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下的問題是，經濟制度的差異能否對經濟發展的表現產生可比的影響。最近的兩項研究表明，一個國家的大多數經濟制度（暫不考慮政治制度）無助於我們目前對各國經濟發展排名的解釋。在解釋各個國家的排名原因時，似乎僅用文化類的指標就能得到很好的結果，因爲經濟制度都是經濟文化的表現形式。但有個例外，即經濟制度所允許的“經濟自由”度很關鍵，包括投資、創新、競爭和產業進入的自由等。
我們以上利用很短的篇幅進行了廣泛的討論，這裡對主要觀點做個小結：與活力主義不同，對財富的追求並不是與現代經濟幾乎同時興起的新文化潮流的要素。我們只能說，在中世紀的黑暗年代，財富曾被視爲不潔之物。在商業經濟時代之後，追求財富以及從中獲得愉悅才被社會接受，並鼓勵商人們不斷擴張市場、承擔更大的風險。但對現代經濟的勃興來說，還需要有財富積累之外的、對生活的更多可能性的新感覺，並要求建立相應的經濟和政治制度。
缺失的拼圖：人口和城市
本章講述了某些國家如何建立起對本土創新至關重要的文化和制度。有充分的理由表明，這些國家的經濟自由權利擴大、活力主義文化興起和民主制度發展是現代經濟崛起道路上的里程碑。如果沒有公司制的引入，特別是具有爭議的有限責任制的股份公司，現代社會很可能不會取得那麼顯著的進步。更廣泛地說，如果沒有各種制度和政策爲人們提供更大的經濟空間，現代社會也無法立足。
不過這些論述還有所遺漏：爲什麼與相鄰的19世紀（尤其是前25年的頻繁戰爭之後的時期）相比，整個18世紀的創新顯得微不足道？答案可能是，進入19世紀後，某些因素增強或放大了創新帶來的微弱衝擊，充分發揮了在18世紀後25年已經達到較高水平的民主制和活力主義的潛力。但產生這些放大效應的因素到底是什麼，經濟史學家們似乎還沒有找到。爲什麼創新出現的時間在英國、美國和比利時要早於法國和德國？我們無須藉助托克維爾關於各國文化背景相近的印象也可以猜到，如果上述討論的各種影響因素（包括公司、民主、活力主義和經濟自由）在各國具有不同的強度，能否完全或部分解釋法國和德國的發展相對落後於其他國家的現象。
一旦我們想到這個被遺漏的因素就會恍然大悟，那就是人口密度，特別是一個國家（除偏遠地區以外）的勞動適齡人口。如果參與思考的頭腦太少，一個國家的文化和制度再好，也很難促成大量的創新。有人會問，爲什麼冰島雖然人口稀少，卻並不貧窮落後？答案在於他們對英語和斯堪的納維亞語的熟悉實際上已使該國融入了美國和歐洲的大經濟體中。如果人口較多，又受到活力主義精神的激勵，加上民主制度對政府權力的限制帶來的鼓舞，即使平均每個人可以產生的創意數量不變，新創意的總量也肯定會增加。此外，如果新產品和新工藝不是隻爲開發者個人服務，而是擴散到整個國家，那必將促進創新的增加：各公司開發的新產品將隨着人口數量的增加而增加。在同質性較高的國家，如果以必要的制度和文化爲基礎，參與構思、開發、推廣和嘗試新創意的人數越多，人均的自主創新期望數量就越大。那麼有人會問，中國的人口遠超過英國和美國，爲什麼在19世紀或者更早時期沒有產生多少創新成果？愛爾蘭經濟學家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Cantillon）在1755年的研究中指出，在18世紀的中國城市裡有着數量衆多的企業家，但嚴重缺乏開發自主創新或外來創新所需要的經濟制度和經濟文化。如果西方國家在今天的人均創新率高於100年前，那主要是因爲有更多的人蔘與創新活動，並不表明給定數量的任何小羣體能創造更多的新產品和新工藝。
人口增加的好處不但包括創新數量的增加以及能夠被更多人利用，還在於在新觀念和新產品衝擊一個國家時，人口密度越大，創新在經濟中傳播的速度就越快，好比人口規模越大，疾病的傳播速度越快、距離也越遠。思想的傳播與疾病的傳播非常相似，人越多，受感染者越多。而且更多的人意味着更大的市場，甲殼蟲樂隊可以在漢堡這個足夠大的城市演出1000場，但在利物浦就做不到。
