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銀行業在19世紀早期有過一些基本的教訓。這些銀行通常被視爲不穩定的根源，拖了企業家和經濟發展的後腿，未能實現古典經濟學理論所讚美的資本流動性，沒有像歐洲發展出來的混業經營的銀行那樣推動經濟的發展。美國的體系中存在兩種類型的銀行：其一是商業銀行，由州政府頒發執照，可以吸收存款、發放票據、爲生產和商業融資；其二是私人銀行，不能發放票據或吸收存款，只能依靠自有資本開展業務。兩類銀行都興盛起來，私人銀行吸引了很多外國資本，逐步發展爲投資銀行，爲金融投資項目提供貸款。美國的體系十分複雜和微妙，不能很快下結論。不過最近的思考和研究指出，這些銀行很適合爲當地的企業家和發展提供服務，雖然談不上完美，但還是起到了促進而非阻礙作用。這些銀行主要在自己熟悉的區域開展業務，對變幻莫測的機遇能做出最快速的反應，它們的規則是熟悉自己的客戶，並對借款人進行監督。
經濟發展要想持續，必須成立和發展製造企業……要想快速增長，製造業必須能得到資金支持，尤其是銀行貸款……銀行家（他們本身通常也是商人）通常願意借錢給熟悉的企業和企業家，也就是周圍的商業人士。
在瞭解這些背景後，美國和英國缺乏混業經營的銀行的缺陷就顯得不是那麼嚴重了，法國和德國從混業經營的銀行的發展中能得到哪些好處這裡暫不討論。
政治制度：代議制民主
政治制度在現代經濟的興起中發揮了顯著作用，其中一項是代議制民主，其興起的時間與現代經濟出現的時間非常接近。現代民主制度與現代經濟的同步現象至少具有一定的啓發意義。
在大多數國家，國會的席位在整個商業經濟時代依然被貴族和土地領主們把持，他們當時對法律的操控已毫無經濟上的正當性可言，主要是受狹隘的私人利益驅使。到18世紀，代議制民主（至少是更具代表性的民主體制）的觀念吸引了美國人和歐洲人的普遍關注，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城市工薪階層和商業人士對平等代表權越來越強烈的要求。1776年的美國《獨立宣言》宣佈人民擁有自我治理的權利，不受任何國王和貴族的約束，當然這種願景直到大約90年後隨着奴隸制的廢除才完全實現。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爲歐洲吹響了建立民主制度的號角。1791年的波蘭–立陶宛聯邦憲法要求民衆和貴族享有同樣的政治平等權利。有的歷史學家說，凡爾賽宮使法國的領主們不去關心如何改進治理，其結果是，只有當國家失控之後，創新才最終出現。
代議制民主其實會給經濟發展造成某些負面風險，這種制度比君主繼承製更容易短視，並可能出現多數派主導的****，需要用憲法對此進行限制。代議制民主使一些家境貧寒的人能進入政府，他們比貴族參政者更容易被賄賂。但總體而言，這種政治制度有利於鼓勵創新。
很久以來，人們已認識到人民的自治權通常有助於經濟繁榮。有理由相信，自治權能給經濟活力的煥發創造有利條件。例如，代議制民主可以促進某些經濟制度和經濟政策的制定，而獨裁者通常會拒絕或鎮壓。民主政權會爲了中下層民衆的利益而推動某些公共部門的建設，如鼓勵商業活動和促進公共教育，從而保護和培養個人的主動性。創新高度依賴草根階層的靈感、探索和實驗，完全可能受益於民主制度的這一特徵。相反，***更容易利用公共部門爲獨裁者自身的利益服務，如增強國家權力或增添光環。當然事情的另一面是，民主也可能導致議會中的投票交易，爲社會上代表各個階層的特殊利益集團服務，其結果會導致公共部門過度膨脹，給創新造成弊大於利的結果。但這種情況在19世紀還不易發生，除法國外，其他國家的政府部門的規模都非常小。
