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經濟於19世紀中葉在西方國家普遍興起，通過鼓勵創造力、實驗和創新改變了人類的生驗，也因此在世界歷史上形成重要的分水嶺。我們會想到，歷史學家肯定有興趣探索其起源：經濟現代化需要哪些條件？如何才能滿足這些條件？哪些條件在這些國家而非其他國家、在當時而非之前得到了滿足？
可是一般的歷史學家並沒有關注這些問題，他們所描寫的“西方的興起”都是國家和民主制度發展的編年史：大幕隨着古騰堡（Gutenberg）在1444年推出的鉛版印刷機拉開，歐洲各國在16世紀初紛紛走上擴張主義道路，馬丁·路德在1517年發表挑戰羅馬教廷的《九十五條論綱》，以及17世紀初英國對《大憲章》的逐步認可。這些當然是令人激動的大事件，但學者們對這個時代的經濟生活着墨甚少，最多隻關注到了1350~1750年遠距離貿易的增長。
只有少數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描寫過西方重要經濟體的崛起，他們通常以“資本主義的興起”爲標題。例如在賈雷德·戴蒙德（JaredDiamond）的社會生態學著作中，亞歐大陸在農業耕種和牲畜養殖方面更爲繁盛，由此支撐了更深入的勞動分工，比撒哈拉以南非洲、澳大利亞和美洲更佔優勢，這就是亞歐大陸更發達的原因。但這個理論並沒有解釋創新的興起：爲什麼現代社會出現在英國、比利時、法國和德國，而不是荷蘭、葡萄牙、愛爾蘭、希臘和西班牙。經濟制度和文化或許是背後的因素。
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Weber）指出了特殊的文化變遷的作用，認爲這是資本主義走向繁榮的關鍵。他提出，加爾文派和路德派的出現帶來了崇尚節儉和勤奮的經濟文化，這是資本主義在歐洲北部的新教國家取得成功的原因。儘管韋伯的思想在公衆中很受歡迎，但批評者也指出，在意大利這樣的非新教國家，私人儲蓄和淨財富水平其實超過德國，工作周的長度也超過德國。最主要的一點是，韋伯的論述中沒有涉及實驗、探索、勇氣和未知領域這些詞彙，而它們是本土創新的標誌。韋伯的理論或許有助於解釋幾個國家出現的投資熱情的高漲，但高儲蓄並非創新涌現的必要條件。一個國家對創新活動的資金扶持可以通過增加儲蓄來實現，也可以在儲蓄水平不變的情況下，把資金從其他項目（如住房和傳統商業投資）轉移至創新項目，還可以依靠外國儲蓄。此外，高儲蓄顯然也不是創新涌現的充分條件。
有些學者的確覺察到了沃爾特·W·羅斯托提出的始於19世紀的“從起飛進入持續增長”現象。法國政治思想家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deTocqueville）在1837年對美國社會進行了深入觀察，他認爲國家的自然資源豐富是美國人成爲活躍的企業家的原因。但在19世紀初，英國的創新活躍程度絲毫不遜於美國，同時還有若干資源豐富的國家，如阿根廷，但衆所周知，它們沒有發揮任何經濟活力，甚至還有人認爲自然資源可能成爲一種“詛咒”。英國曆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ArnoldToynbee）與托克維爾的觀點截然相反，他認爲英國是最早擁抱創新的國家，由於在氣候和自然資源方面不具有優勢，英國人開展創新能獲得最大的收益，不冒險則不會有任何收穫。但如果真如湯因比所說，豐富的自然資源會阻礙發展，美國人則不會普遍表現得那麼有進取心和創造力，這與事實相反。湯因比的思想（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確有合理性，家庭條件好的孩子往往缺乏成大事所必需的定力和努力，但美國這樣的例外情況卻不容忽視。
