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同諸君所談的題目是“學生與社會”。這個題目可以分兩層講：一，個人與社會；二，學生與社會。現在先說第一層。
一、個人與社會
（一）個人與社會有密切的關係，個人就是社會的出產品。我們雖然常說“人有個性”，並且提倡發展個性，其實個性於人，不過是千分之一，而千分之九百九十九全是社會的。我們的說話，是照社會的習慣發音；我們的衣服，是按社會的風尚爲式樣；就是我們的一舉一動，無一不受社會的影響。
六年前我作過一首《朋友篇》，在這篇詩裡我說：“清夜每自思，此身非吾有；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如今想來，這百分之五十的比例算法是錯了。此身至少有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是屬於廣義的朋友的。我們現在雖在此地，而幾千裡外的人，不少的同我們發生關係。我們不能不穿衣，不能不點燈，這衣服與燈，不知經過多少人的手才造成功的。這許多爲我們製衣造燈的人，都是我們不認識的朋友，這衣與燈就是這許多人不認識的朋友給予我們的。
再進一步說，我們的思想，習慣，信仰等等都是社會的出產品，社會上都說“吃飯”，我們不能改轉來說“飯吃”。我們所以爲我們，就是這些思想、信仰、習慣……這些既都是社會的，那末除開社會，還能有我嗎？
這第一點的要義：我之所以爲我，在物質方面，是無數認識與不認識的朋友的；在精神方面，是社會的，所謂“個人”差不多完全是社會的出產品。
（二）個人——我——雖僅是千分之一，但是這千分之一的“我”是很可寶貴的。普通一班的人，差不多千分之千都是社會的，思想、舉動、語言、服食都是跟着社會跑。有一二特出者，有千分之一的我——個性，於跟着社會跑的時候，要另外創作，說人家未說的話，做人家不做的事。社會一班人就給他一個渾號，叫他“怪物”。
怪物原有兩種：一種是發瘋，一種是個性的表現。這種個性表現的怪物，是社會進化的種子，因爲人類若是一代一代的互相仿造，不有變更，那就沒有進化可言了。惟其有些怪物出世，特立獨行，做人不做的事，說人未說的話，雖有人罵他打他，甚而逼他至死，他仍是不改他的怪言、怪行。久而久之，漸漸地就有人模仿他了，由少數的怪，變爲多數，更變而爲大多數，社會的風尚從此改變，把先前所怪的反視爲常了。
宗教中的人物，大都是些怪物，耶穌就是一個大怪物。當時的人都以爲有人打我一掌，我就應該還他一掌。耶穌偏要說：“有人打我左臉一掌，我應該把右邊的臉轉送給他。”他的言語、行爲，處處與當時的習尚相反，所以當時的人就以爲他是一個怪物，把他釘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雖死不改其言行，所以他死後就有人尊敬他，愛慕、模仿他的言行，成爲一個大宗教。
怪事往往可以轟動一時，凡轟動一時的事，起先無不是可怪異的。比如纏足，當初一定是很可怪異的，而後來風行了幾百年。近來把纏小的足放爲天足，起先社會上同樣以爲可怪，而現在也漸風行了。可見不是可怪，就不能轟動一時。社會的進化，純是千分之一的怪物，可以犧牲名譽、性命，而做可怪的事，說可怪的話以演成的。
社會的習尚，本來是革不盡，也不能夠革盡的，但是改革一次，雖不能達完全目的，至少也可改革一部分的弊習。譬如辛亥革命，本是一個大改革，以現在的政治社會情況看，固不能說是完全成功，而社會的弊習——如北京的男風，官家廳的公門等等——附帶革除的，實在不少。所以在實際上說，總算是進化的多了。
這第二點的要義：個人的成分，雖僅佔千分之一，而這千分之一的個人，就是社會進化的原因。人類的一切發明，都是由個人一點一點改良而成功的。惟有個人可以改良社會，社會的進化全靠個人。
二、學生與社會
由上一層推到這一層，其關係已很明白。不過在文明的國家，學生與社會的特殊關係，當不大顯明，而學生所負的責任，也不大很重。惟有在文明程度很低的國家，如像現在的中國，學生與社會的關係特深，所負的改良的責任也特重。這是因爲學生是受過教育的人，中國現在受過完全教育的學生，真不足千分之一，這千分之一受過完全教育的學生，在社會上所負的改良責任，豈不是比全數受過教育的國家的學生，特別重大嗎？
