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壽彝：《史記》所揭露的危機（節選）
白壽彝（1909—2000年），河南開封人，著名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他曾受教於馮友蘭，師從顧頡剛，一生致力於史學研究，在中國交通史、中國伊斯蘭教史、回族史、中國民族關係史、中國思想史、中國史學史、中國通史和史學理論方面都有傑出的建樹。著有《中國通史》、《史學概論》、《中國史學史》、《中國交通史》等，另有主編的《中國通史綱要》，在史學界產生重大影響。
所謂“通古今之變”，也就是通過研究歷史，推斷過去，觀察未來。這在《史記》裡表現得很突出。
《史記》對當代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的揭露，表現在許多文章裡。《萬石張叔列傳》描寫漢景帝、漢武帝時代的大官，說他們都是“恭謹無與比”，能不說話便不說話的人。他們的子孫後代也都做了大官。萬石君的稱號就是因爲他家父子官高爵顯。萬石君姓石，長子名石建，爲郎中令，管起草文件。有一次石建起草了一個文件，頒發下來後，發現裡面有一個錯字。他十分惶恐地說：馬有四條腿，加上尾巴，“馬”字下面應該是五畫，但文件中的“馬”字少了一畫，皇帝要是問罪下來，就活不成了，他害怕得不得了。萬石君的小兒子叫石慶，爲太僕，是九卿之一，管御用車馬，地位很高。有一次他跟着皇帝出門，皇帝問他；這車套了幾匹馬？他就拿着鞭子一一指着數，數完了才說：六匹馬。本來一看就能知道，他還要挨個數了之後回報，其謹小慎微的程度也就可以想見。然而像這樣的人卻能得到皇帝的親近尊禮，官至丞相。通過這些小故事遷對當時官場的腐朽風氣進行了尖銳的揭露和諷刺。試想，朝廷裡當權用事的都是這樣恭謹自保的人
，政治上能有什麼朝氣？
在《汲鄭列傳》裡，汲黯是個敢說老實話的正直官吏，治理地方也很有成績，漢武帝非常怕他，又很討厭他。別的大臣來了，武帝很隨便，有時連帽子也不戴，但汲黯來了，就不好意思不戴。有一次，武帝在汲黯面前自吹自擂、興高采烈地講他自己如何欲施仁義。汲黯當面揭穿其虛僞，說：“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武帝聽後很生氣，當時就變色罷朝。正是因爲汲黯“好直諫”，始終不得志。
通過《萬石張叔列傳》和《汲鄭列傳》，司馬遷刻畫了武帝時政治風氣的腐敗、惡劣。
司馬遷很善於通過典型人物來揭發當時社會的黑暗。公孫弘是當時儒家的頭號人物，漢武帝很喜歡他。他對武帝專門阿諛奉承。武帝喜歡什麼，他說什麼；當面是一套，背後又是一套。《酷吏列傳》裡的張湯也是個重要人物，是專搞嚴刑峻法的。在《平準書》裡，他又寫了一個專門給漢武帝弄錢的桑弘羊。總之，司馬遷從政治、經濟、學術、司法等各個方面，選擇了典型人物進行刻畫，對當時的社會和漢武帝統治時的政治危機作了最大的揭發。
司馬遷還寫了兩類將軍。一類以李廣爲代表。《李將軍列傳》寫李廣很能打仗，有勇有智，很得士卒擁護。可是漢武帝卻不喜歡他。在列傳的後面，司馬遷評論了這麼幾句話：“餘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和李將軍對比，我們再看看《衛將軍驃騎列傳》。這篇列傳寫衛青、霍去病以皇親國戚的關係做了大官，也立了戰功。在寫他們的戰功時，司馬遷極少對戰爭進行正面描
述，只寫了他們在皇帝詔書中所受到的表揚、獎賞、封官拜爵等。至於是否真有這樣的功勞，司馬遷則不加評論。對於霍去病所部士卒的優越條件，司馬遷作了交代，“驃騎所將，常選”，“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在這一列傳的最後，司馬遷借別人的話耐人思索地表達了自己的態度。“蘇建語餘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衛青、霍去病當時如此得勢，而賢大夫對他們卻並不稱讚。把這段評語和對李將軍的評語比較一下，一褒一貶，很是明顯。從這裡可以看出，武帝時候任用的都是些什麼人。在編排上，司馬遷也有自己的意圖。他把《李將軍列傳》放在前面，中間插入《匈奴列傳》，後面纔是《衛將軍驃騎列傳》，這並不是亂擺，其用意在《匈奴列傳》的論贊裡明確說了出來：“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再三申述“擇任將相”的重要，指出由於選擇將相不當，匈奴的問題未能很好解決。
如上所述，司馬遷從各方面揭露了當時的社會矛盾，這就是他自己所說的“見盛觀衰”。當人們在熱衷於吹捧武帝統治的豐功偉績，高唱國泰民安讚歌的時候，他卻看出了漢朝統治的危機已在隱伏之中。這是很不容易的。
所謂“通古今之變”，也就是通過研究歷史，推斷過去，觀察未來。這在《史記》裡表現得很突出。如果我們把《酷吏列傳》記述的在嚴刑峻法之下激起的各地農民武裝暴動和《陳涉世家》對於秦末情景的描述聯繫起來，就可以看出，司馬遷對漢武帝統治的前途，已經提出了嚴重的警告。
（白壽彝編《史記新論》，求實出版社1981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