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自序
郭沫若（1892—1978），字鼎堂，號尚武，筆名沫若，四川樂山縣人，現代文學家、歷史學家、新詩奠基人之一。由於在甲骨文領域的成就，他與王國維、羅振玉、董作賓並稱“甲骨四堂”。他曾主編《中國史稿》和《甲骨文合集》，全部作品收錄於《郭沫若全集》。
我們要跳出了“國學”的範圍，然後才能認清所謂國學的真相。
清算中國的社會，這是前人所未做到的工夫。
清算中國的社會，這也不是外人的能力所容易辦到。
對於未來社會的待望逼迫着我們不能不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古人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認清楚過往的來程，也正好決定我們未來的去向。
只要是一個人體，他的發展，無論是紅黃黑白，大抵相同。
由人所組織成的社會也正是一樣。
中國人有一句口頭禪，說是“我們的國情不同”。這種民族的偏見差不多各個民族都有。
然而中國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國人所組成的社會不應該有什麼不同。
我們的要求就是要用人的觀點來觀察中國的社會，但這必要的條件是須要我們跳出一切成見的圈子。
中國的社會固定在封建制度之下已經二千多年，所有中國的社會史料，特別是封建制度以前的古代，大抵爲歷來御用學者所湮沒，改造，曲解。
在封建思想之下訓練摶垸了二千多年的我們，我們的眼睛每人都成了近視。有的甚至是害了白內障，成了明盲。
已經盲了，自然無法挽回，還在近視的程度中，我們應該用近代的科學方法來及早療治。
已經在科學發明了的時代，你難道得了眼病，還是要去找尋窮鄉僻境的巫覡？
已經是科學發明了的時代，你爲甚麼還錮蔽在封建社會的思想的囚牢？
巫覡已經不是我們再去拜求的時候，就是在近代資本制度下新起的騙錢的醫生，我們也應該要聯結成一個拒療同盟。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在中國的新學界上也支配了幾
年，但那對於中國古代的實際情形，幾曾摸着了一些兒邊際？社會的來源既未認清，思想的發生自無從說起。所以我們對於他所“整理”過的一些過程，全部都有從新“批判”的必要。
我們的“批判”有異於他們的“整理”。
“整理”的究極目標是在“實事求是”，我們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實事之中求其所以是”。
“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們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
“整理”自是“批判”過程所必經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爲我們所應該侷限的一步。
在中國的文化史上實際做了一番整理工夫的要算是以清代遺臣自任的羅振玉，特別是在前兩年跳水死了的王國維。
王國維一生的學業結晶在他的《觀堂集林》和最近所出的名目實遠不及《觀堂集林》四字冠冕的《海寧王忠愨公遺書》。
那遺書的外觀雖然穿的是一件舊式的花衣補褂，然而所包含的卻多是近代的科學內容。
這兒正是一個矛盾。
這個矛盾正是使王國維不能不跳水而死的一個原因。
王國維，研究學問的方法是近代式的，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兩個時代在他身上激起了一個劇烈的階級鬥爭，結果是封建社會把他的身體奪去了。
然而他遺留給我們的是他知識的產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樓閣，在幾千年來的舊學的城壘上，燦然放出了一段異樣的光輝。
羅振玉的功勞即在爲我們提供出了無數的真實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蒐集、保藏、流傳、考釋，實是中國近三十年來文化史上所應該大書特書的一項事件。還有他關於金石器物、古籍佚書之蒐羅頒佈，其內容之豐富，甄別之謹嚴，成績之浩瀚，方法之嶄新，在他的智力之外，我想怕也要有莫大的財力才能辦到的。
大抵在目前欲論中國的古學，欲清算中國的古代社會，我們是不能以羅、王二家之業績爲其出發點了。
我們所要的是材料，不要別人已經穿舊了的衣裳；我們所要的是飛機，再不仰仗別人所依據的城壘。
我們要跳出了“國學
”的範圍，然後才能認清所謂國學的真相。
清算中國的社會，這是前人所未做到的工夫。
清算中國的社會，這也不是外人的能力所容易辦到。
不是說研究中國的學問應該要由中國人一手包辦。事實是中國的史料，中國的文字，中國的傳統生活，只有中國人自身才能更貼切的接近。
世界文化史的關於中國方面的記載，正還是一片白紙。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上，沒有一句說到中國社會的範圍。
外國學者對於東方情形不甚明隙，那是情理中事。中國的鼓睛暴眼的文字實在是比穿山甲、比蝟毛還要難於接近的逆鱗。外國學者的不談，那是他們的矜慎；談者只是依據舊有的史料、舊有的解釋，所以結果便可能與實際全不相符。
在這時中國人是應該自己起來，寫滿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頁。
外國學者已經替我們把路徑開闢了，我們接手過來，正好是事半功倍。
本書的性質可以說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篇。
研究的方法便是以他爲嚮導，而於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紅種人、歐洲的古代希臘、羅馬之外，提供出來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國的古代。
恩格斯的著作，中國近來已有翻譯，這於本書的瞭解上，乃至在“國故”的瞭解上，都是有莫大的幫助。
談“國故”的夫子們喲！你們除飽讀戴東原、王念孫、章學誠之外，也應該知道還有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沒有辯證唯物論的觀念，連“國故”都不好讓你們輕談。
然而現在卻是需要我們“談談國故”的時候。
我們把中國實際的社會清算出來，把中國的文化，中國的思想，加以嚴密的批判，讓你們看看中國的國情，中國的傳統，究竟是否兩樣！
對於未來社會的待望逼迫着我們不能不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目前雖然是“風雨如晦”之時，然而也正是我們“雞鳴不已”的時候。
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日夜
（郭沫若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