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全國上下一片“宣傳華國鋒”，爲華國鋒歌功頌德，但是華國鋒的真實身世仍鮮爲人知。華國鋒其實姓蘇不姓華。他是怎樣由山西南下成爲家鄉的“父母官”，他又是怎樣得到的垂青，以至被指定爲接班人的呢？
華國鋒姓蘇不姓華
走筆行文至此，該探究一下華國鋒走過的道路……
華國鋒其實不姓華。
華國鋒本姓蘇，單名鑄。1938年參加游擊隊時，蘇鑄取了個化名“華國鋒”——
取義於“中華民族抗日救國先鋒”。後來他以“華國鋒”這一化名聞名於世，以至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本名蘇鑄。如今，華國鋒的子女仍用蘇姓，並不姓“華”。
華國鋒與中國在同一年誕生——1921年。因此，他可以說是“的同齡人”。
順便提一句，的長子毛岸英生於1922年，比華國鋒小一歲。在1921年，28歲的在上海出席一大時，華國鋒不過是個剛呱呱墜地的嬰兒。所以，華國鋒與是兩代人。
2009年9月10日，筆者走訪了華國鋒的故鄉山西交城縣。交城縣在山西中部，太原西南，文峪河上游，呂梁山區，是個山多林密的地方。
1921年2月16日（民國十年農曆正月初九），華國鋒出生在山西交城縣城天寧鎮永寧南路46號。那是一座典型的晉中農家小院。
華國鋒祖籍河南範縣蘇家堡。
華國鋒的父親蘇慶惠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出生於交城縣城天寧鎮南面不遠的杜家莊。交城當年號稱“皮都”，從清朝起就是晉商中“皮毛幫”的大本營，縣城裡擁有皮坊、皮店上百家，皮工一萬多人。交城甚至還有美國、德國、法國、俄羅斯、日本等46家外國洋行，人稱“交城皮毛甲天下”。蘇慶惠不識字，在15歲的時候，進縣城隆盛裕皮坊當學徒。
1941年，華國鋒20歲，參加抗日戰爭王酋。五年後滿師，蘇慶惠在城裡租屋成家。他迎娶縣城東關武建元的次女爲妻，婚後不久武家次女病亡。武家又以三女許配蘇慶惠，婚後不久又病亡。
東家王酋見蘇慶惠老實能幹，便將次女王二女嫁給蘇慶惠。蘇慶惠租了永寧南路46北屋。王二女在婚後連生四子。據華國鋒在1948年親筆填寫的《幹部成分調查表》上所載：“我兄弟原四個，我三哥生下時，我大哥死。我生下時，我二哥死。”因此最後能夠成人的只有華國鋒和他的三哥。三哥名叫蘇鉷。
華國鋒的父親蘇慶惠自從成爲東家女婿之後，升爲隆盛裕皮坊的二掌櫃。所以華國鋒在1948年填寫的《幹部成分調查表》中，家庭成分一欄寫了“商人”。華國鋒還在《幹部成分調查表》中寫及：
我7歲上，我父親死。父親名分下在杜家莊有墓子地兩三畝，無勞動力，由我叔伯兄弟們無代價種着（負擔我家亦不管）。還有一間房子，亦是叔伯兄弟住着。我家在城裡租賃房子住。我三哥小學畢業後，到本城大順永當學徒，二三年後被開除，又到合聚永當學徒，事變前提升爲記賬的，他的名字叫蘇鉷。現我家有母親、嫂嫂、2個侄女及我三哥4口人（引者注：似應爲5口人）……
華國鋒所說的“事變”，即1937年7月7日日軍侵華的“盧溝橋事變”，又稱“七七事變”。
按照華國鋒自述，他7歲時，也就是1928年，父親蘇慶惠去世，終年54歲。從華國鋒親筆填寫的《幹部成分調查表》，可以真實地瞭解當時他的家庭情況。
鄉音難改，華國鋒後來一直講一口濃重的山西話。
1928年，7歲的華國鋒入交城縣南關小學。
1934年，13歲的華國鋒畢業於南關小學。
1935年，14歲的華國鋒入交城縣“商業職業學校”，學習到1937年。所以，華國鋒後來在填寫履歷表時，“文化程度”一欄總是寫“中學文化程度”。
交城地處晉綏邊區，很早就有黨組織活動。在華國鋒上中學的時候，離學校不遠處住着兩個地下工作者。華國鋒在那裡看了一些進步書刊，思想傾向革命。