上述四位的共同缺陷是，他們都沒有關注到基本問題所在。他們發現某些國家的勞動力需求高於其他國家（戴蒙德、托克維爾），或者發現勞動力供給處於高水平（韋伯、湯因比），在經過一系列邏輯分析後，推導出了就業、儲蓄、財富和冒險意願上升等誘因。然而，即使勞動力增長快的國家出現了財富和冒險意願的提高，也並不表示創新過程已經啓動。經濟活力來自於自然和偶然因素的觀點意味着，各國不需要設計各種經濟制度、培育有利於商業創新的經濟文化，這些制度被視爲現成的條件。儘管從史前時代開始，大多數人就應該能在創新活動和接受新事物中實現自我，但我們還是很難排除這樣的可能性，即有些國家在政治和文化上更先進，能設計和建立那些支持和鼓勵創新的制度，培養有利於實驗、探索和想象力的生活態度，從而對社會成員產生激勵作用。阿富汗地區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如今該地區雖然是落後地區的典型，但在1000年前卻有着世界其他地區難以想象的繁華城市和衆多科學發現。這個地區的自然條件良好，卻從未發展出能走向現代化的經濟制度和經濟文化的元素，爲全體或大多數民衆實現職業生涯的成功和高度的人生滿足服務。
要想對現代經濟產生的原因、條件和機制有深入的理解，分析它淘汰封建經濟及超越商業經濟的過程，我們必須思考推動現代經濟創新過程的因素和條件。當然要承認，我們能提出的理論永遠不可能沒有差錯，更不用說做到完美。現代經濟的參與者對當前行動對未來的影響的認知非常有限，因爲新事物太多，同時還有其他參與者採取新行動。與此相似，在分析過去形成的信仰、制度和文化如何支持和鼓勵當前的創造和創新時，現代經濟理論研究者的思考也肯定是不完美的。已邁入現代經濟的若干國家在過去幾十年或幾個世紀中有太多新發展，我們可能難以確定哪些纔是最重要的因素。因此與精明的投資人一樣，我們必須利用判斷力和想象力。在現代社會誕生的課題上，不同思想的交鋒已留下很多故事或者“神話”。
當然這些故事都很重要，關於一個國家現代化成敗的任何故事都揭示了這個國家對導致現代化成敗的態度因素的理解。此類故事反覆出現，其目的在於傳遞一種觀念：哪些是做對的事情，哪些事情不應該做。其中至少有一些故事已經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力。已故的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PaulSamuelson）在反思他自己講過的故事時，顯然也受到了這樣的影響，他說：“只要讓我編寫經濟學課本……我纔不在乎是哪些人在制定國家法律。”探尋真相當然至關重要，不僅是發揮影響力，在這方面，薩繆爾森也從未忽視。只要不是太難懂的語言，故事講得越接近真相，就應該越有價值。更深入的理解可以幫助一個國家發現或重新發現走向現代經濟之路，或者避免已經發展起來的現代經濟被扼殺。想要講述更接近真相的故事，我們可以從前人講過的理論故事的核心中尋求借鑑。不過，我們的故事的核心必須是創新的興起，以及它如何推動某些國家走向現代化和偉大。
經濟制度：自由、財產和金融
在早期和成熟的長期創新經濟的崛起過程中，各種經濟制度的創造和演變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某些情況下，這些因素被稱爲“框架條件”。經濟制度的某些部分對於保護和促進創新活動及成果是必不可少的。如果逐一考察這些制度，未必每個都是關鍵，但總體而言，它們都促進了經濟體的創新能力和創新意願。
大家知道，西方國家較早確立的廣泛的個人自由對受益者而言非常寶貴，例如亞當·斯密就談到過“尊嚴”的重要性，約翰·羅爾斯也談到過“自尊”。同樣衆所周知的是，隨着經濟自由的出現，如用自己的產品或服務交換他人的產品或服務的自由，使人們看到了更多互惠互利的機遇。此外，因爲很多交易合同可能發生違約，人們需要政府強制執行合同，以增強交易者的信心，從而保護經濟自由。因此，就像斯密所發現的那樣，從事交易和賺取收入這類自由有助於提高經濟效率。然而，對創新經濟的研究還必須考慮有助於煥發經濟活力的個人自由的特殊作用。
經濟自由對創新過程的啓動具有核心意義，這裡的出發點是兩個腦袋比一個腦袋好使。如果社會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不能被接納，或者即使能加入，卻沒有合法權利分享工作成果，那麼創新在這個國家的經濟生活中就會受到侷限。研究個人自由（對自己的人身所有權）的歷史學家發現，在傳統社會中，東方國家的父親對女兒擁有所有權，可以隨意指使甚至賣掉她們，西方國家的丈夫對妻子帶入家庭的任何財產也擁有所有權。不管在東方國家還是西方國家，黑人都可以被當作奴隸賣掉。直到19世紀，現代社會才最終廢除了奴隸制。不久之後，已婚女性對自己財產的法律權利被明確。有理論認爲，創新經濟體中工作性質的改變有利於那些女性擁有自主權的國家，這會激勵女性根據形勢需要採取行動。與之相似的是，如果創意發明者能進入現有產業，自由創辦公司，那麼一個國家的創新活動會更普遍。這種產業進入的自由允許企業家開發和推廣新產品，放到市場上接受檢驗，或者引入現有產品的新工藝。如果老牌企業在推出新產品或者新工藝方面有更大的自由，創新活動也會更普遍。因此，這類自由的出現在促進交易之外還帶來了非常深遠的不可預測的好處，最終將把人類的發展推向新的高度。
