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商人做官，他們竟然不敢，一個個推三阻四，不惜拿錢疏通關係，一個個真是賤骨頭，明哲保身到了這種地步，給他們權力，他們竟然都不敢要，活該他們被文官集團壓迫了幾千年，伍秉鑑給廣州各級官員磕的那些頭不是沒有原因的，是他們比文官更沒有擔當。
沒人不想做官，只是不想承擔風險，現在接受了朱敬倫的任命，就等於是加入了朱敬倫的派系，捲入了朱敬倫跟朝廷的鬥爭之中，他們怕在這這股大勢之下，引火燒身，最後玉石俱焚。
但是朱敬倫的命令不會動搖，就是根據誰有錢誰做官的原則，這時候沒時間一一分辨，分清誰的品行和能力，只能用這種粗暴的一刀切的方法來處理了，既然能在當地首屈一指，賺到讓人驚歎的財富，他們的經營能力是毋庸置疑的，至於品行是否貪婪，朱敬倫逼迫他們寫下保書，爲官期間，不得貪墨一分公帑，否則抄家，相信這些本就十分有錢的傢伙，也不至於爲了錢財玩命。
至於他們會不會用權力給自己謀私利，基本上不用懷疑，他們肯定會這麼做的，因爲他們的財富積累過程中，就沒少了利用權力，只不過過去的尋租，是給官員賄賂，換取權力，現在則是自己直接掌握了權力，他們怎麼可能不用，在自己沒權力的時候，他們都能玩轉權力，現在直接享有權力，那更會用的得心應手。
這種程度的貪腐，朱敬倫暫時還能容忍，反貪不急於一時，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文化，得一步步的化解，美國在二戰前才勉強打下去了瘋狂的貪腐，沒必要求全責備，在一個貪腐文化盛行了上千年的國度試圖一夕根除。
這些商人被強逼着上任了，既渴望權力，又害怕危險，幾乎處在一種痛並快樂着的情緒中上任了。
赫德也商人了，進駐了過去恆祺執政的粵海關衙門，廣州城裡的百姓就不太在乎了，多一個洋人，少一個洋人而已，他們見的多了，廣州八十年一口通商，從他們太爺爺時代，就沒少見過洋人。所謂不讓洋人入城，那是說入城居住，即便是在乾隆年間，也是允許洋人在休假那天，入城遊覽的，所謂休假，就是洋人的星期天，但是隻有一天，不能停留，不能居住，平時洋人都是住在城外的商館區，也就是十三行。
更不許女人進入廣州，即便是城外的十三行，也不行。1830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大班盼師不顧清廷禁令，攜其妻子坐着轎子來到商館。西方婦女的着裝、髮飾、沒有裹纏的天足，身着暴露過多的服裝以及隨意同男人握手的動作，被認爲既傷地方風化，有損天朝禮教。甚至引發廣州將軍、兩廣總督、粵海關監督和廣東巡撫聯名上奏，“有違天朝體制”。
廣州官府立刻下令驅逐盼師夫人，爲了夫人，盼師從停泊在黃埔的英船上召集武裝水手百餘人，攜帶槍炮登陸廣州商館。廣州官府則威脅要發兵驅逐，此事使中英關係劍拔弩張，要不是最後盼師把夫人送到澳門，鴉片戰爭弄不好提前十年就會打響。
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洋人通過條約取得了進城的權力，但是老百姓不答應，洋人進城輕則扔石塊，重則有生命危險，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佔領了廣州城後，廣州老百姓才第一次大範圍跟洋人接觸。
這種文化的封閉，通過交流自然也就打破了，洋人佔領廣州期間，雖然依然衝突不斷，但是大多數接觸過洋人的老百姓，也沒覺得洋人就哪裡特殊了，大多數還不是和和氣氣，就算是士兵，買西瓜那也是給錢的。雖然也有搶掠的事情發生，可跟大清的軍隊也沒什麼兩樣，漸漸也就習慣了。
如今洋人進出廣州城已經不稀罕了，所以赫德入城並沒有引起太大的風波，也就是一些街頭巷尾的非議罷了，兩旁的鄰居覺得身旁住上了夷人，心裡很不是滋味，就好像美國白人的社區住進了黑人後，整體搬遷一樣，粵海關衙門也出現了老百姓賣房子的情況。
赫德也不滿，他還歧視這些十天半個月不洗一次澡的中國人呢，但更不滿的是，朱敬倫動了他的權力，所以處理了新安的關務，將總海關搬到廣州城後，他第一時間就要拜見朱敬倫，他要跟朱敬倫談判。
走過歸德門的時候，他還看到了懸在城門洞中的大印，以及貼在城門旁的罪狀檄文，老百姓熱鬧看個沒夠，也只是指指點點，嬉笑打鬧，也沒人敢撕那張說朱敬倫擁兵自重，上亡故天恩，下欺凌百姓，不臣之心昭然若揭，還號召勇士，能提朱敬倫人頭來見者，朝廷必不吝封賞。
赫德看到朱敬倫不但沒有派人把這告示撕下來，反而派了幾個士兵在旁邊保護，防備有人破壞。
赫德要去廣州將軍府，朱敬倫現在跟廣州將軍住在一個府裡辦公，因爲他不會讓穆克德訥脫離他的控制。
