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的稱帝、破產、死亡，是中國近代史上君主專制制度的一次垂死掙扎。它給人們提供了深刻的歷史經驗和沉痛的歷史教訓。袁氏倒行逆施，居然有那麼多吹鼓手，有那麼多人爲他擡轎子，有那麼多人上表勸進。這就向人民昭示，專制主義在一些人當中還是有市場的，不可能一時消除乾淨。當然，也不排除其中很多的人，懷有各式各樣的個人目的。
然而，人心所向，時代潮流所趨，是進步，是民主共和。逆歷史潮流而動的人，雖然可能得逞於一時，是絕不會有好下場的，是終究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簿上的。袁世凱便是活的和死的見證!
袁世凱帝制失敗後，胡適在1917年的美國《種族發展季刊》發表英文文章《捏造民意：最近中國帝制運動的文獻史》，總結歸納了袁世凱及其黨羽策動帝制運動的來龍去脈，其中表示說：“這整個事件帶給全世界的，是一個最新的證據，證明了中國對民主的嚮往，證明了中國對建立一個誠實開明政府的努力，是絕對真心的。有一個美國作家說得好，他說：‘我不認爲中國的革命失敗了，因爲我相信它還沒結束。’辛亥革命以後所建立的民國並沒有失敗，因爲它一直沒有機會一展身手；它雖然夭折了，即使袁世凱及其黨羽的反動勢力一直有計劃、有組織地要消滅它，但它的精神仍在，而且繼續茁壯。中國這幾年來內部的政治搏鬥，是‘新中國’所從事的搏鬥，是這四分之一世紀以來與那幾千年來腐蝕、削弱中國的官僚體制從事殊死鬥爭的思想革命的新生兒。”
到了1926年10月9日，也就是辛亥革命爆發15週年的晚上，正在英國訪問的胡適，在“大不列顛中國學生總聯盟”年會發表英文演講，明確認定15年前的辛亥革命，“在所有建設性的層面都是失敗的”。在他看來，“我們推翻了滿清，可是我們未能建立一個真正的民國；……我們打倒了舊的政治秩序，可是，我們未能建立一個新的政治秩序；而且我們也未能控制住辛亥革命所釋放出來的惡勢力。總之，辛亥革命過了十五年了，我們未能把中國建成一個符合它的潛力的現代國家。”
關於辛亥革命的失敗原因，胡適列舉了具有代表性的兩種觀點：其一，沒有耐心的外國評論者會遽下結論，說中國這個種族根本出了問題，中國這個國家太老、太退化了，因此無法從事政治再生的工作。其二，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則把罪過都推到帝國主義列強的身上，說它們是中國問題的主要來源。接下來，胡適給出了他自己的簡單答案：辛亥革命失敗了，因爲它根本就不是一場真正的革命。一個朝代滅亡了，表面上政體改變了，僅此而已。人們的觀念和想法，沒有任何根本的改變，而那纔是必須革命的所在。
胡適進一步論證說：作爲一個有着光輝歷史的大國，我們太驕矜自滿了，因此，我們無法瞭解現代世界及其文明。我們從來就沒有真心誠意地要現代化。因此，我們從來就沒有認真地去培養我們的青年去肩負起這個大業。我們現在已經落後日本五十年了，因爲在心甘情願地接受現代文明這一點上，我們已經落後五十年了。
作爲例證，胡適闡述了中國派遣留學生的大致情況及其教育盲區：中國在半個世紀以前開始派遣留學生的時候，派的是非常年輕的孩子，因爲它所想要的不過是讓他們學會番語，以充當大官的翻譯。後來開始派遣青年的時候，他們學的都是技術性的教育，亦即，要他們成爲土木或機械工程師，礦冶、電力師，化學或物理技師。很少人學法律。幾乎沒有人學習哲學或文學。
“到了1910年，辛亥革命的前一年，當我跟七十名庚款生留美的時候，大家都強力地建議我做一個鐵路或礦冶的工程師。因此，甚至到了辛亥革命的前夕，我們仍然不知道西方世界除了技術知識以外，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教給我們；我們仍然不知道我們必須把青年男女培養成具有新思想、新文明的未來領袖。辛亥革命突然發生了。全世界都期待着我們把中國變成一個現代的民主國家。我們根本就是措手不及。辛亥革命以後的中國，沒有領袖，卻到處都是無所不用其極的機會主義者。那隻配當操練官的庸才，飛上了枝頭當起督軍來；那隻受過文書和科級管理訓練的人，受命出掌國政。辛亥革命之所以不成功，民國之所以流於空名，這還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嗎？這就是中國的悲劇。辛亥革命失敗了，我再度強調，就是因爲它根本不是法國革命意義下的革命。那所謂的革命，只是改了朝換了代。”