同樣清楚的是，如果人們能自由地離開家庭、地區甚至國家，去了解外界的各種新產品和新生活方式，他們會更有條件也更適應開展創新活動。馬克斯·韋伯可能會認爲，人們通常不容易理解陌生的經濟體甚至陌生的小產業的結構和運轉規律（這些是未來創新可能發生的地方），除非他們能加入其中並獲得充分的體驗。要想創新，作爲潛在客戶的消費者和企業在做決策時必須有選擇新產品的自由，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判斷能否最大限度地滿足自己的需要，並學習其使用方法。
自由是好事，尤其是對創造力的表達和創新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但並不表示自由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有益的——這是自由意志論者安·蘭德（AynRand）著名的誇張論點。並非所有的自由都有助於激發經濟活力，適當限制廠商自由的監管規則可以在消費者嘗試某種新產品時提供保護，避免遭遇觸電、中毒等事故。限制債權人索取賠償的自由的破產法可以讓企業家在承擔新產品開發風險的同時，不至於擔心由此損失自己的所有財產，當然此類法律可能導致可利用的信貸資源減少。另外，某些監管規則實際上阻礙了創新，而不是爲其服務。自由主義者總是聲稱所有監管都是有害的，但有關統計表明，很少有創新產品在市場測試之前不需要經過任何監管機構的批准，以防止對試用者造成傷害。隨着現代經濟的發展，基層、地方和中央政府建立的大量監管規則有的給新產品製造了障礙，有的發揮了促進作用，綜合來看，很有可能是弊大於利。在美國，機場建設就遇到了極大限制，這不是因爲旅行者寧願忍受擁擠和嘈雜也不接受在機票價格上增加建設費，而是因爲所有居民都不願意讓機場建在自己的社區附近。有人認爲，與其完全禁止開展某些項目，不如要求項目建設者給當地社區提供足夠的補償，以換取支持。不過這種辦法也會對許多創新項目產生寒蟬效應。
完全有理由相信，還有兩類自由對經濟活力的煥發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包括從成功的新產品（如走紅的歌曲或電影）中持續獲得收益的合法權利，以及把收入投資於私人財產（主要是資本）的合法權利。現在我們暫不考慮多少財產對一個人就足夠的問題：只允許人們擁有足夠多的個人財產，包括服裝和其他家庭耐用品，汽車、船隻、城裡的公寓及鄉下的別墅，是不是就足以保證經濟活力？我們在這裡也不討論以下命題，即獲得經濟回報的合法權利是大規模實現創新收益的基礎要求。我們真正關注的議題是，在過去和現在，人們可以自由地以企業的形式（私營企業或者合夥企業）擁有財富，並可以自由地以股份形式擁有公司（包括私營公司和公開上市的公司），是否具有重要意義？我們知道，這樣的自由對創新而言通常是有益的，某種形式的公司所有制可能很重要，這些道理並不令人意外。但如果我們希望創意從草根階層那裡蓬勃發展起來，讓企業家和投資人判斷哪些項目值得投資，我們肯定不想把創意者、投資人和企業家的範圍限定在那些循規蹈矩的人羣，他們只希望由此獲得政府發放給每個人的生活津貼，只想獲得普通員工的工資收入，不願意承擔任何風險。一個國家不能通過這些途徑挑選合適的創新者，由此選拔出來的人不會有動力爲實現利潤（而非樂趣或名聲）作決策。如果不能給核心的創新人員提供恰當的利益分配安排，就無法保證創意的構思者、開發者和投資人獲得良好的回報。因此，必須有某種社會制度獎勵那些從事創新工作的人，根據他們的遠見、洞察力和判斷力的貢獻（也就是取得的創新成果，而非單純的投入時間的多少）論功行賞。下一章還將討論社會主義的問題，如果把大部分資本投資（包括經濟知識）的決策權都交給政府，社會能否有效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