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溝橋事變發生時，蔣介石正在廬山舉辦暑期訓練團，自任團長，訓練的對象爲全國“各界文武同志”、“全國公務人員”。至於訓練團的訓練精神與教育目標，蔣介石是這樣說的：“在總理博大精深的三民主義詔示之下，在中央統一禦侮、救亡圖存的一貫政策之下，人人奮發建國的熱忱，激勵其救國的責任心，向着共同的目標，能夠自動努力，自動奮鬥，盡忠於其本職，隨時準備爲復興民族而犧牲，就是要人人盡忠於各人的職務，要人人知恥明義，犧牲奮鬥，自立自強，自動地發揮其愛國的精誠，這是我們此次廬山暑期訓練的精神，也是本團教育的唯一目標。”
國民黨在廬山開辦的訓練團隨時間不同，名稱和內容各異，一般統稱廬山軍官訓練團。最早開辦於1933年，受訓的主要是初、中級軍官，當時“訓練唯一目的，就是要消滅”。以後，各類訓練團都在廬山舉辦，規模越來越大，範圍也越來越廣，受訓人員的級別也越來越高。
隨着紅軍撤離南方根據地，開始長征。特別是日本的得寸進尺的侵略直接威脅到自己的統治，廬山訓練團也逐漸加入了抗日御侮的內容。
1937年夏天，蔣介石又在廬山舉辦訓練團，這次的規模特別的大，涉及軍事、民政、警察、教育、黨務、童子軍以及新生活運動諸多方面，尤其主張能夠軍事訓練，受訓的軍長有7人，師長及師級軍官有194人。因爲當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望建立，訓練是以日寇爲假想敵的，訓練內容是抗戰建國。
盧溝橋事變之後，雖然蔣介石很快就得到報告，但是消息傳達的範圍並不廣，山中並未完全知曉。7月9日，蔣介石在廬山暑期訓練團開學典禮上發表了一個長篇講話。一開頭，蔣介石就說：“此次我們舉辦廬山時期訓練團，如今全國各界文武同志，來此受訓，其意義是在繼全國統一之後，當外患緊迫之時，來發動一個舉國一致救亡復興的建國運動。”
“所謂建國訓練是什麼呢？簡言之，就是要訓練我們如何儘量貢獻我們的聰明才智和生命自由給國家，如何用我們的血汗來培養並充實救國的力量，以突破帝國主義者所加於我們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束縛，洗涮國家近百年來所蒙受的一切奇恥大辱，使我們的國家能夠真正自由獨立強盛起來，再扼要地說一句，這一次訓練，就是國家爭自由、民族爭生存的最後戰鬥的訓練。”
蔣介石沒有趁此機會談論盧溝橋事件和對日的政策，他還需要時間去觀察和進一步的思考。即便如此，受訓的學員們還是感覺耳目一新，感覺到時局似乎發生了什麼重大變化。典禮結束後，一時有了不少關於時局變動的傳言。這時，華北的形勢在惡化。
7月11日，宋哲元奉蔣介石之令，從山東老家啓程返回北平。在北平郊外豐臺車站，宋哲元乘坐的火車剛剛駛過，“轟”的一聲巨響，枕木飛濺，硝煙濃烈，一片狼藉。中國在華北的最高行政長官險些成了第二個張作霖。回北平後的宋哲元，立即着手部署對日軍事。8天以後，如有神助的他再次從日本特務的地雷下死裡逃生。
華北不會上演第二個“皇姑屯事件”，也不會出現第二個“滿洲國”。暗中進行的陰謀活動破產後，日本決定採取裸的武力進佔華北。7月16日，日軍在準備停當後，全力向華北發動大規模的進攻。
平津危急！華北危急！盧溝橋事件連同華北危急的時局一同在廬山上傳開了。不同尋常的“莘莘學子”們開始感受到沉重的現實壓力。
3．態度強硬的廬山談話
日軍在華北發動全面攻勢的同一天，國民政府爲共赴國難而召開的談話會也在廬山開幕。牯嶺圖書館大禮堂裡坐滿了各界名流、賢達人士，廬山頓時冠蓋如雲，名流遍地。16日的談話會由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主持。他雖然大談“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但是並沒有提出明確的辦法。一席話不痛不癢，不着邊際，與會者如墜雲山霧海，根本搞不清楚當局的積極政策在何方，滿懷信心上山來共赴國難共商國事的名流賢達對此很不滿意。
國難紛至沓來，當局又遲遲拿不出積極的對策，雖然身處仙境般的廬山，與會者沒有一點心曠神怡的感受。遙望華北，可憐無數山！
7月17日，蔣介石出席廬山第二次談話會，發表了題爲《對於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的講話，政府對日政策才明確亮相。
一開始，蔣介石就直奔主題，他說：“中國正在外求和平，內求統一的時候，突然發生了盧溝橋事變，不但我舉國民衆悲憤不已，世界輿論也都是異常震驚。此事發展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繫。”把中日之間的事變同國際和平聯繫起來，這並不是一般的外交辭令，而是蔣介石抗日方略的重要一環。
接着，蔣介石談了四個方面的內容。關於外交方針，蔣介石重彈了幾年前“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的老調。他說：
中國民族本是酷愛和平，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會宣言於此更有明確的宣示。近兩……年來的對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過去各種軌外的亂態，統統納入外交的正軌，去謀正當解決，這種苦心與事實，國內都可共見。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爲進行建設，絕對的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所謂：“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會對於“最後關頭”的解釋，充分表示我們對於和平的愛護。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
“最後關頭”到來，拼死抗戰將是毫無疑問的。那麼，盧溝橋事件是不是“最後關頭”呢？這是與會者最想搞清楚的。對此，蔣介石當然不能避而不談。
這次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或有人以爲是偶然突發的，但一月來對方輿論，或外交上直接間接的表示，都使我們覺到事變發生的徵兆。而且在事變發生的前後，還傳播着種種的新聞，說是什麼要擴大塘沽協定的範圍，要擴大冀東僞組織，要驅逐第二十九軍，要逼迫宋哲元離開，諸如此類的傳聞，不勝枚舉。可想見這一次事件，並不偶然。