以上說明，辛亥革命在胡適心中，佔據着怎樣的位置，辛亥革命和與之相關的諸多問題，他也一直在思考、在總結。
胡適早年就已經深受老子“不爭”哲學的影響，“ 原來在我十幾歲的時候, 就已經深受老子和墨子的影響。老子主張‘不爭’。不爭便是他在耶穌誕生五百年前所形成的自然宇宙哲學之一環。”他雖然沒有當基督教徒，但基督教的“聖經”卻對他的思想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使他成爲一個和平主義者。
到美國以後，胡適仍念念不忘老子的教訓，常常引述老子的一些名言，來宣傳他的和平主義，
例如：“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後來讀了《聖經》，胡適覺得耶穌宣傳的教義，如對邪惡魔鬼不抵抗；人家打你的右臉，你再把左臉轉過去讓人家打，等等，與我國老子“不爭”的理論極爲相似。
1914年七八月間，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胡適的和平主義迷夢受到衝擊。不久，他的一位美國朋友訥司密斯(George W?Nas.myth)從歐洲歸來。
這訥氏也是一個和平主義者，與胡適談起他在歐洲大陸的聞見，乃大談和平主義。他說盧森堡不抵抗德國侵略而得以保全，比利時抗拒德國侵略便遭到殘破；
而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市長，不抵抗德軍，率全城軍民投降了德國，便使城市得以“巋然獨存”，這正是“不爭不抗之惠”。胡適深表贊同，並認爲訥氏這種主張投降求全而不抵抗的見解，“老子聞之，必曰是也。耶穌釋迦聞之，亦必曰是也”!
近代以來，日本一直圖謀利用中國政局變動之機，謀取侵略權益。還在北京政府成立後不久，日本即利用承認問題勒索中方。逼迫北京政府在1912年10月與日本就滿蒙五路借款問題秘密換文，取得了在東北修築四平至洮南、開原至海龍、長春至洮南鐵路的借款權，以及洮南至承德、吉林至海龍鐵路的借款優先權，使日本勢力在東北進一步擴張。但日本並不以此爲滿足，還在尋求時機擺取更多權益，接踵而來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即爲其創造了大好時機。
世界大戰打響，歐洲主要列強均捲入戰爭，暫時放鬆了在中國的擴張活動，此種形勢被日本認爲是對華擴張之絕好時機。
日本極端右翼浪人團體黑龍會在一戰爆發後擬定了《解決中國問題意見書》，認爲“目前是日本迅速解決中國問題最有利的時機”，狂妄地宣稱“日本將負責保衛中國的領土,維持中國的和平與秩序。”他們還提出了若干具體的侵略主張（是爲其後提出的“二十一條”的基礎）。
1914年11月，日本大隈重信內閣通過《對華交涉訓令提案》，提出了對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
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晉見袁世凱，遞交了包含“二十一條”要求的文件。
日本提出“二十一條”消息見諸報端之初，全國各省、各界紛紛要求政府宣示日本所提條件的具體內容。國內各報競相刊載有關消息，發表措辭尖銳的言論。北京進步黨機關報《亞細亞報》評論說：“二十一條侵害我國重大主權，絕不應當與之談判，坐而亡不如戰而死。”人民羣衆的反對聲更是一浪高過一浪。
中日“二十一條”交涉，也激發了海外華人強烈的愛國心和對日本的反感。在海外，各商會、華僑會、留學生等團體和個人也致電外交部抗議日本的無理要求。留日學生反應最爲激烈。
1915年2月到5月之間，北美的中國留學生以空前的熱情討論“二十一條”，達成的一致意見是“對日宣戰”。這樣的口號登上了《中國學生月報》，上述的“駭人之壯語”，到了這裡，便是“吾輩非戰即死”、“決一死戰”的義憤填膺
高調愛國，歷來是中國的愛國特色，但能解決問題嗎？胡適深感憂慮。於是，他不合時宜的給學界寫了一封英文的的公開信(An open letter to all chinese students)，寄給《中國留美學生月報》。信中明確表示了自己的反戰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