無計畫的飄泊，因爲我們深信計畫是效率的源頭，因爲我們深信一個平庸的計畫勝於無計畫的瞎摸索。”
在《努力週報》第十二期的《這一週》時評中，胡適評論陳炯明所部圍攻孫中山駐地事件：“我們並不是替陳炯明辯護；陳派的軍隊這一次趕走孫文的行爲，也許有可以攻擊的地方；但我們反對那些人擡出‘悖主’、‘犯上’、‘叛逆’等舊道德的作死屍來作攻擊陳炯明的武器。”
胡適的觀點引起孫中山支持者的強烈不滿，他們在《國民日報》上對胡適進行了抨擊，有人甚至說他“喪心病狂”。
這一年，胡適在政治上引起異議的還有面見溥儀的事情。
辛亥革命後，南京臨時參議院通過了《大清皇帝辭位後之優待條件》，末代皇帝溥儀因此得以深居宮中，繼續着他的“皇帝”生活，雖然並非無憂無慮，但也逍遙自在。
慈禧在世的時候雖然給紫禁城增添了電燈、鐘錶這些西洋玩意，甚至還修了一個小型的鐵路，但是直到溥儀十五歲時，紫禁城纔有了第一部電話機。因爲受到他那個西洋老師莊士敦的影響，溥儀得知這個世界上竟然還存在着不需要見面就能通話的東西，於是對電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但是想要在紫禁城裡安裝電話機可不是那麼容易，阻攔首先來自於內務府。阻攔的原因很簡單，因爲不想這位“皇帝”和外界有接觸，以免給他們增添麻煩。爲此，內務府大臣搬出老一套的話，說電話機是“西洋的奇巧淫技”，又說安裝電話機是“冒犯天顏，有失王者尊嚴”云云。
可溥儀仍然執拗的要安裝，內務府沒有辦法，於是把溥儀的父親請了出來，希望他說服溥儀不要安裝。載灃固然是溥儀的父親。此時，皇帝雖然進入歷史，但是在這個與世隔絕的紫禁城，小皇帝還在龍椅上坐着。因此，載灃在自己兒子面前更是個臣子。
雖然他想勸說溥儀放棄這個念頭，沒曾想溥儀一句話就讓他啞口無言。
“王爺府上不是早安上電話了嗎？”
沒法子，載灃和內務府只好屈服了，紫禁城裡的第一部電話機於是就這樣架設起來。
座機安裝好了以後，溥儀第一個打出去的電話是打給當時的京劇演員楊小樓。很快電話就接通了，溥儀十分調皮的用京劇的腔調問楊小樓說：“來者可是楊——小——樓——呵？”電話那頭的楊小樓聞言哈哈大笑，於是問他是誰？不過溥儀不知怎麼想的，並沒有繼續和楊小樓聊下去，而是掛斷了電話。
於是，楊小樓就成了第一個和紫禁城裡的溥儀通電話的人。
玩的不亦樂乎的溥儀又給一個叫徐狗子的雜技演員打了電話，還惡作劇的給一家叫東興樓飯莊打了電話，然後隨便編了一個地址，訂了一桌飯菜讓人家送過去。
莊士敦作爲一個學貫中西的西洋人，經常給溥儀介紹新思想，新文化，給他描述世界的變化。莊士敦當時還和許多新文化人士相識，他曾經擔任過文友會的會長，而他的繼任者就是留洋歸來的胡適，他們常常稱呼他爲胡博士。莊士敦爲了讓溥儀看到外界的變化，因此也時常挑選一些胡適的文章給溥儀看，並且在他面前多次介紹過胡適。
玩兒了一陣後，“小皇帝”突然想起了胡適博士，很想聽聽洋博士是用什麼腔調說話，隨即一個電話打到胡適家。
電話接通後，胡適聽到的第一句問話是：“你是胡博士啊？好極了，你猜我是誰？”
胡適試圖猜了一下，但一個大忙人實在覺得無聊，便直接問：“你是誰啊？怎麼我聽不出來呢？”
電話那頭傳來一陣“哈哈哈”的笑聲後，說：“甭猜了，我說吧，我是宣統啊！”
胡適自然愣了片刻，不知是繼續追問，還是自語：“宣統？……是皇上？”
“小皇帝”的聲音乾脆利落，也有一種居高臨下之威嚴：“對啦，我是皇上。你說話我聽見了，我還不知道你是什麼樣兒。你有空到宮裡來，叫我瞅瞅吧。”
電話斷了，胡適捉摸了半天，還是不能確定，趕緊去問莊士敦，證實此事。
溥儀給胡適打電話，只是玩笑。他讓胡適“有空到宮裡”，也只是隨便一說。但在胡適看來，這是前皇帝對他的“召見”，自不敢怠慢。他在進宮之前，先做了一番準備，向莊士敦瞭解了溥儀的近況。
準備妥當以後，胡適去見了溥儀。但是因爲溥儀沒有事先打招呼，導致胡適到了神武門時，那裡的守衛死活不讓他進去。最後在胡適的百般解釋之下，守衛才勉強同意去詢問一下。又耽誤一陣，纔在溥儀的同意之下進入了紫禁城，和溥儀見了面。