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處心積慮的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只有讓人家軍隊無限制地出入於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隊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自在，或是人家向中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種人世悲慘之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是無法忍受的。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繼之以塘沽之協定，現在衝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的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麼我們的故鄉，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是成昔日的瀋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爲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既然盧溝橋事件有可能成爲“最後關頭”，那麼，政府關於抗戰具體持一個什麼樣的態度呢？這是與會者關心，蔣介石不得不談的話題。
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全國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個準備中，因爲我們是弱國，又因爲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迫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爭既開之後，則因爲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中華民族既然是愛好和平的民族，盧溝橋事件也尚存和平解決的希望，對於解決盧溝橋事件的中國立場，蔣介石當然得公之於世。既讓國人放心，又讓國際間愛好和平、主持正義的友好國家作個評判。對此，蔣介石可不敢大意。
盧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爲中日戰爭，全繫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繫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但是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1）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2）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4）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的約束。這四點立場，是弱國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爲東方民族作一個遠大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係達於最後關頭，不願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於我們這最低限度之立場，應該不至於漠視。
在這個講話的最後，蔣介石總結性地、十分明確地對參加這次談話地的人員說：
總之，政府對於盧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且必以全力固守這個立場。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須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亦必須嚴肅沉着，準備自衛。在此安危絕續之交，唯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將此意轉達於社會，俾成能明瞭局勢，效忠國家，這是兄弟所懇切期望的。
蔣介石的態度有無投機成分，對當時的形勢實際上已無多大的影響。這是因爲，抗日救亡運動興起六年來，已漸漸成爲洶涌的浪潮。面對南京政府節節退讓，喪權辱國，國人久已忍無可忍。如果說過去還可以用“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來搪塞輿論，如今面對日本步步進逼的武裝侵略，再也難以爲不抵抗找到任何的藉口。因此，不管蔣介石願意還是不願意，“應戰”，也就是抵抗已經成必然之勢。
廬山談話，確定了抗戰的方針，表明蔣介石已經接受了倡導已久的抗日民主統一戰線主張。
兩天後，蔣介石關於“最後關頭”的講話公開發表，次日，日本對南京國民政府徹底關閉和談的大門。不過，冀察地方當局與日方的交涉還在繼續進行，只是越來越艱難。
就在日本終止同南京國民政府直接交涉的那一天，蔣介石下了廬山，回到南京，一心處理中日之間的危機。不過，在和平未根本絕望的前一秒鐘，蔣介石也“還是希望和平的”。
7月23日，南京政府的中樞要員討論了宋哲元報來的《盧溝橋事件現地協定》。其實，就在前四天，宋哲元剛剛與日軍又簽訂了一個協定細則。這個細則明顯地違反了蔣介石關於中央政府所派官吏不得任人要求撤換，以及第二十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接受任何約束的最低限度條件，承諾可以按日方要求罷免官員以及撤退軍隊。對此，蔣介石顯然是睜一眼閉一眼，像唐生智所建議的那樣，裝作不知道。
二、決心以戰求存
1．平津陷落
無論蔣介石怎樣寄希望於最後一秒鐘的和平，日本軍事當局這部戰車早已升火待發。7月19日，冀察地方當局與日方剛剛簽署了協議細則，有恃無恐的日本華北駐屯軍在21日又開始大舉炮轟宛平城了。只是由於吉星文率所部頑強抵抗，才使宛平縣城沒有馬上落到日本人的手裡，宋哲元的和平夢想被日軍的炮彈炸得支離破碎。
7月26日，日本華北駐屯軍向宋哲元發出最後通牒，未得答覆，惱羞成怒的日軍開始發動大規模襲擊。當天傍晚，日軍一部乘30餘輛載重卡車，強行闖入廣安門，另一部則在飛機的配合下攻佔了二十九軍在廊坊的駐地。27日凌晨，日軍更進一步進攻通縣，一直與蔣有矛盾對日本心存幻想的宋哲元，這時也絕了妥協的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