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廬山聽到了盧溝橋的槍聲
1．一開始，並不清楚日本人的企圖
吞併中國是日本的既定國策。從九一八事變開始，日本先是侵佔了中國的東三省，接着又佔熱河、察哈爾兩省，並不斷向中國內地滲透。在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妥協政策指導下，中隊一讓再讓，已到讓無可讓的地步，全民都抱定與日寇決以死戰之決心。
面對日寇的步步進逼，蔣介石爲首的國民政府爲抗戰也作了一些準備，但蔣的重心仍放在“圍剿”紅軍和方面。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實現了由國內戰爭向合作抗日的偉大轉變。
1937年夏天，駐屯華北的日軍不斷向負責華北防務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尋釁滋事，一時間華北劍拔弩張。戰爭的烏雲瀰漫了華北的上空，使得這裡的夏天更加的煩悶。此時的東京，正盛傳這樣的謠言，“七夕的晚上，華北將重演柳條溝一樣的事件”。
日本人所說的柳條溝事件就是九一八事變。事變發生前，東京也曾盛傳9月18日將發生柳條溝事件，後來果然絲毫不差地證實了這個預言。那麼，現在這個預言還會靈驗嗎？
雖然得知那個傳言的中國人並不多，不過，所有的人都可以放心，華北不會變成第二個“滿洲”。不管怎麼說，1937年的中國已經不是昔日那個內戰困擾的中國，1937年的蔣介石也已經不是當年那個完全不抵抗的蔣介石了。
1937年，南京的夏天像往常一樣的悶熱。每年的夏天，蔣介石都要到廬山去避暑和辦公，今年依然不例外。華北一向是宋哲元的天下，他對蔣介石、對日本、對救亡都有兩面性。對蔣介石，他是一面保持上下級關係，一面又行使自治，例如在用人、行政、關稅、鹽稅、統稅等都歸自己支配，成爲獨立化的政權。對日本，他是一面妥協，一面敷衍，碰到大問題就推到南京政府去解決。對救亡，他是一面，一面主張“槍口不對內”，一面不敢公開鎮壓中國領導的救亡運動，一面反對在冀察兩省舉行抗日遊行示威。對於危機潛伏的華北時局，蔣介石憂在心頭，但那裡沒有中央軍，鞭長莫及，只能電告宋哲元加強警惕，多做準備，以防不測。
7月的廬山，風景秀麗，清爽宜人。據說，廬山的夏天，天晴時一日如三季：晨如初春，午如初夏，晚如初秋，的確是個避暑的好去處。蔣介石喜歡廬山，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裡有水。他曾說過：“峨眉之不及廬山美麗，乏人避暑，就因爲峨眉少水。”蔣介石愛水，尤其喜歡靜靜聽潺潺流水聲，以助思潮。“明月鬆間照，清泉石上流。”常年在軍界政界摸爬滾打的他，內心深處依然存有詩意般的追求。不過，日本人已經不會讓他繼續體驗唐詩般的寧靜安謐境界了。
7月7日深夜，在盧溝橋地區進行軍事演習的日軍，藉口一名士兵失蹤和受到射擊，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遭到中國方面的嚴詞拒絕，竟悍然向中隊駐守的宛平縣城發起了進攻，駐守宛平的中隊奮起抵抗。偉大的中國民族的抗日戰爭由此揭開序幕。
東京盛傳的預言又一次應驗了，是歷史的巧合，還是日本人有先知先覺的能力？都不是。在日軍侵華史上，一切的巧合都是人爲的安排。但是，日本人預言了七七事變，卻難以預料事變的結局。
盧溝橋是中國富有詩意的勝地之一。從金朝起，經元、明、清數代，“燕京八景”名稱雖屢有變動，但其中的“盧溝曉月”一景卻一直保存下來，成爲文人雅士吟詩作畫的生動題材。日軍在此處發動進攻並非迷戀於當地詩意般的景色，實在是由於它的戰略地位太重要了。這裡是北平以至整個華北通向中國南部的咽喉之地，有詩讚：“盧溝石橋天下雄，正當京師往來衝。”盧溝橋自古爲兵家必爭之地。現在，由於日僞已經構成了三面合圍北平的態勢，位於平漢線附近的盧溝橋地區軍事地位更是非同一般。如果中隊守住這個橋頭堡，進可攻，退可守；而一旦被日軍佔領，北平就成爲了一個孤立無援的死城。一場國人期待了多年的全民族反侵略戰爭就在這個敵我必爭之地打響了，盧溝橋從此又成爲中國人反對外來侵略的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徵。
