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與“五四”的深層互動最終還是在文化方面。與當時衆多中國文化人與儒家傳統激烈對立，高喊“打倒孔家店”不同，杜威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理性地批判。他通過不同的角度不厭其煩地告訴中國人，現代文明的精髓在於精神文化。他還毫不客氣地指出了傳統中國文化的痼疾所在，爲中國人表現出來的對國家問題的冷漠而震驚。
在上海時，他問一箇中國人對日本佔領“滿洲”的看法，後者神色自若地答道：“哦，那是滿洲人的事兒。”
他有一天從清華大學回到住處，看到一個行人被馬車撞翻在街道上，受傷很重，但行人卻不予理睬，最後還是一羣外國人把傷者送到醫院。這件事使杜威覺得中國人的冷漠是否屬於一個民族心理習慣的問題，後來他判定問題在於中國人的保守，在於他們對自然、對土地的依賴超出了對國家的關心。
1919年8月他和胡適等人到山西，在《學問的新問題》的講演中說：人們必須要把握時代的變化，用科學的態度和方法去解剖不合時宜的傳統文化，看清文明的真義。爲了使中國人更好地認識到自己的保守習慣，使新文化運動履行自己的使命，杜威還分析了中國保守主義的思想根源。他在《中國人的生活哲學》一文指出，保守是促使中國國力羸弱的主要原因。而其緣起，則要追溯到老子與孔子哲學。他對孔子等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家和道家抱溫和的態度，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他接近於道家的處世哲學。
1919年10月19日晚，教育部、北京大學、尚志學會、新學會等在中山公園今雨軒爲杜威舉行六十歲晚餐會。
由於這年杜威的生日恰與中國農曆所記孔子紀念日在同一天，蔡元培代表北京大學所做的祝詞中稱：“我所最先感想的，就是博士與孔子同一生日……博士的哲學，用19世紀的科學作根據，用孔德的實證哲學、達爾文的進化論、詹美士的實用主義遞演而成的，我們敢認爲是西洋新文明的代表。”他還說：“我覺得孔子的理想與杜威的學說很有相同的點。這就是東西文明要媒合的證據了。但媒合的方法，必先要領得西洋科學的精神，然後用它來整理中國的舊學說，才能發生一種新義。”並將兩人的思想作了比較，在列舉二人因材施教等相同之處的同時也指出相異道：“孔子尊王，杜威博士提倡平民主義；孔子說女難養，杜威說男女平權；孔子述而不作，杜威倡導創造。”
一年之後，1920年10月17日，北京大學舉行典禮授予杜威名譽博士學位，蔡元培稱杜威爲“西方的孔子”，杜威本人對此沒有反感，反而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杜威認真地體驗古老中國的習俗，由衷敬佩中國民衆創建共和的巨大熱情，並在《新共和》與《亞細亞》兩本雜誌上發表幾十篇文章，內容主要爲向西方介紹中國，並在某種程度上有爲中國辯護的意味。
1920年，杜威寫了《中國的新文化》一文，他一方面大力宣揚“新文化運動爲中國未來的希望打下了最爲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則試圖讓中國人相信，只要改變傳統的思維方式，那麼政治、經濟、軍事、技術等的改革也將隨之水到渠成。
杜威所倡導的用科學的實驗方法去推進社會變革是實現民主的基礎。他認爲：“從理論上說，民主方法就是通過公開討論來進行說服……用討論的方法替代壓制的方法的意志表現。”因此他反對暴力革命，理由是暴力的手段只能帶來暴力的結果。
他看到中國公共集會的場所少，並在《德莫克拉西的真義》一文中坦率地表示“這是一個大缺點。”並告訴聽講的學生：“你們以各人的知識，一點一點去改革，將來一定可以做到吾們理想中的大改造。”
在這點上，1920年由蘇聯到中國北京大學做客座教授兩年的羅素與杜威有相同判斷。他感受到中國人有非常普遍的痛苦與仇恨，根本原因在於外寇入侵和貧富差距太大，他在後來的《遠東問題》中預言：“中國人會在很短時間內放棄一切傳統價值走向極端暴力式的革命，中國會因爲極端暴力式的革命而衍生非常暴烈文化。”再經過一段時間後，“中國人會認識到暴力不能給他們帶來幸福與和平，中國人會在經過一段時間後重新將儒家思想和西方文明結合，創造人類歷史上另一次很偉大的文明。”
杜威曾與羅素在湖南督軍譚延闓家共進晚餐，在湖南工會發表演說時他說，希望中國的僱主和勞工之雙方進步與進化，不蹈階級戰爭之覆轍。資本家對於勞工，互相提攜，以增進其幸福。杜威重視藍領階級利益和教養，但他不鼓動藍領階級去掀翻整個舊世界。他認爲平民主義政治的兩大條件是：一個社會的利益須由這個社會的所有成員共同享受；個人與個人、團體與團體之間，須有圓滿的自由的交互影響。