代議制民主會很自然地支持現代經濟所需要的各種制度和文化，而獨裁政體則不那麼情願。如果政府通過立法確立了保護經濟活動運行的制度，儘管還存在各種不確定性、變化、運氣、盈虧不定等，有潛力的企業家和創新者的信心還是會得到增強，至少相信自己的公司不再會被某些政府部門或社會團體敲詐，不會受到債權人或員工在合同訂立後違約的威脅，以及被暴徒們打砸工廠、商店而得不到警察保護的威脅。這樣說的根據是，如果一項制度是由代表各方利益的投票人共同制定的，那以後由於觀念改變而被廢除的可能性比較小，而獨裁者因想法改變而修訂政策的可能性要大得多。這種情況也符合統計學理論中著名的大數法則。
這一觀點涉及的議題是，法治能否有值得依賴的足夠的穩健性？人們普遍認爲，獨裁者只有在符合其自身需要時纔會選擇法治，即使是《大憲章》這樣的憲法也無法保證法律不會被國王用各種手段進行規避。民主議會也會修改或者增補法律，以規避原來的法則。但上述討論表明，與獨裁者不同，廣泛和多樣性的民主建立的立法機構不太容易違反或規避現有法律。可以認爲，“民治”增強了“法治”的可靠性。
民主的另一個方面同樣有利於創新。法國人托克維爾在1835年穿越美國的旅途中發現，自治有助於培養商業生活中的自立和自我實現精神。美國人在自治中獲得了寶貴的經驗（從參與市政會議到擔任公務員職務），這些經驗有助於他們進行合同談判、與僱員共同開展工作，以及擬訂建立新企業所需的合同。按照同樣的邏輯，美國人在經濟生活中較爲自立的經驗也給他們提供了進行政治自治所需的技能，如自信和社交能力。在托克維爾的理論中，自願結社是美國“偉大的免費學校”，這在當時的歐洲並不多見。
民主還有一個特徵對現代經濟的出現非常重要。與獨裁製相比，代議制民主是一種能讓各種聲音都得到表達和關注的制度，政治家要想獲得選票，就必須迎合選民。獨裁製度則容易忽視很多社會需求，尤其是新出現的需求。因此，在現代社會萌芽的幾十年時間裡，代議制民主更容易對社會出現的新制度需求做出反應。
如果承認民主制度的政府組織形式對發揮創新活力有利，那麼還需要回答一個歷史問題：代議制民主是不是在恰當的時間和地點開始運轉，從而煥發了各個國家的經濟活力？英國、美國、比利時、法國和德國的現代經濟是在代議制民主建立後發展起來的，還是在其之前？英國古老的國會在1688年的“光榮革命”後成爲新財富和新城市的代表，1832年的《改革法案》把下議院的投票權擴大到沒有財產資格證明的男性，並增加了城市的代表席位。在美國，1788年憲法所設立的衆議院和參議院的代表性都遠高於英國的兩院：投票權對所有具備財產資格的男性開放，約佔成年男性人口的1/3~1/2，而且不限定是否爲美國公民。美國的選舉權此後逐步擴大，到1812年擴大到沒有財產的男性，1870年擴大到非白人男性，1920年又擴大到女性。民主和經濟活力出現在法國的時間更晚，法國大革命後並沒有形成民主制度，而是建立了拿破崙王朝，1815年君主制復辟，直到1830年革命，之後到1848年是路易·菲利普的統治。男性獲得普選權的民主制度直到1848年革命後才建立。經濟發展也與之類似，在拿破崙之後出現了少量創新和一定程度的繁榮，並在路易·菲利普統治期間逐步壯大，但直到19世紀下半葉，法國才真正出現了生產率起飛和相對活躍的創新。比利時的情況同樣比較曲折，其民主也經歷了漫長的等待：1815年前被拿破崙執政的法國控制，之後直到1830年又被荷蘭統治，然後通過革命建立了議會民主制。比利時創新活動的興起似乎早於民主制度，但直到民主體制替代外國統治後才獲得了更好的表現。其實早在1830年之前，比利時人在語的瓦隆地區所表現出來的採礦和冶鐵方面的進步就超過了法國的任何地區。1830年之後，比利時的創新活動繼續前進，特別是橡膠工業的形成，直到1914年，比利時一直是世界工業化的領先國家。德國則是例外，在整個19世紀，除了最基層以外，民主建設鮮有成就，但創新活動卻在19世紀下半葉風生水起。這個事實使我們得出結論：如果有民主制度，德國人可能做得更好，而大多數先進國家的社會結構則使它們必須依靠民主制度支持創新。不管怎樣，我們能得到的合理推論並不是現代民主制度帶來了現代經濟，或者現代經濟確立了現代民主制度，而是它們都源自同樣的價值觀和信仰、源自同樣的文化。
經濟文化：差異和改變
