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話，是完全錯誤的。因爲個人崇拜本身，就是非馬克思主義的，是應全盤加以否定的，不存在“正確的個人崇拜”和“錯誤的個人崇拜”。
也就是在那一次會議上，那位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迎合，說了一句“高度概括”的“名言”：“相信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
在這裡，柯慶施不光是提倡個人崇拜，甚至提倡個人迷信。面對柯慶施如此獻媚之語，會上居然沒有人敢於站出來批駁。柯慶施深得“寵幸”，不久便在八屆五中全會上得以從中央委員升
爲中央政治局委員。
從1958年之後，黨內生活越來越不正常。所謂“大權獨攬，小權分散”，日益造成個人專斷，凌駕於黨之上，造成了“主席、中央”的局面。也正因爲熱心於個人崇拜，所以纔會由個人選定接班人，所以纔會選定那樣鼓吹所謂“大樹底下乘涼”之類馬屁精作爲接班人。也正因爲個人決斷一切，所以纔會由他“親自發動”了那場給中國帶來巨創深痛的“無產階級**”。
實際上，個人崇拜就是對領袖個人的神化、偶像化，進行無原則的歌功頌德和盲目信仰。個人崇拜是個人專斷的前提。
“主席、中央”也就是個人崇拜的產物。
“主席、中央”，不只是一種在“禮節”上表示對於主席的尊重，而且也在事實上反映主席的權力大於中央的權力，主席既可以指揮中央，也可以否定中央決議。
例子之一：
1966年3月，蘇共召開二十三大，向發出了邀請。當時，在上海，他請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們討論決定是否派代表團出席蘇共二十三大。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派出代表團出席會議，而且說明代表團去了蘇聯，要“堅持原則，堅持鬥爭”。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康生來上海，把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的決定向中央主席作了彙報。聽後，說道：“你們同意了，我可不同意。”的一句話，就否定了中央政治局作出的決定。
例子之二：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國中央委員會通知》，亦即《五一六通知》，是關於“無產階級**”的綱領性文件。這一文件是由主席在杭州主持起草的，親筆改定。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京召開時，由中央副主席主持，在杭州，沒有出席會議。在會上，人們知道這一《通知》是主席主持起草的，不敢提出原則性的否定意見，但是既然參加討論，也就對一些個別字句、標點符號提出意見。但是，陳伯達、康生說，這是主席改定的，一個標點都不能動！
這時，就連也不能不如此感嘆：
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叫大家討論，結果提了意見不改，連幾個字都不能改，這不是獨斷專行嗎？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嗎？我原來考慮過改一點，現在大家意見還是不改的好，不如原來的好，那就不改吧！
連在會上都說這是“獨斷專行”！可是，最後還是一字不易地通過了主持起草的《通知》。以上兩個例子清楚表明，“主席、中央”——“主席”凌駕於“中央”之上，主席可以否決中央，而中央卻不能否決主席！
在“文革”中，的話成了“最高指示”，有着“一句頂一萬句”的無限“神力”，就因爲個人崇拜。在“文革”，“上面一言堂，下面一邊倒”，這也完全是由個人崇拜所造成的。在晚年把“黨領導一切，領袖領導黨”演變成個人至高無上，“大權獨攬”，把領袖高高地凌駕於中央之上、黨之上、國之上、人民之上，所以“主席、中央”，所以“一句頂一萬句”。
華國鋒一切“照過去方針辦”，連“主席、中央”也“照過去方針辦”。正因爲這樣，在華國鋒上臺之初，鋪天蓋地的“致敬電”，連篇累牘的“華主席、黨中央”，已經顯露出華國鋒的個人崇拜的端倪，表明多年以來的個人崇拜被華國鋒完全接受，仍在延續之中。
“英明領袖”成了華國鋒的專用詞
中國人很講究名分。
1964年4月9日，63歲的柯慶施病逝，中央的悼詞稱柯慶施是“同志的親密戰友”。
本來，“同志的親密戰友”應該是很多的，、周恩來、朱德、陳雲等等，都是“同志的親密戰友”。然而，在“文革”中，“同志的親密戰友”卻成爲的“專利”。反正一提“同志的親密戰友”，必定是指。
於是，提到柯慶施時，也就改稱“同志的好學生”，不再提“同志的親密戰友”了。
同樣，“偉大領袖”與“英明領袖”並無本質區別。惟其“英明”，也就“偉大”；要說“偉大”，必定“英明”。去世之後，華國鋒在追悼大會上所宣讀的悼詞，既稱爲“偉大領袖”，又稱他爲“英明領袖”：