有了足夠的人口就能形成城市，僅僅依靠聚集效應，大家集中到一起會產生各方面的好處。人口繼續增加還會催生第二座城市，如果土地不能成正比地擴大，隨着人口的增加，城市不但會擴大規模，而且數量也會越來越多。我們現在很清楚，除了在較大空間內聚集頭腦和增加密度外，城市還能帶來某些特殊的好處。城市經濟學家簡·雅各布斯（JaneJacobs）在面對紐約市的規劃巨頭羅伯特·摩西（RobertMoses）的推土機時，提出了下面這些深刻的思想：
人們聚集到城市這種規模大和密度高的地方來應該是件積極的事情……他們的存在本身就說明了問題。
大城市是多樣性的天然創造者，是新企業和各種新思想的孵化器。大城市還是數量衆多、業務廣泛的小企業的天然的經濟庇護所……依靠其他各種類型的企業，它們進一步增強了經濟多樣性，這是需要牢記的最重要的一點。城市的多樣性本身就容納和激發了更多的多樣性……如果沒有城市，這些小企業不可能繼續存在……城市帶來的多樣性的基礎在於，城市中有大量的人緊密地聚集在一起，其中又存在那麼多不同的品味、技能、需求、供給和奇怪的念頭。
塞繆爾·約翰遜（SamuelJohnson）評論說“厭倦倫敦就意味着厭倦生活”，這說明只有在城市裡才能發揮創造力。不過雅各布斯的觀點更進一步，指出只有城市才能孕育新的多樣性和原創性，從而產生創新的可能。
歷史上的人口數據對此能提供什麼啓示？它們能否支持以上論點，即人口增加如何積極影響新創意的產生和交流？它們能否幫助解答上述疑問，即爲什麼英國、比利時和美國的創新直到18世紀的最後25年依然十分貧乏，完全無法與19世紀中葉的創新熱潮相提並論？人口規模的數據非常貧乏，我們只找到三個參考年份：從1700年到1820年再到1870年，西方國家（西歐及其衍生國家）在這三個時點的人口總數分別是8300萬、1.44億和2.08億。相比之下，西方國家在1600~1700年的人口增長慢得多。人口的迅速增加對英國有巨大的促進作用：從850萬增長到2100萬，再到3150萬。美國在此期間更是成爲西方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從100萬增加到1000萬，再到4000萬。比利時的人口增幅超過100%，從200萬到350萬，再到500萬。德國的起步較慢，但後來的總增幅也超過100%，從1500萬到2500萬，再到3900萬。法國的人口增幅不及100%，從2150萬到3100萬，再到3850萬。
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世紀的城市發展。當時人口超過10萬人的城市已經算規模較大的，以這個級別爲例，選擇的對比時點分別是1800年左右與1846~1851年。在這段時間，英國的大城市從1個增加到9個，美國從沒有增加到6個，比利時從沒有增加到2個，普魯士也從沒有增加到2個，法國則從3個增加到5個。
社會發展的歷史不是絕對可預測的，但我們有理由相信，即使與本章的分析完全相反，促進19世紀創新發展的各種文化和制度在18世紀都已成型，也沒有足夠多的人構思足夠多的新創意，創新的起飛必須等西方國家的人口達到某個關鍵規模才能實現。
§§§第一部分小結
卡爾·馬克思和馬克斯·韋伯都寫過世界近代史，他們觀察到1600年後的西方國家出現了封建領地之外的商人財富的積累，並由此產生了資本家。這些人建立了龐大的工廠，在越來越多的城市人口中僱用工人。封建領主也很快把以前分配給農奴的部分農產品銷售到城市裡，這種相互運動成爲把勞動力從農場推向城市的另一種歷史動力。以上是對工業化的描述，而不是一種因果分析。不管在農村是否存在封建社會的體制，隨着18世紀早期人口的迅速增加，城鎮、城市、商店和工廠都蓬勃發展起來。
馬克思和韋伯對於工業化後果的分析也並不是特別高明，他們認爲當時的工業化是現代化的第一階段，對此抱有複雜的感情。馬克思宣稱，儘管生產效率和資本存量在提高，工資卻呈現下降趨勢。但這個曾經是工人運動堅定信念的說法已悄然退出舞臺，多項研究發現，工資水平在18世紀並沒有下降，在19世紀更是快速提高，並延續到20世紀。馬克思本人在1848年與恩格斯合著的《宣言》中也承認，他觀察到的現代資本主義具有推動社會進步的作用。
