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歷史與現實
周谷城(1898—1996),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他自1942年起在復旦大學執教,任歷史系主任、教務長等職。著有《中國通史》、《論西亞古史的重要性》、《中國社會史論》等。
進步的文學書,能鼓舞人,正確的歷史書,不論是古代的、中世的、或近代現代的,都應有這樣的鼓舞作用。
歷史要聯繫現實,要爲現實服務,要爲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這是不錯的。更具體一點說,凡教歷史課的人,或寫歷史書的人,首先須替學生或讀者講明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使能知道今日中國或今日世界的由來,從而更容易瞭解今日應走的道路——社會主義的道路。這該可以說是聯繫現實的一個意義。其次,今日應走的道路既是社會主義,則隨着這條道路有一系列的歷史工作要進行。過去寫過的歷史書要重新寫,近代現代許多歷史事實要好好的寫成書。如經濟史、政治史、文化史、工人運動史、農民運動史、農村發展史、資本主義發展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等等,都要依馬克思主義爲指導原則,好好地寫出來。這也可以說是聯繫現實的一個意義。再其次,凡聽歷史課的人,或讀歷史書的人,必須從聽與讀之中,獲得階級鬥爭的教育,鍛鍊自己。自從人類社會有了階級以後,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過程。講歷史課或寫歷史書的人,都必須把鬥爭過程講明,使聽者讀者,聽起來讀起來,如同親身參加階級鬥爭一樣,獲得教育,鍛鍊自己。進步的文學書,能鼓舞人,正確的歷史書,不論是古代的、中世的、或近代現代的,都應有這樣的鼓舞作用。這也可以說是聯繫現實的又一個意義。
就最後這個意義講,歷史似乎是任何人所不能不知道的。然則大學校裡,除了歷史系的學生外,爲什麼都不上歷史課了呢?不錯,
歷史系以外的學生也都應該上歷史課,只因他們的專業太繁重,無暇及此,只好就拿中學所學過的那一點點兒來作基礎。不獨歷史系以外的學生應該知道歷史,就是其他任何人也都應該知道歷史。可惜的是他們工作忙,沒有機會聽歷史課或讀歷史書。然而歷史的結論,仍必須從大會的報告中聽一聽。解放以來,所有大會上的政治性的報告,都無不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無不是體現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的。有人說,政治報告不等於歷史,這當然不錯。但不等於歷史,只與歷史有別;卻是從歷史中得出的,實與歷史有關。大家學政治,從某一個意義講,實無異於學歷史發展的客現規律。不過歷史系的學生,總有一部分,甚至絕大部分將來要負責講歷史課或寫歷史書,那末今天自不能以聽政治課爲足夠,還必須從結論上溯到每一結論所由得出的過程;因此歷史系的課,有中國史的古、中、近、現各段,也有世界史的古、中、近、現各段。然而問題就在這裡。古、中、近、現各段都必須研究,那末每一段應該花多少時間和精力纔算合理。這就是古今厚薄問題的由來。
這個問題,若從形式上講,算是解決了,講授歷史的時數是薄古厚今的。例如中國史,以鴉片戰爭以前爲古代,爲時約三千餘年,兩年講完;鴉片戰爭以後爲近代現代,爲時只一百一十餘年,也兩年講完。而且頭兩年所分配的時數比後兩年所分配的時數要少些,這不是薄古厚今了嗎?然而不然。一百一十餘年的近代現代史,所花的時間儘管比三千餘年的古代史所花的時間爲多,然教者學者仍可以厚古薄今:那就是把這一百一十餘年的前半部多講些,後半部少講些或根本不講。據說這是由於怕犯錯誤:歷史愈到現代,講起來或寫起來,愈易犯錯誤;愈到古代,講起來或寫起來,錯誤可以愈少些。一位史學界的朋友告訴我說,怕犯錯誤的思
想相當普遍:近來出版的書,據說出版古代的多,現代的少;關於外國的多,關於中國的少;翻譯的多,著作的少;考證的多,說明的少。這可能不完全是事實,但這類傾向,一定是有的。這隻能算是逃避現實。在今天還有逃避現實的,那非堅決反對不可。逃避現實出於怕犯錯誤,固然可以原諒;錯誤,任何人都不應當避免。不過怕犯錯誤,而出於逃避現實一途,那卻是不能原諒的。因怕犯錯誤,而努力鑽研理論,學習政治,與勞動人民打成一片,把自己鍛鍊成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纔是正當辦法。厚古薄今,鑽入故紙堆中,決不是辦法。
不過逃避現實的問題如果不存在了,史學工作者都是又紅又專的人,都能以馬克思主義作指導,鑽研歷史,或講授歷史課,或編寫歷史書。那末古今厚薄問題是不是就沒有商量之餘地了呢?我看還可以商量。同是以馬克思主義爲指導原則,研究歷史,但每一段的分量仍可以有多少的不同。在今天,史學工作者應多花些工夫於近代現代史,近代現代許多歷史事實,要趕快寫成歷史書,以符合社會主義的需要。否則社會主義的道路雖確定了,而社會主義的文化環境卻沒有形成,那將構成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大矛盾。要使上層建築能爲基礎服務,必須把近代現代許多歷史事實,按需要迫切的程度,趕快寫成書。這一工作,非由研究歷史的人出來擔任不可。研究近代現代史的人,固然要多注意,即原來研究古代史的,也要多注意。任何一個國家,發展到某一階段,常有其最突出的問題,需要解決。今日中國最突出需要解決的問題,在歷史範圍內,就是近代現代史上的諸種問題。這些問題得到適當的解決,可讀的書也會多起來。史學工作者替社會主義社會的上層建築作了些事情,那纔算爲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光明日報》,1958年4月23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