廬山牯嶺。7月8日清晨，一封華北地方當局的“特急電報”呈上蔣介石的辦公案頭。爲躲酷暑移到廬山辦公的蔣介石以及南京政要們已經顧不上欣賞如詩如畫的風景，思緒一下子都飄飛到了遙遠的北國。戰爭就這樣開始了嗎？一時間，蔣介石還弄不清楚日本此次挑釁的真實企圖。
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歷次挑釁無不以蠶食、控制和侵佔中國土地爲目的。何況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多田駿早就公開聲明，要“以武力驅逐國民黨和蔣政權於華北之外”，並一直在緊鑼密鼓地引誘、脅迫坐鎮華北一方的頭號地方實力派人物、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脫離南京政權，宣告華北自治，這次進攻至少是與其分裂冀察平津地區的陰謀有關。因此，從一開始蔣介石就隱隱地意識到，這次真的是退無可退了。
這一天，他在日記中憤憤地寫道：倭寇在盧溝橋挑釁矣！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或故與宋哲元爲難，使華北獨立乎？倭已挑戰，決心應戰，此其時乎！
當時，恰逢中日之間外交交涉停頓之際，且是在日軍反覆舉行挑釁性大演習之後的交戰，所以日本對於全中國開始其正規軍事侵略，已有極大的可能性。
2．準備應戰
蔣介石不敢有絲毫大意，在當天立即致電宋哲元，指示如下：“宛平城應固守勿退，並須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這次，蔣介石已經準備應戰了。
7月初的重慶，戒備森嚴。川康整軍會議由軍政部長何應欽主持在這裡召開，矛頭主要是指向劉湘等當地軍閥。正當劉湘爲蔣介石裁減其嫡系部隊大傷腦筋時，傳來蔣介石的一封加急電報，着何應欽速返南京。
要應戰，軍事中樞不可不立。蔣介石指示何應欽聯合軍委會參謀總長、訓練總監、軍事參謀院院長、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及有關軍事機關長官，組成軍事統帥部會議，決定應對策略。
與此同時，蔣介石急電也雪花般地飛到二十六路軍總指揮孫連仲、四十軍軍長龐炳勳、八十五師師長高桂滋的指揮部，命令他們親率部隊火速向石家莊集中。蔣介石再次電示宋哲元：“從速構築預定之國防工事”，強調“守土應具決死決戰與積極準備之精神”，即使談判，也“務期不喪絲毫主權爲原則”。
當時宋哲元正在山東老家樂陵省親，華北防務由他的部將張自忠負責。二十九軍將士在當時已經奮起反擊日軍人侵，日軍也在考慮擴大事態，但宋哲元顯然對盧溝橋事變的性質和全國的抗日熱情估計不足，沒有及時對平津防務進行調整，而把大部精力用於與敵談判周旋，以期“和平”解決上。
戰端已開，人們所以還會有講和的想法，是因爲事變之初北平的形勢還不夠明朗。自7日夜起，雙方在盧溝橋和宛平城地區多次衝突。意想不到的是9日又告停火，甚至商妥同時退兵，日軍退回豐臺，宛平縣城交中方保安隊填防。不過，日軍回撤後，次日再度向盧溝橋推進，二十九路軍也不得不再派兵阻擋，雙方重新交火。此後接連幾天，雙方一直打打停停。
但是，和平的幻想很快就被不斷傳來的密報粉碎，日方大批援軍正從關外和天津方向源源開來，僅關東軍一週時間就調來了一個師團的兵力，日本國內和朝鮮另有五六個師團的兵力正在增調中。特務系統收集的情報紛紛傳至南京，蔣介石等人非常明白，日本當局肯定有更大的企圖，至少，日軍這次不拿下冀察平津地區，是不會善罷甘休的。
13日，當日本發表出兵華北的聲明後，蔣介石即致電宋哲元說：“中央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寧爲玉碎，毋爲瓦全，以保持我國家之人格。”
同時也對宋哲元指出：“此次勝敗全在兄與中央共同一致，無論和戰，萬勿單獨進行，不稍與敵方以各個擊破之隙，則最後勝算必爲我方所操。請兄堅持到底，處處固守，時時嚴防，毫無退讓餘地。今日對倭之道唯在團結內部，激勵軍心，絕對與中央一致，勿受敵欺則勝矣。”
