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條路擺在胡適面前：一是迎難而上，認真鑽研農學，提高成績，拿到畢業證；二是認真反省，審視學農對自我成長之價值及意義所在。選擇是困難的，胡適在兩條路之間徘徊良久，最終選擇了第二條路。在康奈爾大學附設的紐約州立農學院學習了三個學期後，胡適終於下決心改變所學專業，轉入到該校文理學院。
“回去就自己問自己學這個有什麼用？要是靠當時的活力與記性，用上一個晚上來強記，四百多個名字都可以記下來應付考試。但試想有什麼用呢？那些蘋果在我國煙臺也沒有，青島也沒有，安徽也沒有……。我認爲科學的農學無用了，於是決定改行，那時正是民國元年，國內正是革命的時候，也許學別的東西更有好處……但又有一個困難，文科要繳費，而從康大中途退出，要賠出以前二年的學費，我也顧不得這些。經過四位朋友的幫忙，由八十元減到三十五元，終於達成願望。”
改習文科，雖是由興趣所致，卻也含有他“執筆報國”的心願。就在轉習文科的這年9月，胡適把法國都德的短篇小說《最後一課》，第一次譯爲中文，改名《割地》，登在《大共和日報》上。後來五四文學革命時，又恢復《最後一課》原名，收入他譯的《短篇小說》第一集，列爲首篇。從此，這膾炙人口的愛國名篇，因胡適用白話譯出，便影響特大，在中國傳誦數十年而不衰。稍後，他又翻譯了拜倫的《哀希臘歌》，其詞慷慨哀怨，也是激勵人愛國之心的名篇。這些表明胡適愛好文學，他從事外國優秀文學的翻譯介紹，爲的正是要“以此報國”。
康奈爾大學設有“布朗寧徵文獎”，以紀念英國19世紀詩人（維多利亞時代詩人） 羅伯特•布朗寧(Robert Browning 1812—1889)。1914年春天，胡適寫了一篇論文《論英詩人布朗寧（胡適譯爲卜朗吟）之樂觀主義》，作爲應此獎的徵文。
5月7日揭曉，胡適竟得了獎，獲獎金50美元。他以一個外國留學生獲得這項布朗寧徵文獎，在學校是少有的，因而各方面人士都有些出乎意料，報紙也作了報道和評論，各大城市報紙又加以轉載，甚至登在著名的《紐約時報》上。於是，影響便大了，一些相識的人都先後來祝賀。
胡適當然也特別地的亢奮，他在日記中寫道：“此區區五十金固不足齒數，然此等榮譽，果足爲吾國學生界爭一毫面子，則亦“執筆報國”之一端也。”
顯然，胡適是把個人爭得的榮譽，同爲祖國爭榮譽聯在一起了。
對於年輕學子，選專業，似乎是一件很難的事。對此，我們不妨聽聽胡適1958年6月5日在臺大法學院的演講——
校長、主.席、各位同學：
記得四十八年前，我考取了官費出洋，我的哥哥特地從東三省趕到上海爲我送行，臨行時對我說，我們的家早已破壞中落了，你出國要學些有用之學，幫助復興家業，重振門楣，他要我學開礦或造鐵路，因爲這是比較容易找到工作的，千萬不要學些沒用的文學、哲學之類沒飯吃的東西。我說好的，船就要開了。
那時和我一起去美國的留學(課程)生共有七十人，分別進入各大學。在船上我就想，開礦沒興趣，造鐵路也不感興趣，於是只好採取調和折中的辦法，要學有用之學。當時康奈爾大學有全美國最好的農學院，於是就決定去學科學的農學，也許對國家社會有點貢獻吧！
那時進康大的原因有二：一是康大有當時最好的農學院，且不收學費，而每個月又可獲得八十元的津貼；我剛纔說過，我家破了產，母親待養，那時我還沒結婚，一切從儉，所以可將部分的錢拿回養家。另一是我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農民，將來學會了科學的農業，也許可以有益於國家。
入校後頭一星期就突然接到農場實習部的信，叫我去報到。
那時教授便問我：“你有什麼農場經驗？”
我答：“沒有。”
“難道一點都沒有嗎？”
“要有嘛，我的外公和外婆，都是道地的農夫。”
教授說：“這與你不相干。”
我又說：“就是因爲沒有，纔要來學呀！”
後來他又問：“你洗過馬沒有？”
我說：“沒有。”
我就告訴他中國人種田是不用馬的。於是老師就先教我洗馬，他洗一面，我洗另一面。他又問我會套車嗎，我說也不會。於是他又教我套車，老師套一邊，我套一邊，套好跳上去，兜一圈子。接着就到農場做選種的實習工作，手起了泡，但仍繼續的忍耐下去。
農復會的沈宗瀚先生寫一本《克難苦學記》，要我和他作一篇序，我也就替他做一篇很長的序。我們那時學農的人很多，但只有沈宗瀚先生赤過腳下過田，是唯一確實有農場經驗的人。學了一年，成績還不錯，功課都在八十五分以上。
第二年我就可以多選兩個學科，於是我選種果學，即種蘋果學。分上午講課與下午實習。上課倒沒有什麼，還甚感興趣；下午實驗，走入實習室，桌上有各色各樣的蘋果三十個，顏色有紅的、有黃的、有青的……形狀有圓的、有長的、有橢圓的、有四方的……。要照着一本手冊上的標準，去定每一蘋果的學名，蒂有多長？花是什麼顏色？肉是甜是酸？是軟是硬？弄了兩個小時。
弄了兩個小時一個都弄不了，滿頭大汗，真是冬天出大汗。擡頭一看，呀！不對頭，那些美國同學都做完跑光了，把蘋果拿回去吃了。他們不需剖開，因爲他們比較熟習，查查冊子後面的普通名詞就可以定學名，在他們是很簡單。我只弄了一半，一半又是錯的。
