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6年4月7日提議華國鋒任中央第一副主席，明確華國鋒的接班人地位，5個月後他就病逝了。
縱觀五次指定接班人的過程，可以看出，前兩次很從容，是經過長期考慮、觀察的。自從1971年“事件”之後，到1976年去世，這五年間三易接班人，一次比一次倉促。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3月6日，馬林科夫按照斯大林生前的安排接班，出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才半個月──1953年3月20日——馬林科夫就辭去了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職務，赫魯曉夫成了蘇共中央書記處的實際領導人。
以爲，由於馬林科夫的資歷太淺，所以在斯大林去世後，就讓赫魯曉夫奪取了大權。從斯大林那裡吸取教訓。他發動“文革”的目的，便在於防止出現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他把自己指定的接班人作爲“中國的赫魯曉夫”打倒了。然而，的反叛，使亂了方寸。在之後，頻繁地更替接班人，實際上在步斯大林的後塵。其實，晚年之所以重蹈斯大林晚年的覆轍，是因爲所仿效的是斯大林的錯誤做法：由黨的領袖自己指定接班人。在1976年4月7日指定華國鋒爲接班人時，提議華國鋒擔任中央第一副主席。
在1956年八大時，只是提議擔任中央副主席，並不加“第一”兩字。在前面已經引述過跟熊向暉的談話，如此說：“我們的副主席有六個，排頭的是誰呀？。我們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實際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線工作。”
這是因爲自從七大以來，就已經是的接班人。所以儘管八屆一中全會選出的中央副主席有六位，但是在六位之中的“第一”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也就大可不必加上“第一”兩字。
在九大，成爲唯一的副主席，也就不必加“第一”了。
在提議華國鋒爲中央副主席時，身爲中央副主席的還有王洪文和葉劍英。王洪文早於華國鋒擔任中央副主席，葉劍英的資歷之深遠非華國鋒所能相比。所以必須給華國鋒加上“第一”，才使華國鋒的接班人身份變得十分明確。
1976年華國鋒被指定爲接班人時55歲，而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時56歲。對於華國鋒，確實“你辦事，我放心”。期望1976年的華國鋒，成爲1949年的他，能夠按照他的路線把他的未竟之業繼續向前推進。
不過，也深知，中國是世界第一大黨，中國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作爲中國的領袖，作爲中國的領袖，必須具備極高的聲望。華國鋒雖然爲人忠厚，但是作爲領袖資歷尚淺，不孚衆望。
正因爲這樣，在病重之際，在確定了華國鋒爲接班人之後，自知餘日不多，在1976年4月曾作過這樣的“最高指示”：“要造這個輿論，要宣傳華國鋒同志，要使全國人民逐步認識華國鋒同志。”
說這段話，正反映了他選擇華國鋒爲接班人時，顯得侷促，以致要“全國
人民逐步認識”這位接班人。希圖通過“宣傳華國鋒”以提高華國鋒的聲望。1976年6月15日，病重的召見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以及王海容，說了一番類似“臨終囑咐”的話：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最後幾句話，說得那麼悲涼，說到了“動盪”，說到了“血雨腥風”，說到了“天知道”，就因爲知道在他死後，華國鋒未必壓得住陣腳。早就說過，他死後，會鬧事。他也明白，華國鋒未必鬥得過。所以，他把華國鋒和被他稱之爲“四人幫”的四個人一起召來，說了那番話……
鋪天蓋地地爲華國鋒歌功頌德的熱潮
儘管“要宣傳華國鋒同志”，但是在當時卻無法做到。因爲輿論大權掌握在“四人幫”手中，掌握在姚文元手中。華國鋒被指定爲接班人，被“四人幫”視爲奪取大權的最大障礙，“四人幫”怎麼可能貫徹的指示，去“宣傳華國鋒”呢？
在死後，1976年10月6日晚上那乾脆利落的“橫掃”，使中國避免了“動盪”，避免了“血雨腥風”。
