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兵役制度，推行國民軍訓。1936年3月，南京國民政府一改過去的募兵制，下令實行徵募並行的兵役法。同年11月，成立了兵役科，具體負責徵兵事宜，當年便徵集新兵5萬人。南京國民政府也比較重視進行國民軍訓，提高國民的軍事素質。1933年8月，蔣介石致電軍委會主任朱培德、唐生智，要求高中及中學、大學生畢業時，應先習軍事教育3個月，纔可發給畢業文憑，中央設立國民軍事訓練處，將全國優秀人才輪流軍訓。截止抗戰爆發，全國參加完軍訓的高中學生22．4萬人，專科以上學生6．434萬人。《1936年壯丁訓練實施綱領》頒佈後，當年便訓練完畢壯丁50餘萬人，正在訓練者約100萬人。兵役制度的改革和國民軍訓的推行，爲戰爭爆發後兵源的及時補充做了一定的準備。儘管南京國民政府的軍事準備很不完善、很不充分，有些防禦工事質量也比較差，但它畢竟進行了抗戰準備，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中隊抵禦日軍進攻的能力，保證了南京國民政府政治、經濟重心的西移和沿海沿江工業的內遷，最終使日本帝國主義滅亡中國的幻想破滅。
蔣介石爲迎接抗戰而進行的經濟方面的準備，包括了發展重工業、整修交通、發展農業等方面的內容。
1935年11月，國民黨五全大會規定了國民經濟建設的重點，並決定成立國民經濟計劃委員會，統籌全國的國民經濟建設。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又通過了《確定國民經濟建設實施計劃大綱案》，確立了國民經濟建設實施計劃原則28條。由於南京國民政府較明確地把國民經濟建設同抗日救亡聯繫起來，使國民經濟建設迅速地見了成效。
1937年3月，蔣介石在貴陽發表談話稱，欲挽救今日民族之危機，必須開展國民經濟建設運動。
制定重工業發展計劃。重工業是國防建設的基礎，南京國民政府尤爲重視。1935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將國防設計委員會與兵工署資源司合併改爲資源委員會，作爲領導重工業建設的主要機構。1935年，該會擬就重工業建設五年計劃，預算約需經費2712萬元。1936年，南京國民政府撥款一千萬元，1937年，又撥款兩千萬元，作爲籌建重工業的經費。1936年度，籌建的企業主要有10家，1937年度，又陸續增設了11家企業或籌備機構。從戰備出發，這些企業大部分設在湖南、湖北、江西、雲南、四川、陝西等內地省份，遠離沿海。這些企業大部分在抗戰前已動工興建，有些企業取得了較好成效，後來由於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資金短缺，整個建設計劃受到阻礙，有些廠礦企業被迫停產。
總的來講，抗戰前夕，中國工業的發展是緩慢的。但重工業建設五年計劃，畢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被認真地付諸實施的大規模建設計劃，它的制定和部分實施，爲初期抗戰提供了堅強的後盾。
整修交通。便利的交通在戰爭中具有關鍵性作用。1935年，南京國民政府曾明確指出：交通運輸的建設應使其適合經濟建設及國際形勢之需要，要進一步整理舊路，修築新路。國民黨五全大會還通過了《請舉築滇省通江通海通緬鐵道以應國防需要而闢經濟泉源案》，該案指出要加強江海河道以及鐵路建設。五全大會之後，加快了鐵路建設的步伐，且進展順利，取得的成績也較顯著。到1937年7月，已建成鐵路1．3萬公里，其中從1936年到1937年7月的一年半中，築路2030公里，平均每年達1353公里，爲舊中國歷史之最。
公路建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至七七事變前夕，中國公路總長度已由1927年一千公里增加到10．95萬公里，計有幹線21條，支線15條，初步形成了全國公路網絡。交通建設步伐的加快，對於抗戰初期中國在較短時間內集結衆多兵力和軍用物資起了重要作用。
總之，抗戰爆發前夕，南京國民政府加大經濟建設的力度，取得的成效也較顯著。據統計，僅1936年一年的建設成果就超過了1931年至1935年間的建設成果，而1931年至1935年的建設成果又相當於民國以來20年的總和，這些成績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國長期抗戰的物質基礎。
3．尋求外交支持和處理華北事變
隨着日本侵略野心的日益明朗化，南京國民政府也積極致力於尋求外交支持。