1921年7月11日，杜威一行離開北京赴山東訪問。7月18—23日在濟南講演後，7月25日—8月1日遊泰山、謁孔廟、遊覽青島，於1921年8月2日偕夫人和女兒一起離開青島取道日本回國。離開中國前謁孔廟，也許是接待方的安排，但至少說明杜威是同意的。
有人說，上述事實表明，如果當時中國五四運動的衆多發起者存有杜威那樣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新文化運動將朝着理性、溫和的方向發展，五四運動根本就不可能發生，也不會有後來非基督教運動中的暴力事件發生。而現實中的衆多中國人就如杜威所言，他們在“沮喪中變得極度悲觀和痛苦”，從而引發了改變新文化運動方向的五四運動。
回首一百年前的五四運動產生的影響，它對教育的影響延續得最爲穩定，這些影響中包含了杜威所發揮的作用。
杜威主張用科學和實驗的方法解決社會和人生的問題。他認爲“實驗的方法，是保障世間人類幸福的唯一的保障。”“使人生的行爲，受知識支配，不要做無意識的盲從”。跟盧梭與馬克思一樣，杜威認爲一切基於信仰的絕對真理都應該受到質疑。這點給社會帶來巨大的改變，也引發人們的諸多爭議，因爲依靠科學實驗產生的理性來了，就意味着上帝死了。18-19世紀科學的巨大成功使科學和理性成爲許多人的宗教。唯物論和理性崇拜是一大批優秀科學家、思想家的共同特點，並非僅僅杜威少數人。
在教育上，杜威主張公共教育是政府的責任，要確保機會平等；教育的目的有個人組成的社會決定，讓學生成爲主動、活潑、獨立、有創造力和判斷力的人；在共同生活中養成協作和服務的精神與能力，做一個能與他人合作並參與共同治理社會的人。杜威認爲：“中國的保守主義既非本土的，也非自然出現的，它主要是一個呆板的死記硬背的教育體制的產物，這種教育植根於用一種僵死的語言作爲教學手段。”
一個夏日的午後，杜威、胡適、蔣夢麟三人在北平西山看到一個屎殼郎在奮力推泥團，屢敗屢戰。胡適和蔣夢麟都稱讚屎殼郎有恆心和毅力，杜威卻說，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卻實在可憐。因爲按照杜威提出的實驗主義反省“五步思維法”，屢屢失敗的屎殼郎應該停下來想一想自己需要解決的問題，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杜威參與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等機構制定的《學制改革案》，1922年11月1日以大總統的名義頒佈，也就是本書前邊提到過的“壬戌學制”，標誌了中國現代教育制度的建立。
其中強調了體現杜威教育觀念的七條原則：適應社會進化之需要，發揮平民教育精神，謀個性之發展，注意國民經濟力 ，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於普及，多留各地方伸縮餘地。新學制第四條規定：“兒童是教育的中心。兒童個性的發展，在創立學制時，應予以特別注意。嗣後，中等和高等學校，必須實行選科制。所有的小學，編級與升級必須實行彈性制。”1923年的新小學課程和1929年的修正課程也都是着重於“兒童是學校中心”這個觀點，都反映出杜威的教育哲學對於中國教育的影響。新學制和新課程的基本框架一直沿用至今。
杜威對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產生了催化的作用，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不僅僅停留在書本、文章和各種爭論上，最終演化成了一場由文化深入到了各個層級的民智啓蒙。
中國之行也給杜威的人生產生深刻影響，杜威在1920年1月13日給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主任科斯的信中寫道：“這是我一生中所做過的最有趣的和在智力上最有用的事情。”他的女兒簡•杜威1939年在《杜威傳》中說：“不管杜威對中國的影響如何，杜威在中國的訪問對他自己也具有深刻的和持久的影響。杜威不僅對同他密切交往過的那些學者，而且對中國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中國仍然是杜威所深切關心的國家，僅次於他自己的國家。……對他的學術上的熱情起了復興的作用”。
胡適當年送別杜威時說：“我敢預定：杜威先生雖去，他的影響仍舊永永存在，將來還要開更燦爛的花，結更豐盛的果！”
受杜威的影響，胡適在北京大學最先提倡選課制，他後來回憶說：“關於文學的功課，三十年前我們在北京，就提倡選課制。大學選課制度是讓學生減少必修課，增加選修課，讓他多暗中摸索一點，擴大其研究興趣。講新教育要注意興趣。所謂興趣，不是進了學堂就算是最後興趣。興趣也要一點一點生長出來，範圍一點一點地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