今天，首都黨政軍機關、工農兵以及各界羣衆的代表，在廣場舉行隆重的追悼大會，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極其沉重地悼念我們敬愛的偉大領袖、國際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的偉大導師主席。
……主席是中國、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和英明領袖。
然而，在華國鋒成爲中國的最高領袖之後，“英明領袖”成了華國鋒的專用名詞。人們提到華國鋒時，必定冠以“英明領袖”；提到時，則冠以“偉大領袖”。
細細探究起來，1976年10月24日上海市“雙慶”大會給“華主席、黨中央”的致敬電裡，有這麼一句：“全市軍民同聲讚道：‘華主席，真英明，除“四害”，爲人民。’……”
“英明領袖”成爲華國鋒的專用名詞，最具權威的“起源”，是《解放軍報》1976年10月29日那篇廣有影響的社論《華國鋒同志是我們黨當之無愧的領袖》。社論稱華國鋒爲“英明領袖”：
華國鋒同志不愧爲親自選定的接班人，不愧爲把的事業推向前進的掌舵人，不愧爲締造的中國的英明領袖。
1976年11月8日，《解放軍報》又發表了一篇重要社論，題爲《華國鋒同志爲我黨領袖是的英明決策》。這樣，使“英明”一詞有了雙重含義：不僅華國鋒本身“英明”，而且選擇華國鋒爲領袖體現了的“英明”。
這篇社論強調：“對華國鋒同志無限信任，把領導黨和國家的重任很放心地交給了華國鋒同志。”在強調了“親自選定”之後，社論列舉了華國鋒作爲“英明領袖”的四條優秀品質：
第一，華國鋒同志忠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思想，忠於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善於把革命的理論和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堅決執行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一系列方針政策。
第二，華國鋒同志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在“無產階級**”中，在國際國內尖銳複雜的鬥爭中，經受了長期的考驗，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第三，華國鋒同志對黨忠誠，大公無私，光明磊落，謙虛謹慎。第四，華國鋒同志遠見卓識，英明果斷，在重大原則問題上從不讓步，既耐心穩重，又堅持鬥爭。
《解放軍報》的社論，又從三個方面概括了對華國鋒的讚賞和選擇：
第一，從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出發，非常重視革命領袖必須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讚揚華國鋒同志有領導縣、地區、省的全面工作的經驗，又有在中央工作的經驗。事實證明，在的親自培養下，華國鋒同志具有掌管全黨全國全面工作的才能，能夠在艱難複雜的情況下，正確地處理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是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的領導者。
第二，以深刻的觀察力，指出了華國鋒同志具有作爲黨的領袖接班人的優秀品質。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看到，華國鋒同志作風民主，平易近人，善於團結同志一道工作，密切聯繫羣衆，關心羣衆疾苦，堅定地和人民羣衆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爲人民謀利益，是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貼心人。
第三，生前，曾經語重心長地對華國鋒同志講過，劉邦臨終時，看出呂后和諸呂叛國篡權的故事。華國鋒同志銘記的話，沒有辜負的殷切期望。在王張江姚迫不及待地篡黨奪權，革命事業面臨嚴重危險的關鍵時刻，華國鋒同志親自下決心，以華國鋒同志爲首的黨中央採取非常果斷的措施，一舉粉碎“四人幫”的陰謀，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表現了華國鋒同志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雄偉氣魄和革命膽略。
《解放軍報》的這篇社論，系統地論述了華國鋒作爲“英明領袖”的根據。從此，“英明領袖華主席”這句話，頻頻出現於中國的報紙、中國的文件、中國的標語、中國人的發言。從此，“英明領袖”成了華國鋒的專用詞。