既然中央已經初步表明了“應戰”的決心，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的各個部門開始行動起來，不管是和還是戰，做好最壞的打算都是應該的。
從7月11日起，軍事統帥部開始具體部署應戰行動。戰爭並不僅僅取決於熱情，倉促應戰又談何容易。根據各部門的報告，這時南京國民政府只儲存有可供20個師作戰用3個月的彈藥；可供50萬人、10萬匹馬用1個月的糧秣；各要塞的大炮尚未全部安裝就緒，雖有200架飛機可以用於一線作戰，但相當部分性能較差，備件不足，且北方無論燃料、炸彈還是機場，均少準備。不過，在最初兩天的會議上，軍事準備上的這些欠缺似乎沒有過多地影響到與會軍事人員們的“應戰”決心。
根據統帥部的決定，南京國民政府很快發佈了軍隊總動員令和軍事徵用令。全隊統一配置，分別調集陝、豫、鄂、皖、蘇各省有關部隊，向隴海、平漢路沿線集結，並徵用平漢、隴海和滓浦三條鐵路線上的列車。同時明確要求宋哲元：不可放棄盧溝橋及宛平城；即使需要談判以求緩後也須作抗戰之準備；如二十九軍需要彈藥和物資，中央可以源源補充。爲此，統帥部特別派專人乘飛機將盧溝橋工事圖送往前方，並提出要在石家莊設置行營，在保定設置前線總指揮部，做大戰的準備。
南京方面緊鑼密鼓的籌劃應變方略的同時，日本方面也沒有閒着。7月11日上午，東京。五相會議正在日本政府大樓內進行，研究盧溝橋事件的善後。經過激烈的討論，終於作出了出兵華北的決定。傍晚，經過天皇的批准，日本政府在軍部的支持和推動下，正式發表《派兵華北的聲明》。隨後，軍部開始大規模地向華北調動軍隊。日本政府和軍部攜起手來，準備將華北的緊張局面擴大成爲全面的侵華戰爭。
關於日本政府態度和日軍動向的情報，雪花般飛向南京。日本方面奪取華北的意圖已明，既然南京方面並不想使華北變成“滿洲第二”，那麼戰爭已是不可避免。隨着另一密報傳來，參加統帥部軍事會議的軍政要員們意識到情況比想象的要更加複雜。據密報，11日晚，冀察當局揹着南京中央政府已與日方簽訂了《盧溝橋事件現地協定》，承諾向日方道歉，處分責任者；撤退盧溝橋及其周圍的駐軍，改由保安隊維持治安；徹底取締藍衣社、及其他抗日團體。
面對這一形勢，軍事統帥部會議開始出現意見分歧，何應欽等對是戰是和舉棋不定。軍委會辦公廳主任徐永昌公開表示了自己的擔心，他一向認爲中國無力與日本開戰。關於軍事儲備的統計數據，與會的人都已經看過。前兩天的討論中，看着其他的人主戰熱情高漲，徐永昌心裡就在犯嘀咕。宋哲元私自與日妥協又使徐永昌意識到內部並非一條心，他更加不主張立即開戰了。徐永昌說：現在我們準備未周，開戰難操勝算，若日方真的如其宣傳那樣，不欲事態擴大，則我似應抓住其意向，表示可以妥協。最好中央給予宋哲元妥協的標準，使其便於商談。
徐永昌之後，參謀總長程潛也表示，現在緩兵最合我意，這樣可以完成我方之準備。一旦準備完成，則無論實行持久戰或殲滅戰，都有把握。當然，他主張眼下也還是要加緊軍隊的動員工作，以防萬一。
何應欽顯然也同意緩兵的意見，他認爲，中國至少還需要兩個月的時間來準備應戰，否則抗戰將難以持久。不過，徐永昌則認爲這種準備至少需要6個月到一年的時間。他甚至直接向蔣介石進言，並託人轉告外交部長王寵惠：“對日如能容忍，總以努力容忍爲是”，因爲兩國強弱太過明顯，我方準備太過欠缺，一旦開戰，中國有陷於分崩離析不可收拾的危險。
在一片緩戰主和聲中，只有訓練總監唐生智表示異議。因爲宋哲元私自妥協一直是討論的焦點，唐生智也就此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說：宋哲元已經在中央允許之外從事妥協活動，如中央再授予他和平妥協的意圖，則前途將不可測。與其他人主張低調謀和不同，唐生智建議目前中央仍應表示強硬態度，軍事準備絕不可中止。至於宋哲元現在的妥協活動，中央可以聽任其發展，既不明確支持也不反對，就裝作不知道。如結果不超出中央期望之外，則可追認之，否則可否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