什麼是現代經濟？從以上視角來看，現代經濟的特性是給商業創意的構思、開發和推廣提供回報，包括物質回報和精神體驗，從而鼓勵人們對資源的利用進行創新探索。從本章的角度來看，任何社會的經濟都在一定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中運轉，這種文化是社會傳承的生活態度和信仰。當然，不是所有的社會成員都繼承了同樣的文化，文化也不包括國家的經濟政策或任何道德哲學的內容。因此我們可以認爲，一個經濟體包含了經濟制度、經濟文化或其他方面的文化。經濟文化是對產業和經濟事務的態度和信仰，某種類型的經濟要正常運轉，必須有某種作爲支撐的文化。不過，並不是所有行爲都屬於“文化”，很多行爲可能是結果而非原因。
在歷史學家們（多數是20世紀的學者）試圖解釋現代經濟在19世紀的起飛和繁盛前，18世紀的某些傑出人士就開始思考引人注目的商業經濟在16世紀和17世紀崛起的原因。亞當·斯密解釋了對英國商業的崛起：侵略性、掠奪性的政府被終結，促進了“貨車和交易”的興起，商人們不斷地追求更好的價格。人們因財富所有權而產生了更強烈的安全感，培養起了節儉儲蓄的習慣。同時，隨着財富的積累，貿易規模也在增大。於是在商業時代，物質主義流行起來。不過斯密看到的對物質財富的需求是普遍和長期現象，並不是商業時代或英國特有的，因此它並不是促進發展的原始動力。他在《國富論》中寫道：“推動我們儲蓄的是改善處境的願望，這種願望與生俱來，在我們進入墳墓前從不離開。”馬克思當然也認爲對商品和財富的“拜物教”並不是商業經濟興起的原因，他說過這只是一種結果。商業經濟也展現出其他一些行爲特徵：保持誠實、尊重法律、兌現承諾、交換好處，以及其他所有與信任有關的商業道德等。然而大衛·休謨和亞當·斯密都不認爲這種資產階級的可貴品質是商業經濟發展背後的動力。休謨在1740年的《人性論》中提出，這些商業行爲準則源自人們的利益，包括聲譽給予他們的利益。此觀點對如今的經濟學家們來說應該並不陌生。斯密在1763年的《法學講稿》中說，商譽對商人們的好處是其帶來的利潤，而不是自豪感；在1776年的《國富論》中，他則把商業道德視爲商業經濟發展的結果，而非先決條件。
我們的關注點是現代經濟的起源，而非商業經濟。這裡的核心觀點是，即使如韋伯所說，努力、儲蓄和財富的增加是文化轉變（崇尚勤奮、節儉和資產階級身份）的結果，我們也很難理解這一文化轉變如何激發現代經濟在19世紀取得空前的成就，因爲增加工作時間、提高儲蓄率以及尊重法律和契約都是在17世紀和18世紀早期就已經出現並被斯密和休謨觀察到的現象。如果新興現代經濟國家的工作時長和儲蓄率達到了更高的水平，那我們有理由認爲這是由快速的經濟增長和較大的投資需求引起的，是現代經濟活力得以充分發揮的結果。但目前我們最多可以認爲資產階級道德是現代經濟發展的必要或者支持條件，與它們對之前的商業經濟發揮的支持作用一樣。
不過，還有另外一些重要的文化變遷可被視爲現代經濟出現的原因。很明顯，西方國家（其中有些國家更突出）最後形成了一種社會風氣或者精神，其中各種精神要素結合起來，最終爲現代經濟特有的經濟活力提供了原動力。這種社會風氣的形成是人文主義精神的一部分，而人文主義的範疇更寬泛。當這種風氣被某個國家、地區和城市的足夠數量的民衆接受後，就促進了現代經濟的誕生。很自然，這種新思潮或新文化的很多元素在數世紀前就已經出現，其他一些要素則產生得晚一些。這種社會風氣可恰如其分地命名爲“現代主義”。
在今天的語境中，“現代”的定義是人們所熟悉的：現代女性、現代城市、現代生活，非傳統的、新奇的、具有破壞性和顛覆性的“現代”。現代社會的內部時刻發生着變革，現代經濟參與者的新觀念則是變革的主要來源。保羅·約翰遜在《現代的誕生》中提出，首批現代社會發端於1815年。但根據雅克·巴爾贊（JacquesBarzun）在《從黎明到衰落》中對“現代”的廣泛考察，現代思想起源於1500年前後。我們今天理所當然地歸類於“現代主義”的某些思想在古代社會就已存在，但並未得到廣泛傳播，有些曾在中世紀受到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