回去就自己問自己學這個有什麼用？要是靠當時的活力與記性，用上一個晚上來強記，四百多個名字都可以記下來應付考試。但試想有什麼用呢？那些蘋果在我國煙臺也沒有，青島也沒有，安徽也沒有……。我認爲科學的農學無用了，於是決定改行，那時正是民國元年，國內正是革命的時候，也許學別的東西更有好處。
那麼，轉系要以什麼爲標準呢？依自己的興趣呢？還是看社會的需要？
我年輕時候《留學日記》有一首詩，現在我也背不出來了。我選課用什麼做標準？聽哥哥的話？看國家的需要？還是憑自己？只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我”；一個是“社會”，看看社會需要什麼？國家需要什麼？中國現代需要什麼？但這個標準——社會上三百六十行，行行都需要，現在可以說三千六百行，從諾貝爾得獎人到修理馬桶的，社會都需要，所以社會的並不重要。因此，在定主意的時候，便要依着自我的興趣了——即性之所近，力之所能。我的興趣在什麼地方？與我性質相近的是什麼？問我能做什麼？對什麼感興趣？我便照着這個標準轉到文學院了。
但又有一個困難，文科要繳費，而從康大中途退出，要賠出以前二年的學費，我也顧不得這些。經過四位朋友的幫忙，由八十元減到三十五元，終於達成願望。
在文學院以哲學爲主，英國文學、經濟、政治學之門爲副。後又以哲學爲主，經濟理論、英國文學爲副科。到哥倫比亞大學後，仍以哲學爲主，以政治理論、英國文學爲副。
我現在六十八歲了，人家問我學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學些什麼？我對文學也感興趣，白話文方面也曾經有過一點小貢獻。在北大，我曾做過哲學系主任、外國文學系主任、英國文學系主任，中國文學系也做過四年的系主任，在北大文學院六個學系中，五系全做過主任。現在我自己也不知道學些什麼，我剛纔講過現在的青年太傾向於現實了，不憑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去選課。
譬如一位有作詩天才的人，不進中文系學做詩，而偏要去醫學院學外科，那麼文學院便失去了一個一流的詩人，而國內卻添了一個三四流甚至五流的飯桶外科醫生，這是國家的損失，也是你們自己的損失。
在一個頭等、第一流的大學，當初日本籌劃帝大的時候，真的計畫遠大，規模宏偉，單就醫學院就比當初日本總督府還要大。科學的書籍都是從第一號編起，基礎良好。我們接收已有十餘年了，總算沒有辜負當初的計畫。今日臺大可說是國內唯一最完善的大學，各位不要有成見，帶着近視眼鏡來看自己的前途，看自己的將來。聽說入學考試時有七十二個志願可填，這樣七十二變，變到最後不知變成了什麼，當初所填的志願，不要當做最後的決定，只當做暫時的方向。
要在大學一、二年級的時候，東摸摸西摸摸的瞎摸。不要有短見，十八九歲的青年仍沒有能力決定自己的前途、職業。進大學後第一年到處去摸、去看，探險去，不知道的我偏要去學。如在中學時候的數學不好，現在我偏要去學，中學時不感興趣，也許是老師不好。現在去聽聽最好的教授的講課，也許會提起你的興趣。好的先生會指導你走上一個好的方向，第一二年甚至於第三年還來得及，只要依着自己“性之所近，力之所能”的做去，這是清代大儒章學誠的話。
現在我再說一個故事，不是我自己的，而是近代科學的開山大師——伽利略（Galileo），他是意大利人，父親是一個有名的數學家，他的父親叫他不要學他這一行，學這一行是沒飯吃的，要他學醫。他奉命而去。當時意大利正是文藝復興的時候，他到大學以後曾被教授和同學捧譽爲“天才的畫家”，他也很得意。父親要他學醫，他卻發現了美術的天才。他讀書的佛勞倫斯地方是一工業區，當地的工業界首領希望在這大學多造就些科學的人才，鼓勵學生研究幾何，於是在這大學裡特爲官兒們開設了幾何學一科，聘請一位叫Ricci氏當教授。有一天，他打從那個地方過，偶然的定腳在聽講，有的官兒們在打瞌睡，而這位年輕的伽利略卻非常感興趣。於是不斷地一直繼續下去，趣味橫生，便改學數學，由於濃厚的興趣與天才，就決心去東摸摸西摸摸，摸出一條興趣之路，創造了新的天文學、新的物理學，終於成爲一位近代科學的開山大師。
大學生選擇學科就是選擇職業。我現在六十八歲了，我也不知道所學的是什麼？希望各位不要學我這樣老不成器的人。勿以七十二志願中所填的一願就定了終身，還沒有的，就是大學二、三年也還沒定。各位在此完備的大學裡，目前更有這麼多好的教授人才來指導，要趁此機會加以利用。社會上需要什麼，不要管它，家裡的爸爸、媽媽、哥哥、朋友等，要你做律師、做醫生，你也不要管他們，不要聽他們的話，只要跟着自己的興趣走。
想起當初我哥哥要我學開礦、造鐵路，我也沒聽他的話，自己變來變去變成一個老不成器的人。後來我哥哥也沒說什麼。只管我自己，別人不要管他。依着“性之所近，力之所能”學下去，其未來對國家的貢獻也許比現在盲目所選的或被動選擇的學科會大的多，將來前途也是無可限量的。
下課了！下課了！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