改善中蘇關係。九一八事變後，南京國民政府力圖改善自中東路事件後斷絕的中蘇關係，以尋求蘇聯對中國抗日活動的支持。經過多方努力，1932年12月12日，中國駐國聯首席代表顏惠慶和蘇聯外交部長李維諾夫在日內瓦交換復交照會，一度斷絕的中蘇關係開始恢復。中蘇復交後，雙方就建立中蘇同盟問題進行了多次協商。1934年3月，楊傑率中事代表團訪蘇。10月，蔣介石又派蔣廷黻訪蘇，蔣向蘇方保證，在任何情況下中國都不會站在日本方面反對蘇聯。
1935年5月，蔣介石又指示顏惠慶向蘇方表示，一旦蘇日戰爭爆發，中隊支持蘇聯。10月25日，南京國民政府又成立了以立法院院長孫科爲主席的中蘇文化友好協會，進一步做出對蘇友好的表示。1936年10月，蔣介石派蔣廷黻出任駐蘇大使。在中蘇關係改善的基礎上，1937年4月，孫科與鮑格莫洛夫就蘇聯援華方式進行會談，會談結果，蘇聯答應以戰爭貸款方式向中國提供軍事裝備，且利率優惠。中蘇關係的改善，爲中國抗日戰爭創造了一個極爲有利的周邊國際環境。蘇聯以武器貸款的方式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對中國的抗戰是個巨大的支持。
謀取歐美國家的經濟援助。中國經濟落後，南京國民政府難以進行充分有效的戰爭準備。蔣介石曾坦白得說過，“就是日本人讓我們來儘量準備國防，我們人力和財力哪裡能趕得上呢？”於是南京國民政府便利用帝國主義在華矛盾衝突，多方尋求歐美國家的經濟援助。
長城抗戰失敗之後，南京國民政府開始與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加緊聯繫。1935年，宋子文與美國總統羅斯福會談，試探美國的態度。華北事變後，中國銀行董事長陳光甫等人再次抵美，希望取得美國對中國幣制改革的支持，其結果簽訂了“中美白銀協定”。
1935年12月，蔣介石派鐵道部部長張家墩赴歐洲與各國進行鐵路投資談判，從1936年起，先後與德、英、比、捷、法等國簽訂了數筆鐵路貸款協定。據統計，從1936年到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南京國民政府與歐洲各國簽訂的鐵路貸款高達1．57億美元，對中華民族的抗日是有利的。
（三）他回南京後，周可以直接和他談判。(3)
（三）他回南京後，周可以直接和他談判。(2)(2)
此外還與歐洲各國達成多筆其他各種借款協定。1937年春，孔祥熙訪歐，與荷蘭孟德宋公司達成中國銀行信用借款100萬荷幣；從法國銀行團分別取得中央銀行調整金融借款2億法郎，購置軍用飛機貸款1．2億法郎；與捷克司各達公司達成購買飛機、工業材料借款一千萬鎊等多筆借款協定。後因抗戰全面爆發，這些和約未能全部兌現。
在外患日甚的情況下，南京國民政府謀取的大批外匯造成了英美等國在華經濟實力的進一步擴張。但也增加了中國對急需軍用物資的購買力，充實了法幣的外匯保證。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日益猖狂，先是在東北扶植清廢帝溥儀建立僞滿洲國，而後又發動了上海一二八事變，接着日本又將侵略的矛頭指向華北內地。自1935年夏季起，日本侵略者策動的華北五省自治逆流甚囂塵上，成爲舉世矚目的焦點問題。
其實日本對於華北圖謀已久。1931年11月，九一八事變後不久，日本軍部起草了《對蘇中兩國作戰計劃大綱》，1933年春，板垣徵四郎制訂“華北聯治政府”計劃和5月份日本陸軍參謀本部向平、津特務機關下達《華北方面緊急處理方案》，《塘沽協定》後，日本以武力爲後盾，全面加速侵略中國的步伐。1933年11月份的《帝國外交政策》的最後修正案，“支持中國大陸上的分治運動”，日本分離華北的政策已經越來越明朗化了。
1934年4月18日，關東軍駐瀋陽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向陸軍參謀本部提交了名爲《挽救華北的政策》的機密文件，露骨地宣稱“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建立一個新的華北政權”，1935年1月4日，關東軍召開大連會議，決定華北問題必須整個解決，要扶植能夠忠實貫徹日本要求的誠實的政權，意圖扶持傀儡政權。
最初，日方曾希圖扶植一些失意軍閥，如段祺瑞、吳佩孚、孫傳芳之流，但均未奏效。接着，把目標對準了華北地方實力派人物，企圖利用歷史上反蔣的影響，假其手而達成自治，他們首先看中的是閻錫山和韓復榘。蔣介石爲了拉攏華北實力派，尤其是爲了穩住閻錫山，在由成都返回南京出席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時，中途特意繞道先赴開封，後至太原，向閻錫山表示慰問和安撫。蔣的行動立時見效，閻錫山決定去南京出席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表示“服從中央”。蔣聞之甚是滿意，通報華北將領，以爲勉勵。