曾四次否定了自己選定的接班人
華國鋒的“英明領袖”地位，其實是生前指定的。
很早就注意到斯大林的教訓。斯大林是在去世前不久，才匆忙確定馬林科夫爲接班人的。
1961年，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訪華，問起的繼承人問題。蒙哥馬利說：“我認識世界各國的領導人。我注意到他們很不願意說明他們的繼承人是誰，比如像麥克米倫、戴高樂等，主席現在是否已經明確，你的繼承人是誰？”
答道：“很清楚，是。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
“之後是周恩來嗎？”蒙哥馬利又問。
“之後的事我不管。”答道。
又說起斯大林的教訓：“斯大林是最有權威的領袖，但缺乏遠見，沒有解決接班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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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蒙哥馬利元帥所稱的“繼承人”，而是採用“接班人”一詞。
後來對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熊向暉說起跟蒙哥馬利的談話：“繼承人這個名詞不好，我一無土地，二無房產，銀行裡也沒有存款，繼承我什麼呀？‘紅領巾’唱歌‘我們是接班人’。叫‘接班人’好，這就是無產階級的說法。”
還說：“這位元帥不瞭解，我們和蘇聯不同，比斯大林有遠見。在延安，我們就注意這個問題，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當時延安是窮山溝，洋人鼻子嗅不到。1956年開八大，那是大張旗鼓開的，請了民主黨派，還請了那麼多洋人蔘加。從頭到尾，完全公開，毫無秘密。八大通過新黨章，裡頭有一條：必要時中央委員會設名譽主席一人，爲什麼要有這一條呀？必要時誰當名譽主席呀？就是鄙人當名譽主席，誰當主席呀？美國總統出缺，副總統當總統。我們的副主席有六個，排頭的是誰呀？。我們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實際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線工作。不是馬林科夫。前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改名換姓了，不再姓毛名澤東，換成姓劉名少奇，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出來的。以前，兩個主席姓毛，現在，一個姓毛，一個姓劉。過一段時間，兩個主席都姓劉。要是馬克思不請我，我就當那個名譽主席。誰是我的接班人？何須‘戰略觀察’！這裡頭沒有鐵幕，沒有竹幕，只隔一層紙，不是馬糞紙，不是玻璃紙，是鄉下糊窗子的那種薄薄的紙，一捅就破。”
所說是“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指的就是當時已經選定爲接班人。屈指算來，華國鋒是第五次選定的接班人，而則是第一個選定的接班人。
在1945年七大上，以的接班人的身份出現。那時，根本用不着爲“造輿論”，用不着讓“全國人民逐步認識”。因爲早已是著名領袖。
在七大之後不久，1945年8月，赴重慶和蔣介石談判，便請代理中央主席。從1945年直至“文革”爆發，近20年的時間，一直是的接班人。只是後來由於認爲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發動“文革”打倒了他。
於是，第二回選擇了作爲接班人。
在1969年的九大上，以的接班人身份出現時，也用不着“造輿論”，讓“全國人民逐步認識”。因爲從“文革”以來，就已經以的“親密戰友”的姿態出現，而且早已是著名將領、十大元帥之一。
1971年爆發的“叛國事件”，很使失望，他不得不第三次選擇接班人。
曾一度打算以王洪文爲接班人。王洪文的資歷當然無法跟、相比，但是這位“造反司令”在“文革”中曾轟動全國，也不必“造輿論”，讓“全國人民逐步認識”。
在王洪文擔任中央副主席之後，很快發現，王洪文跟、張春橋、姚文元結成“四人幫”。於是，重新啓用鄧小平，以鄧小平爲接班人。鄧小平早已是著名領袖，根本不存在讓“全國人民逐步認識”的問題，當然也就不存在“造輿論”的問題。
鄧小平復出後，進行整頓，否定“文革”，這是所無法接受的。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第二次打倒了鄧小平。第四次選擇接班人又告失敗。
侷促中第五次選擇接班人
於是，又面臨第五次選擇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