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人的文化如此，對文明的認識也是如此。挖出了人類遺址，先要定義幾個標誌，有了就是出現文明，沒有就不是。憑什麼？還是以一種我比以強，我比以富，我說了算的自認救世主的潛意識。他們把接觸到的國家分個類，這是文明國家，那是野蠻國家，幾千年來沒變過。
野蠻國家可以鄙視，野蠻人可以征服，還有連野蠻人都不算的，可以任意屠殺、販賣、奴役，這是他們的傳統。這樣一種文化意識裡，奴隸社會是當然，從上而下只能封建也是當然。與這種傳統不一樣的文明，就是他們眼裡的另類，是所謂的野蠻國家。比如那隻冰天雪地的大毛熊，沾上了蒙古人帶來的大一統的傳統，是個怪物。看起來再一樣，那也不是跟他們一樣的文明人。
以這樣的眼光看世界，怎麼可能被這個時代的人接受？此時的宋朝，漢人曾經被北方遊牧民族佔據半壁江山，曾經被打得很狼狽，甚至曾經被統治過，但一直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地方，是文明之地。哪怕打不過的契丹、党項，除了一時另類的，上層紛紛主動漢化。杜中宵學的知識，是漢人國家兩次被打掉，又被一大羣國家輪番上來踩踏，不但是政權，而就連經濟、文化都徹底被打服了之後，強行把自己的傳統要麼扔提，要麼改掉，完全以一種新面目來教的。跟這個時代的人談，當然會被當成怪物。
看王安石和韓絳兩人有些迷惑的眼神，杜中宵笑道：“我們讀書人，當然要讀史，不讀史就不知天下。數千年來，無非是三代，商周，和秦漢以降。最大的區別是什麼？爲什麼這麼分？當然就是從朝廷理天下分不分封來看。郡縣制是大一統，但是吏有封建，就是完全的大一統。吏有封建有沒有害處？兩位一樣，都是做過許多年官的，自然知道其中害處。你們有手段，能夠管住治下吏人，那是你們本事，不能說就沒有害處了。所以理政的核心，一切都從封建上來。怎麼破除封建，而又能穩住天下。”
“剛纔講過，核心就在兩個字，一個權字一個錢字。權現在好說，朝廷有辦法。辦實業，靠自己的產業賺錢。印錢，靠合理的貨幣制度賺錢。發債，靠債賺來的錢賺錢。再想一想，辦法還有很多，並不只需要依靠錢糧稅賦。爲什麼這樣說？對於朝廷來說，開支越是依靠徵稅，就越是容易被左右。比如前幾年變動數次的茶法。每一變，先要顧慮販茶的商人，他們虧了本錢，以後沒人販茶怎麼辦？反而開山種茶的人，雖有官員提起，但真變茶法的時候，並不會考慮他們。所以朝廷支出，越是不依靠稅賦，施政時就越不被勢力人家所左右。這是根本，沒有這一根本，很多事情就無法做了。有了這一根本，朝廷就收了天下財權。財權在手，施政就能從心所欲。把地方上的錢糧收到三司，利用稅賦調節天下的財源，那只是跟天下的勢力人家分財權，而沒有真正掌控財權。”
前世常講的做蛋糕分蛋糕，聽起來很有道理，其實完全沒道理。政權分什麼蛋糕？得自己進去分一塊蛋糕才能吃飽了，還能有多少調節的能力？人多了，不管是公司還是企業，還是學校機關，都知道自己辦食堂，政權怎麼就不知道了？自己有食堂，並不靠外面分一塊吃。
“但稅賦一定要有，免了不行。爲什麼？這就是財權。手握天下財權，要讓天下人皆知，稅賦就是讓他們知道財權在哪裡。讓天下百姓知道，哪些是朝廷照顧的，哪些是朝廷壓制的，哪些是放任的。”
韓絳道：“這不就是錢嗎？說到底，錢與權還是一回事。”
王安石搖了搖頭：“不，這是權，不是錢。稅賦是朝廷用手中的權，收天下的錢，不一定是錢，也可以是糧食，是差役，遷移屯邊，許許多多。漢武移大戶實關中，終究還是權。”