1938年初，17歲的華國鋒離開家庭，上山參加了交城縣犧牲同盟會抗日遊擊隊，從此改名華國鋒。
自從改名華國鋒起，華國鋒就走上了紅色之路。
1938年10月，由文（水）交（城）工委民運部部長李伯林（陝西人，老紅軍）做介紹人，17歲的華國鋒加入中國。
翌年，18歲的華國鋒擔任抗日根據地晉綏邊區第八專區汾陽縣犧盟會特派員，在汾陽的峪道河、開垣莊、鰲坡一帶，開展抗日遊擊工作。
1940年初，19歲的華國鋒在山西交城縣擔任了工、農、青、婦、武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主任。
1945年，24歲的華國鋒擔任了交城縣黨委書記、縣武裝大隊政治委員。從此，人們稱華國鋒爲“華政委”。
筆者採訪了華國鋒的老上級——武光。
那是在1996年初夏，筆者穿着長袖襯衫在北京步入武光的住處，84歲的他竟只穿一件汗背心。他是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居然每天還去上班呢！
武光出生於1912年，河北深澤縣人氏，1930年加入中國青年團，1931年加入中國。他是“九一八”事變後的北平團委書記，而當時胡喬木是北平團委宣傳部部長。在抗日戰爭時期，武光擔任北平市委書記。
武光說，他認識華國鋒時，華國鋒還是個小夥子。那時候，武光擔任晉中區黨委副書記。所謂“晉中區”，是指山西太原周圍的幾十個縣，而華國鋒自1947年起擔任山西陽曲縣委書記兼縣武裝大隊政委，屬於晉中區黨委領導。這樣，華國鋒便成了武光的下屬。周小舟擔任晉中區黨委宣傳部部長，華國鋒在這時結識了周小舟。後來，從1953年10月起，周小舟被任命爲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成爲華國鋒的“頂頭上司”。
筆者問起武光當時對華國鋒的印象，武光如實地說：“華國鋒是個老實人，好同志。那時華國鋒給我的印象便是正派、老實。”
在1948年冬，中央決定從華北抽調5萬名幹部準備隨軍南下，以便接收南方的城鄉。武光回憶說，當時華北的幹部差不多是“走一半，留一半”。武光和華國鋒都是屬於“走”——南下的。
當時的晉中區委一分爲二，一半走，一半留。武光奉命把走的幹部組建成6套地委班子，每套班子都包括黨、政、武裝部、工、青、婦六方面的幹部。這樣，便於南下時可以接收、成立6個地委。
南下時，幹部們差不多都往上升一級。1949年1月，28歲的華國鋒擔任晉中第一地區委員會宣傳部部長。這樣，他就由縣委級幹部升爲地委級幹部。
這時，華國鋒與韓芝俊結婚。
從華國鋒最初的經歷來看，他確實屬於“根正苗紅”的幹部。他在呂梁山打游擊，先是打日本軍隊，後是打國民黨軍隊，經歷了幾十次大大小小的戰鬥。那時，年輕的華國鋒在戰爭的烽火中成長，踏實、誠樸、吃苦耐勞，應該說是不錯的基層幹部。不過，在華國鋒成爲“英明領袖”之後，在“宣傳華國鋒”的中，卻刻意把華國鋒“塑造”成在那時就已經是“學習著作的模範”。種種報道、回憶文章充滿對華國鋒的這樣的宣傳：
1940年初，他擔任了交城縣工農青婦武各界抗日救國聯合會主任。爲了發動羣衆大打抗日的人民戰爭，華國鋒同志身披破羊皮襖，懷揣一本毛邊紙印刷的《論持久戰》，冒着生命危險，走村串戶地宣傳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簡明通俗地講解持久戰的三個階段。
在另一篇文章中，是這樣宣傳華國鋒在戰火中刻苦學習著作的：