1935年上半年，在日中“親善”、“提攜”的幌子下，日本加速了分離華北的行動，先後發動了張北事件、察東事件等。國民政府察哈爾省民政廳長秦德純與日軍代表土肥原簽訂了《秦土協定》；7月，國民政府代表何應欽與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訂立《何梅協定》，喪失了中國在河北和察哈爾省的大部分主權。
就在蔣介石忙着安撫華北將領時，10月，日本又指使漢奸在河北省香河縣暴動並佔領縣城，香河事件發生並在日本人的干涉下越鬧越兇，先是大肆策動香河自治，後日本發現香河事態擴大，自己獲益不大，遂作罷。
喧囂一時的“華北聯省自治”計劃最後不了了之，日本遂改弦更張，調整計劃，尋求新的目標，他們挑中了平津衛戍司令宋哲元。
1935年10月，日本駐天津領事致函宋哲元，要求其迅速取締妨礙“自治”的機構，拘捕“反日分子”，在施加壓力的同時，又許以“華北自治政府首腦”的職位，對宋哲元進行試探和引誘。11月份又出臺所謂的《華北高度自治方案》，決定將未來新的自治政權定名爲“華北共同防共委員會”，政權首領爲宋哲元。土肥原讓宋哲元於11月20日前宣佈“自治”，否則日軍將採取武力行爲。
此前，蔣介石迭電宋哲元，軟硬兼施，既鼓勵宋要忍辱負重，無論如何要頂住壓力與日方周旋，又警告宋不得“自生異動”，一切須聽從中央，但卻提不出任何具體有效辦法。11月11日，宋哲元發出“直電”，公開要求國民政府“當機立斷，實施憲政”，流露出對中央的不滿。與此同時，關東軍第一混成旅團正迅速集中，準備動用武力，進攻華北。時局日危，蔣在16日電示宋哲元，應堅忍鎮定，以申正氣，認爲“國家存亡，吾人成敗，皆在此一舉”，希望宋哲元以不撓之精神，不卑不亢地與日周旋。
次日，宋哲元覆電蔣介石，陳述華北局勢危險萬分，自己力量薄弱，只能支持一時，不可長久，請求中央支援。緊接着，蔣派自己的對日私人顧問張季鸞赴北平探聽虛實，觀察動向。同時，國民政府藉口要在南京附近舉行大演習，向江蘇、安徽、河南等地增派軍隊，集中了幾個師的中央軍，緩緩北調。但日軍可不吃蔣介石這一套，立刻做出強烈反應，集結了6個空軍中隊，擺出迎戰姿態。
不久，宋哲元致電蔣介石表示，由於日本方面的壓迫，他將不得不在11月20日至22日之間宣佈自治。事實上，蔣介石已於19日通過秘密途徑獲悉，日本內部對於華北自治方案是存在爭議的，有傾向於“自治運動”，應循序漸進，“避免要求過高”的意見存在，蔣感覺事有所圖，當晚便電示宋哲元，要求宋詳察敵情，堅忍主持，以救黨國。
蔣介石在對日本內部矛盾瞭解之後，對在華以土肥原爲代表的強硬派給予了有力的回擊，要求土肥原離開華北，粉碎了其“自治”計劃。然而，土肥原不甘失敗，立即又與薊密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勾結起來，密謀“自治”。二人一拍即合，殷於11月25日組建了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並鼓勵宋哲元等起而效尤。日本方面以多種方式勸說宋哲元與殷合作共同自治，但宋最終還是堅持了“一切聽從中央命令的立場”。不過，此時平津形勢已岌岌可危。29日晚，宋哲元又電蔣介石將平津之危迫情勢，疊陳之憂患電告蔣介石，請求中央速速採取行動，同時告急電的還有北平市長秦德純、天津市長程克。
眼看着華北局勢日益惡化，已呈朝不保夕之狀，蔣急忙於26日密派劉健羣火速北上，防止宋哲元危難關頭勢力不支，立場有變。11月30日，蔣又不顧日方反對，派何應欽北上“體察情勢，負責處理”。日方唯恐何應欽來了之後，宋哲元會因此而靠近南京政府，力加排斥。宋哲元等人因地盤、權力等因素對何的到來反應冷淡。何應欽一行四處碰壁，權衡之下，何採取了中央在何出發之前所設計方案，允許宋哲元組織冀察政務委員會。12月12日，國民政府明令由宋哲元爲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同一天，又正式宣佈宋哲元兼任河北省主席。
冀察政務委員會是日本侵略勢力和國民政府方面在彼此都無法完全實現自身目的情況下相互妥協的產物。國民政府方面既不甘心拱手將華北五省讓出，又不能對該地區實行有效控制，無奈之下做出了這樣的選擇。需要指出的是，宋哲元這個左右受制的地方實力派，在抗拒日本分離行徑、維護中國領土的過程中頂住了各方壓力，保持了民族氣節，使得日方通過誘降宋哲元來控制華北的企圖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