領袖是政黨的旗幟。平心而論，在去世之後，失去了享有極高聲望的領袖，急欲填補這一空白，樹立新領袖華國鋒的形象，原本也是當時形勢的需要。
一向理平頭的華國鋒，也蓄起了朝後梳的“毛式長髮”。加上華國鋒身材高大，穿上一身毛式制服，確實有幾分的樣子。
華國鋒作爲“英明領袖”，其實主要依靠兩條：一是生前親自選定他爲接班人；二是華國鋒領導粉碎“四人幫”，合乎民心，受到人民的擁戴。
關於第二條，老百姓個個心裡明白，誰都吃夠了“四人幫”的苦，用不着多說。在粉碎“四人幫”時，華國鋒確實起過重要作用，但是並非完全是華國鋒個人的功勞，而在“宣傳華國鋒”的熱潮中，卻幾乎把功勞全都算在“英明領袖”的賬上。報紙上成天在“宣傳”着“英明領袖華主席一舉粉碎了‘四人幫’，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
至於第一條，只有高層人士才知道。
於是，華國鋒拿出親筆手書“你辦事，我放心”。在病重時所寫這六個歪歪扭扭的字，彷彿是封建王朝的“欽定傳位手諭”，成爲華國鋒“即位”的依據。
當時，在華國鋒山西交城故居前的牆上，刷出了“你辦事，我放心”六個大字！
其實，就連華國鋒本人也感到光靠這六個字，他作爲“英明領袖”的聲望還遠遠不夠。於是，又公佈了那段關於“宣傳華國鋒”的“最高指示”，在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宣傳華國鋒”熱潮……一時間，中國各報各刊競載“宣傳華國鋒”的文章，各出版社競出“宣傳華國鋒”的書，大有鋪天蓋地之勢。“宣傳華國鋒”，實際上演變成了對華國鋒的歌功頌德，演變成對華國鋒的個人崇拜。爲了“要使全國人民逐步認識華國鋒同志”，對於華國鋒的歌功頌德幾乎涉及華國鋒的各個方面。內中最熱的是山西和湖南，因爲華國鋒曾在這兩個省份工作過。
山西交城是華國鋒的故鄉，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交城晨曲》一書。
山西交城縣委發表了“宣傳華國鋒”的重要文章——《華主席是學習和實踐思想的光輝典範》。
山西軍區報道組、空軍某部報道組、鐵道兵某部報道組、《解放軍報》記者在山西採訪，寫出了《華主席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山西日報》通訊員、《太原報》記者、《山西日報》記者寫出了《華主席關懷兒童團——訪華主席工作、戰鬥過的古交區》。
古交區是山西太原的一個區，原屬山西交東縣。華國鋒曾擔任過交東縣抗日聯合會主任，在古交區建立兒童團。報道說，那裡的“紅小兵”、“紅衛兵”得知華國鋒成爲“英明領袖”，發出“鏗鏘的誓言”：
華主席是我們的紅司令，我們是華主席的紅小兵。
華主席關懷兒童團，兒童團愛戴華主席。
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了《華主席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一書，記述了華國鋒從1938年到1949年在山西呂梁山區所度過的11個冬春。該書的作者說：
在長期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中，他赤膽忠心幹革命，出生入死爲人民。華國鋒同志始終如一地學習馬列主義、思想，忠實執行、勇敢捍衛的革命路線。他以馬克思主義者的出色的組織才能，在根據地建設、新區建設、作戰指揮、支前、土地改革運動中，領導人民取得了一個個的勝利，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深受廣大羣衆的擁護和愛戴。
關於華國鋒在湖南的報道更多。
湖南，在當時被稱爲“偉大領袖的故鄉，英明領袖華主席工作過的地方”。湖南省委在1972年第2期《紅旗》雜誌上發表了“宣傳華國鋒”的重要文章——《華國鋒同志是革命路線的卓越的繼承者》。這篇文章用三個“者”來形容華國鋒：“華國鋒同志是革命路線的忠實執行者、勇敢捍衛者和卓越繼承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華主席在湘陰的故事》一書。
人民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聯合出版了《華主席是我們的好領袖》一書。
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華主席在湖南》一書。作者說：