交城地處呂梁山區，是晉綏邊區八分區的前哨，鬥爭尖銳複雜，環境艱苦。當時，爲了奪取革命戰爭的勝利，華國鋒同志總是抓緊一切機會，認真學習著作。他的挎包裡經常裝着用麻紙印的的光輝著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論持久戰》《組織起來》《祝十月革命25週年》……還有中央晉綏分局對於鞏固與建設晉西北施政綱領等小冊子，走到哪裡學到哪裡。一次，華國鋒同志等從科頭村出發到王文村檢查工作，登上一座山頂，大家感到很累，就找了一個隱蔽的地方休息。華國鋒同志不顧疲勞，見縫插針，打開了著作學了起來。晚上，沒油點燈，他就用交城山區特產的松油柴照亮，經常學習到深夜。有時，臉被松油煙燻黑了，他也不在意。有段時間，他病了，同志們勸他注意身體，他說，在戰爭年代更應當多讀的書，把的著作學好了，纔有本領，才能戰勝敵人，打開局面。
當時的報道如此刻意宣傳華國鋒在20來歲時就已經成了“學習和實踐思想的光輝典範”，其實是爲了塑造華國鋒“一貫忠於”的形象，證明華國鋒是的忠實接班人。
成爲故鄉的“父母官”
華國鋒參加了武光所率的南下工作團。
武光記得，他們是在1949年“五一”勞動節前夕出發南下的。來自老區的幹部大約3000人集結於石家莊。本來，還有2000北平的學生跟他們一起南下，只是後來由於北平學生要先進入華北革命大學短期學習，然後才南下，所以沒有與幹部們一起出發。
武光帶領南下工作團從石家莊到了河南開封，那裡是中原局所在地。中原局書記鄧子恢熱情地接待了他們。
鄧子恢告訴武光，南下工作團被安排前往湖南接收。不過，鄧子恢向武光透露說，湖南省省委、省政府的幹部都已經配齊，因此，南下工作團的幹部們到了湖南，恐怕只能“往下壓”。
什麼是“往下壓”呢？比如，武光原本是安排爲省級幹部的，“往下壓”爲地委級幹部；華國鋒原本安排爲地委級幹部，“往下壓”爲縣委級幹部。
果真，南下工作團到了長沙，“往下壓”了：武光被任命爲長沙地委書記，地委機關設在湘潭。
華國鋒也被“往下壓”。1949年8月2日，華國鋒被任命爲湖南湘陰縣第一任縣委書記、縣武裝大隊政治委員。對於華國鋒來說，從山西南下，來到的故鄉湖南工作，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關鍵一步。
從此，華國鋒在湖南工作了20多年。
後來，當華國鋒成爲“英明領袖”，一提到湖南，總是這麼宣傳：“偉大領袖的故鄉，英明領袖華主席工作過的地方。”
湘陰位於洞庭湖南岸。當時的湘陰，“四害”橫行。所謂“四害”，也就是水災、蟲災（血吸蟲病）、土匪、惡霸。華國鋒來到湘陰，領導全縣人民進行了減租退押、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這時，華國鋒步入“而立”之年。
在湘陰，華國鋒爲烈士塔題寫了這樣的詩句——華國鋒平時從不寫詩，這是難得見到的華國鋒詩：
爲我人民事，
犧牲命和家。
繼承先烈志，
建設新中華。
華國鋒在湘陰工作了不到兩年，在1951年6月調離湘陰，到湖南湘潭縣擔任縣委書記。這時，擔任湘潭地委書記的是宋惠。
雖說華國鋒在湘陰縣的工作時間不長，但是在1977年“宣傳華國鋒”的中，人民文學出版社專門出版了《華主席在湘陰的故事》一書，收入關於華國鋒在湘陰的故事28篇。這些故事仍十分注意突出華國鋒學習著作的精神。例如，一篇題爲《打菩薩的故事》，寫及縣交通班的小張、小裴拿了大木棒去城隍廟砸菩薩，華國鋒得知後，找小張、小裴談話。故事這麼寫道：
政委給他們分析，在這解放初期，人民覺悟還不高，清匪反霸正在緊張地進行的時候，打菩薩會帶來什麼樣的不良後果。政委分析得那麼深透，小交通員們聽得那麼入神。是呀，在這個時候打菩薩，就會干擾當前的清匪反霸運動，給敵人造成可乘之機啊！事情不是擺得很明顯嗎？有些落後羣衆聽了敵人的造謠，對人民政府產生了誤解嘛！