穆克德訥這段時間表現的還算乖順，尤其是聽到北京的奕欣發動了政變，除掉了肅順等人之後，那就更是對朱敬倫十分順從了，他認爲朱敬倫代表的奕欣一黨勝利了，更讓他滿意的是，奕欣自己沒做皇帝，而是繼續擁護了咸豐的兒子做皇帝，這麼看來奕欣也算不上是亂黨，只是在保旗人的江山，而不是自己想做皇帝。
爲奕欣穩定廣東大局的朱敬倫，那自然是前途無量，在穆克德訥看來，一個廣州知府是跑不了了，儘管還比不上他這個將軍，可是人家將來還會再升，起碼靠着奕欣這個權臣，兩廣總督是指日可待的。
穆克德訥認定，即便奕欣沒有當皇帝，依然保着同治皇帝，但絕對跟當年多爾袞保着順治一樣，只要奕欣活着一天，朱敬倫就能放肆一天。
至於這段時間有文官不斷的找穆克德訥告狀，說他被朱敬倫迷惑了云云，讓他趕緊起兵平叛，則被穆克德訥自動忽略了，他甚至主動找了朱敬倫一次，認爲其中有些文官肯定是耆齡或者肅順的黨羽，希望朱敬倫把那些人除掉，但朱敬倫大度的表示，區區幾個文人，現在大局已定，一切讓皇帝裁決吧。
朱敬倫的這種大度，被穆克德訥理解成了坦坦蕩蕩，更說明朱敬倫沒有作亂的嫌疑，至於私自任命官吏，私自跟洋人開港，他可是聽說奕欣跟洋人的關係更近，都傳出洋人要支持奕欣當政的說法了。
所以他想當然的認爲，朱敬倫是奉了奕欣的命令，否則朱敬倫這種人怎麼可能給洋人好臉色，穆克德訥依然記得，是朱敬倫綁架了洋人首領巴夏禮，是朱敬倫冒死點燃火藥在波羅廟炸死了英法聯軍司令，是朱敬倫幫忙收復了廣州城，是朱敬倫在新安連結鄉勇冒死保土，至今洋人沒割走九龍司，這都是朱敬倫的功勞，以穆克德訥的理解，朱敬倫針對洋人做了這麼多事，應該是洋人的死敵纔對，是不可能跟洋人合作的。
因此對一個個遊說他的文官視而不見，他纔不想跟這些迂腐的文官扯在一起呢，雖然朱敬倫表示了大度，他可不認爲奕欣不會收拾這些人。而且話說回來了，就算朱敬倫真的造反了，讓他起兵，他怎麼起兵，手裡就沒有一個兵，連八旗兵都跑去朱敬倫那裡吃餉了，讓他雙拳四手的去跟朱敬倫單挑嗎？讓他赤手空拳去對抗朱敬倫的洋槍洋炮嗎？這種事情，穆克德訥根本就不會考慮。
赫德到了將軍府，他見到了朱敬倫，他表達了不滿。
結果朱敬倫比他還不滿。
“中國人怎麼了？中國人就不是你管理下的職員？別忘了你也是一個政府僱員！”
對赫德的做法，朱敬倫早就不滿了。
他當初跟赫德約定，以增加赫德權力的條件，重新劃定了海關的管理模式，那就是中國人與洋人僱員之間的比例，中國人至少要佔到七成，洋人最多隻能到三成，赫德跟朱敬倫都是權利意識很強的人，商定好之後，倆人就重新簽寫了委託協議。
之後赫德確實做到了，海關中的洋人僱員數量大大降低，中國人的數量大大增加，但是他採取了取巧的方法，在海關之中劃分了內外班之別，洋人主要是內班，大多都是管理層，而中國人卻大都是外班，是底層職員。
儘管赫德宣揚高薪制度，認爲與其用低廉的薪水，僱傭一幫無用之人，不如用高薪聘請需要的人才，但是因爲地位不同，華人和洋人之間的薪水差距相當大。
內班的洋人稅務司，每人每年從3000兩遞升到9000兩不等；副稅務司，每人每年從2400兩遞升到3000兩；頭等幫辦，每人每年從2400遞升到3000兩；二等幫辦每人每年從1500兩遞升到2100兩；三等幫辦，每人每年從900兩遞升到1200兩。
外班的華人最高的超等驗估，每人每年最高2400兩；頭等驗估，每人每年1800兩；二等驗估；每人每年1200兩；超等驗貨，每人每年1200兩；頭等驗貨，每人每年1080兩；二等驗貨，每人每年960兩；超等鈴子手，每人每年844兩；頭等鈴子手，每人每年720兩；二等鈴子手，每人每年600兩。
可即便是外班的高層，依然是洋人把持。只有在內外班之外的通事，基本上用的華人，從香港請來了一大批懂英語的華人。
這些通事最低的額外通事年薪爲兩；進入幫辦通事等級，才能拿到年薪兩；達到通事等級時，年薪爲兩。
如此高的薪酬，刺激了關員們的工作熱情，提高了工作效率，並促使他們長期地、連續地爲海關效力，以便得到額外的獎金。
尤其是對薪水低廉的中國人來說，幾百兩的年薪，足以讓那些從事外貿的小商人放棄自己的事業換來一份相對穩定的長期收入，可以說赫德幾乎能招到任何他想要的人才。
朱敬倫不在乎赫德發多少薪水，但他很在意這種區別對待，短期還看不出什麼，但是長此以往，難免會在海關中造成這麼一種心理意識，那就是華人比洋人低人一等，而這些華人才是朱敬倫能夠倚重的人才，朱敬倫堅持讓赫德僱傭華人的根本目的，是讓赫德幫他們培養人才，而不是讓赫德摧毀他們的心理，打擊他們的民族自信。
赫德不滿，是因爲他認爲朱敬倫干涉了他的權力，既然朱敬倫委託他管理海關，那就不能越權干涉他的管理，朱敬倫不滿，是因爲赫德的管理制度，帶有濃厚的種族歧視。
可是赫德解釋說，如果高級管理人員任用華人的話，會帶來貪腐的中國官場習俗。
朱敬倫直接拍案而起：“放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