華國鋒同志在湖南工作期間，一貫忠於馬列主義、思想，堅決執行和捍衛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一系列方針政策，爲湖南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受到人民的衷心愛戴和擁護。
湖南省委組織部發表《華主席是執行建黨路線的光輝典範》。
湖南省委宣傳部發表《華主席在思想文化戰線上一貫高舉思想偉大紅旗》。
湖南省軍區委員會發表《英明統帥華主席率領我們勝利前進》。
共青團湖南省委員會發表《英明領袖華主席關懷着我們青年的成長》。
湖南省體育運動委員會發表《華主席是執行革命體育路線的光輝典範》。
韶山區委員會發表《緊跟華主席，永遠向前進》。
湖南省湘潭地區委員會發表《華主席帶領我們走指引的金光大道》。
湖南省湘潭地區婦女聯合會發表《華主席領導我們婦女在革命道路上前進》。
長沙市委員會發表《華主席是忠於思想的光輝榜樣》。
此外，還有種種文章，羅列一下標題，便可知“宣傳”內容：
《華主席是卓越的馬克思主義領導者》；
《華主席是我軍的英明統帥》；
《華主席率領我們學大慶》；
《華主席是實踐思想的光輝典範》；
《華主席掌舵我們最放心》；
《華主席堅持在三大革命鬥爭中建設民兵》；
《華主席是高舉教育革命旗幟的光輝典範》；
《堅持革命文藝路線的光輝榜樣──記華主席在湖南領導文藝工作的革命實踐》；
《華主席是執行民主集中制的榜樣》；
《華主席無限關心革命戰士》；
《華主席是人民教師的貼心人》；
《華主席永遠是我們學習的光輝榜樣》；
……
在鋪天蓋地的“宣傳華國鋒”的種種文章中，張平化的文章格外顯眼。
張平化在1959年擔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時，華國鋒擔任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作爲華國鋒的“頂頭上司”，張平化與華國鋒共事多年。後來，當華國鋒成爲“英明領袖”1977年10月，張平化擔任了中央宣傳部部長。
張平化在“宣傳華國鋒”的熱潮中，寫了一篇重要文章——《華國鋒主席是偉大領袖和導師主席的最好接班人》。張平化在文章中用三個“親自”來形容對華國鋒的重視：
華國鋒主席是偉大領袖和導師主席的優秀學生，是親自培養、親自選定、親自安排的最好接班人。
張平化的文章，分五個方面“宣傳華國鋒”：
努力學習和忠誠實踐思想；
捍衛和遵守“三要三不要”三項基本原則；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
愛護和培養黨的幹部；
華國鋒同志爲我黨領袖是的英明決策。
張平化在文章結束時，把華國鋒成爲“英明領袖”和1935年遵義會議確立了的領袖地位相提並論：
遵義會議確立了我們偉大的領袖和導師主席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從而撥正了中國革命的航向，使中國革命鬥爭轉危爲安，不斷地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黑暗的舊中國變成了光明幸福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今天，我們又有了最好接班人華國鋒主席，繼承的遺志，堅持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國內外政策，領導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在各條戰線上進行英勇頑強的鬥爭，把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繼續推向前進。我國八億人民，三千多萬黨員，都爲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領袖華國鋒主席而感到無比的幸福和自豪。我們一定要最緊密地團結在以華主席爲首的黨中央周圍，信心百倍地在繼續革命的大道上奮勇前進。
華國鋒在“農業學大寨”的中，曾率湖南幹部前往山西大寨學習，跟陳永貴結識。在華國鋒成爲“英明領袖”之後，陳永貴這樣“宣傳華國鋒”：
華國鋒同志忠於黨、忠於人民；大公無私、光明正大；謙虛謹慎，具有民主作風；平易近人，接近羣衆，善於團結同志一道工作。他能夠領導全黨、統帥全軍，是一位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爲再次有自己的英明領袖而感到無限自豪。
經過熱火朝天的“宣傳”，盡情的謳歌，華國鋒被精心“包裝”成了“英明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