“可是菩薩還要不要打呢？”一個交通員提出了新問題。華政委說：“當然要打的。但不能由我們代表羣衆打，要讓羣衆覺悟了自己去打。”
說着，就從懷裡掏出一本書，翻到其中一頁，指着一個地方說：“你們看，是怎麼說的？”小交通員們的眼光隨着華政委手指的移動，輕聲念起來：“菩薩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了一定時期農民會用他們自己的雙手丟開這些菩薩，無須旁人過早地代庖丟菩薩。”
的話說得多麼好啊！就彷彿是針對小交通員們說的。小張把華政委手裡的這本書接過來，一看封面，《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幾個字閃閃發亮。“華政委，我們再不打菩薩了。”小張和小裴慚愧地說。
1951年6月，當華國鋒從湘陰縣調到湘潭縣擔任縣委書記時，連他自己都沒有意識到湘潭縣委書記的特殊的重要性——正是湘潭縣人！
1949年8月15日，打着紅旗的軍隊——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的家鄉湘潭縣韶山沖。當時一篇題爲《的故鄉——韶山沖解放了》的報道這樣寫道：
每個人的步伐比往日走得更快，眼睛瞪得格外大，大家都知道今天的宿營地是我們敬愛的領袖的家鄉——湘潭縣韶山沖。隊伍剛剛經過一座小山嶺，突然燈籠火把齊明，火光下，照見一個木牌上寫着：“此處離的家十五華里。”從這裡起到韶山沖的東茅塘與上屋場，沿路站滿了提着燈籠端着茶水的老鄉們，遠遠望去就像一條漫長的火龍。到處響着清脆的鞭炮聲，就像過年一樣……
午夜三時了，前面傳來命令：“三連今天就住的家裡。”三連的同志高興得跳了起來。
1950年5月，委託他的長子毛岸英前往故鄉探望。毛岸英不坐車，不騎馬，步行了30多裡山路來到韶山沖，使那裡的鄉親們感動得流下熱淚。
1950年秋，《人民日報》刊載消息《湖南湘潭修繕故居》。
華國鋒在擔任湘潭縣委書記之後不久，1952年春，他第一次前往的誕生地韶山沖。那時，的故居經過初步修繕，正堂屋門上方掛着“中國人民領袖的家”金字橫匾。在“宣傳華國鋒”的熱潮中，韶山區委員會寫了《緊跟華主席，永遠向前進》一文，內中這麼記述華國鋒初去韶山的情形：
當時，土地改革運動已經基本結束。在推翻封建生產關係之後，中國農村向何處去？向資本主義，還是向社會主義？黨內存在着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偉大領袖代表着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引導億萬農民走“組織起來”的道路，向社會主義方向前進；則代表地主資產階級利益，極力鼓吹“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大搞“四大自由”，妄圖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
華國鋒同志堅定不移地站在的革命路線上，帶領我們走社會主義道路。他滿腔熱情地支持韶山沖裡新出現的社會主義萌芽性質的互助組；同時，親自帶頭深入到各個屋場，調查土改以後農村階級關係的新變化，用本地的具體事例，啓發教育廣大農民羣衆，只有聽的話，“組織起來”，才能真正得到解放，逐步改變貧窮落後狀況，建成社會主義新農村。
以上的記述顯然受當時文風的影響，寫得空洞、乾巴，而且以後來想當初，把“批判”之類都“提前”到50年代初。不過，這段記述畢竟還是反映了華國鋒早在1952年春便已經揹着揹包前往老家，深入瞭解那裡的農民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