兩人相談了有二十分鐘，談了白話文，談了新青年，此外又聊了聊胡適去過外國什麼地方。因爲胡適還有事情，只好匆匆結束了這次“覲見”。
胡適後來寫信給莊士敦談起自己和溥儀交談的十分愉快，並且近乎虔誠地說：“我不得不承認，我很爲這次召見所感動。我當時竟能在我國最末一代皇帝一一歷代偉大的君主的最後一位代表的面前，佔一席位。”
看來胡適這樣的深受西方文化薰陶的新文化人士，也是爲自己受到“天子”接見而自我感覺良好，足見傳統的力量有多強大。
也難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已經成了共和國普通公民的溥儀，出現在北京王府井百貨大樓被人認出，竟有一大片人跪在了地上。連溥儀自己都說，這是什麼年代了，怎麼可以這樣。
可是，“怎麼可以這樣”的事就擺放在那裡。
當新派的胡適與老舊的皇帝見面的消息傳出後，據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的回憶，在宮中像炸了油鍋似的。而在社會上，一樣也是沸沸揚揚，甚至更有許多傳聞，諸如“胡適爲帝師”、“胡適請求免拜跪”等等。
爲正視聽，胡適寫了一篇《宣統與胡適》，刊登在《努力週報》上。
文章中說：“陽曆五月十七日，清室宣統帝打電話來邀我進宮去談談，當時約定五月三十日（陰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三十日上午，他派了一個太監來我家接我。我們到了神武 門進宮，在養心殿見着清帝，我對他行了鞠躬禮，他請我坐，我就坐了。他的樣子很清秀，但頗單弱；他雖只十七歲，但眼睛的近視，比我還利害；他穿的是藍袍 子，玄色的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陳設，靠窗擺着許多書，炕几上擺着本日的報紙十幾種，內中有《晨報》、《英文快報》，炕几上還有康白情的《草兒》和亞東的 《西遊記》。他稱我“先生”，我稱他“皇上”。我們談的大概都是文學的事，他問起康白情、俞平伯，還問及“詩”雜誌。
“他說他很贊成白話；他做過舊詩，近來 也試作新詩。我提起他近來親自出宮去看陳寶琛的病的事，並說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此外我們還談了一些別的事，如他出洋留學等事。那一天最要緊的談話， 是他說的，“我們做錯了許多事，到這個地位，還要靡費民國許多錢，我心裡很不安。我本想謀獨立生活，故曾想辦一個皇室財產清理處。但這件事很有許多人反 對，因爲我一獨立，有許多人就沒有依靠了。”我們談了二十分鐘，我就告辭出來。
“這是五十日前的事。一個人去見一個人，本也沒有什麼希奇。 清宮裡這一位十七歲的少年，處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憐的；他在這寂寞之中，想尋一個比較也可算是一個少年的人來談談：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 中國人腦筋裡的帝王思想，還不曾洗刷乾淨。所以這一件本來很有人味兒的事，到了新聞記者的筆下，便成了一條怪詫的新聞了。
“自從這事發生以來，只有《晨報》 的記載（我未見），聽說大致是不錯的；《京津時報》的評論是平允的；此外便都是猜謎的記載，輕薄的評論了。最可笑的是，到了最近半個月之內，還有人把這事 當作一件“新聞”看，還捏造出“胡適爲帝者師”、“胡適請求免拜跪”種種無根據的話。我沒有工夫去一一更正他們，只能把這事的真相寫出來，叫人家知道這是 一件可以不必大驚小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