杜中宵道：“不錯，這是權，財權只是錢的一部分。有了財權，錢治理起來就不難了。這世間，錢終究是鬥不過權的。所以沒有權傍身，財主就終究是財主，而成不了權貴。有錢人貴不貴？他們當然也是貴人。終日究吃好的，喝好的，出行有車，居住有院，過得比普通百姓不知好多少。人生在世，俱是父母所生養，父母有的，終空自己的。換過一句說，誰不想娶妻生了，有個後人？有了後人傳承香火，還想着自己有的子女也要有，有錢人當然想着子孫後代永遠有錢。但只要沒有權力傍身，隨他們傳去。子孫後代爭氣，無話可說，不爭氣，錢換不來權，爲非作歹也保住富貴。所以破封建，首先要破勢力人家的錢可以換來權，地方一定不能有要向勢力人家求錢的時候。做到了這一點，其餘就無大礙了。”
“朝廷治理地方，有官，有僚，有吏，有差。各有職責，分任其事。官僚朝廷所派，其間升遷任免可以轉換。吏和差是地方的，吏分官權，而且不是一般人能幹的，吏有封建在所難免。他們是靠着自己一身本事做到那個位置，有其所專精，我稱其爲專業人員。差是跑腿辦事的，真正做事的人，其實是這些當差的。吏要想專權，架空官員，必須能控制差役。如若不然，官員那裡糊弄不了。所以當差的，應該是由地方輪差。最好不只是那些跑腿做雜事，能夠人人認字，連一般抄寫文書之類也用差役。輪差之法，其實就是用差監吏。吏要以權謀私，只能是害一些人，從而自己得好處。害了人，總有一天被害的人會來輪差辦事，其奸私就難隱藏了。所以吏應僱募，憑本事吃飯，要讓人家吃得飽穿得暖。役不能僱，縱然朝廷錢糧寬鬆，可以發些補助貼補，輪差的原則一定不能變。”
常說官僚主義，是個官府的人，都是官員。其實政權的治理人員有許多分工，官、僚、吏、役各自不同，有自己的權力範圍，也有自己的職權，混在一起就說不清了。朝廷的掌控力增強，能管住官僚就非常不容易，任用流官，各有任期，迴避制度，能夠解決掉大部分問題。迴避法嚴了，很多以權謀私的事情就無從談起。如這個時代，必須在離家幾百裡外任官，治下不能有親戚資產，不能在治下娶妻納妾，諸如此類。就是要求官員與其所治理的地方，不能有利益糾葛。只要一有利益糾葛，就開了口子，這個口子會越來越大。針眼大的洞，都會進來斗大的風。
權力封建，已經用流官制、任期制和科舉制，進行了很大限制。恩蔭不是封建，而是對官員的一種賞賜，時機到了之後變現，也未嘗不可。把財權收上來，制度上辦法就多了。
說到這裡，杜中宵笑着道：“我們是官員，想到這裡還容易，我覺得挺輕鬆的。說到底，剛纔講的一些，無非是把天下的權收到朝廷手裡，還要掌控天下財權，官員權力大了。權力大了之後怎麼樣？當然就是監察了嗎。御史如諫，地方監司，不就是幹這些事情的嗎？不過，這樣夠不夠？”
說到這裡，杜中宵看了看王安石，喝了一杯酒。歷史上王安石變法，臺諫官員被反對派佔據，最終他把臺諫人事權收到宰相手裡。這一改變意義極其重大，是後來宋朝大量出現權相的基礎。
把杯子放下，杜中宵道：“剛纔講，秦雖二世而亡，而百代皆行秦政治。秦政治是自上而下，如果臺諫只是如此，不還是秦政治嗎？無非是朝廷以前沒有，現在有了一根鐵棍子，可以一插到底，有能力有手段管住天下的人。我們讀書人除了讀史，還要諸子百家無所不讀。這就是另一件事，世間事一陰一陽衝抱合一而爲道。朝廷用官治民，當然也要用民監官，互爲表裡才能圓滿。孟子言天聽即民聽，臺諫當以民心而監官，而不只是從上而下來監官。我把這叫作百鍊官化柔指柔，一根鐵棍子，變成一個圓環。”
“臺諫的風聞奏事，不能真空穴來說，而應該真地從制度上把心收集上來，以監官。能做到這一點比做個好官更難，做得了好官，才能做好這差事。如果有一天我若爲臺諫，能把這件事做了，自覺可以勝過在京西路。”
說到這裡，杜中宵看看窗外，道：“秋風起了，天氣涼了，過些日子我要帶兵出征。以後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做跟幾年前一樣的事。出征之前，恰巧二位相聚，說的話多了些，見諒。我們份屬同年，做官有了些心得，自當分享。聽進去就聽着，聽不進去只當作一陣風，不要嫌我羅嗦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