教育是給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鏡，能明白觀察；不是給人穿一件錦繡的衣服，在人前誇耀。未受教育的人是近視眼，沒有明白的認識，遠大的視力；受了教育，就是近視眼戴了一副近視鏡，眼光變了，可以看明清楚遠大。學生讀了書，造下學問，不是爲要到他的爸爸面前，要吃肉菜，穿綢緞；是要認他爸爸認不得的，替他爸爸說明，來幫他爸爸的忙。他爸爸不知道肥料的用法，土壤的選擇，他能知道，告訴他爸爸，給他爸爸制肥料，選土壤，那他家中的收穫，就可以比別人家多出許多了。
從前的學生都喜歡戴平光的眼鏡，那種平光的眼鏡戴如不戴，不是教育的結果。教育是要人戴能看從前看不見，並能看人家看不見的眼鏡。我說社會的改良，全靠個人，其實就是靠這些戴近視鏡，能看人所看不見的個人。
從前眼鏡鋪不發達，配眼鏡的機會少，所以近視眼，老是近視看不遠。現在不然了，戴眼鏡的機會容易的多了，差不多是送上門來，讓你去戴。若是我們不配一副眼鏡戴，那不是自棄嗎？若是僅戴一副看不清、看不遠的平光鏡，那也是可恥的事呀。
這是一個比喻，眼鏡就是知識，學生應當求知識，並應當求其所要的知識。
戴上眼鏡，往往容易招人家厭惡。從前是近視眼，看不見人家臉上的麻子，戴上眼鏡，看見人家臉上有麻子，就要說：“你是個麻子臉。”有麻子的人，多不願意別人說他的麻子。要聽見你說他是麻子，他一定要罵你，甚而或許打你。這一層意思，就是說受過教育，就認識清社會的惡習，而發不滿意的批評。這種不滿意社會的批評，最容易引起社會的反感。但是人受教育，求知識，原是爲發現社會的弊端，若是受了教育，而對於社會仍是處處覺得滿意，那就是你的眼鏡配錯了光了，應該返回去審查一下，重配一副光度合適的纔好。
從前格里林因人家造的望遠鏡不適用，他自己造了一個擴大幾百倍的望遠鏡，能看木星現象。他請人來看，而社會上的人反以爲他是魔術迷人，罵他爲怪物，革命黨，幾乎把他弄死。他惟其不屈不撓，不可拋棄他的學說，停止他的研究，而望遠鏡竟成爲今日學問上、社會上重要的東西了。
總之，第一要有知識，第二要有骨子。若是沒有骨子便在社會上站不住。有骨子就是有奮鬥精神，認爲是真理，雖死不畏，都要去說去做。不以我看見我知道而已，還要使一班人都認識，都知道。由少數變爲多數，由多數變成大多數，使一班人都承認這個真理。譬如現在有人反對修鐵路，鐵路是便利交通，有益社會的，你們應該站在房上喊叫宣傳，使人人都知道修鐵路的好處。若是有人厭惡你們，阻擋你們，你們就要拿出奮鬥的精神，與他抵抗，非把你們的目的達到。不止你們的喊叫宣傳，這種奮鬥的精神，是改造社會絕不可少的。
二十年前的革命家，現在哪裡去了？他們的消滅不外兩個原因：（1）眼鏡不適用了。二十年前的康有爲是一個出風頭的革命家，不怕死的好漢子。現在人都笑他爲守舊，老古董，都是由他不去把不適用的眼鏡換一換的緣故。（2）無骨子。有一班革命家，骨子軟了，人家給他些錢，或給他一個差事，教他不要幹，他就不敢幹了。沒有一種奮鬥精神，不能拿出“你不要我幹，我偏要幹”的決心，所以都消滅了。
我們學生應當注意的就是這兩點，眼鏡的光若是不對了，就去換一副對的來戴；摸着脊骨軟了，要吃一點硬骨藥。
我的話講完了，現在講一個故事來做結，易卜生所作的《國家公敵》一劇，寫一個醫生司鐸門發現了本地浴場的水裡有傳染病菌，他還不敢自信，請一位大學教授代爲化驗，果然不錯。他就想要去改良它。不料浴場董事和一般股東因爲改造浴池要耗費資本，拼死反對，他的老大哥與他的老丈人也都多方的以情感利誘，但他總是不可軟化。他於萬分困難之下設法開了一個公民會議，報告他的發明。會場中的人不但不聽他的老實話，還把他趕出場去，褲子撕破，宣告他爲國民公敵。他氣憤不過，說：“出去爭真理，不要穿好褲子。”他是真有奮鬥精神，能夠特立獨行的人，於這種逼迫之下還是不退縮。他說：“世界最有強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我們要改良社會，就要學這“爭真理不穿好褲子”的態度，相信這“最孤立的人是最有強力的人”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