繼而，馬克思和韋伯都認爲，19世紀的現代化給經濟生活帶來了枯燥的理性化和無情的官僚主義化趨勢。但如果他們的意思是封建領主制度下的傳統經濟給工人提供了很多自由活動的空間，那難免過於荒謬。曾在農村和城市兩個地方有過生活和工作經歷的人大部分都不會認爲農村的情況好於城市。人口向城市轉移在多少個世紀以來一直是歷史的常態。
直到今天，他們思想的傳人才看到希望，“知識經濟”（尤其是服務業）能創造期盼已久的可以充分“發揮才能”的工作機遇。後工業時代的現代化將把人類的發展提升到工業化從未到達的高度。
本書的前四章採取了不同尋常的視角，講述了不同尋常的故事。19世紀興起的現代經濟在物質和非物質領域都取得了傑出的成就：智力參與、個人發展以及持續的經濟增長和內在的包容式發展。傑出的成就來自新力量的崛起——經濟活力。煥發這種經濟活力的因素是新的經濟文化，其必要的滋養物則包括代議制民主以及多次文化革命，如起源於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巴洛克時代的活力主義和啓蒙運動時期的現代主義。代議制民主確保了財產權利，促進了自立精神和社會參與。利他主義、活力主義和現代主義則促使人們走向世界，通過創新活動尋找生活的意義。由此建立起來的文化和經濟制度催生了人們從事創新的願望和能力。最後一個必要（而非充分）條件是有足夠數量的人口。
但發端於英國和美國的現代經濟似乎很隨意地停止了擴張的腳步，德國成爲最後一個現代化國家。爲什麼現代經濟沒有發展到瑞典和其他北歐國家、日本、意大利和西班牙？毫無疑問，自主創新在這些國家的某些產業的確有所發展，但困難在於這些國家的廣泛活力的跡象表現得太晚，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它們追趕領先國家的創新的結果。現有的證據尚不能證實它們有充足的自主創新活力。類似的持續爭論會涉及中國香港、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如今的中國大陸以及印度，它們的經濟發展有多少源於自主創新，而非通過模仿和應用來追趕？這些經濟體也取得了某些顯著的創新成就，但很難測算其中的創新活動的廣度和密度，當然對任何經濟體都是如此。
顯然，新興的現代經濟（至少是19世紀的新興經濟）與資本主義制度有關。不過現代經濟與商業經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商業經濟實現了重要的貿易擴張和財富積累，但在生產率、工資水平、工作滿意度和人類精神層面卻鮮有進步，在創造就業數量方面可能也缺乏貢獻。當然，所有在19世紀興起的現代經濟都代表着對16世紀和17世紀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改進，例如金融機構能夠更好地遴選和促進推動創新的投資項目。但從根本上說，現代經濟是屬於現代社會的，現代社會有着更基本的貢獻：這樣的社會建立了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的政治制度和經濟文化，由此產生了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最早煥發活力的世界上第一批現代經濟是資本主義和現代性結合的產物。
現代資本主義經濟是現代經濟的第一種模板，但並不代表會是最後一種模板。進入20世紀以後，西方國家爆發了激烈的爭論，關於一個國家能否建立非資本主義性質的現代經濟，繼續擁有活力、致力於創新。創造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歐洲人在討論：是否有其他一種或多種社會制度，也能在其基礎上建設有足夠活力的現代經濟？他們還要探討，在考慮到經濟現代性的各種成本之後，現代經濟是否依然具有正當性？現代經濟是否值得擁有？有關資本主義和現代性本身的正當性的問題，不但把歐洲變成了爭論的舞臺，還在一定的時間和地點將其變成了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