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久以來，人們對魏忠賢的看法己經臉譜化了。
人們認爲他操弄權柄，迫害忠良，結黨營私，禍國亂政，有謀反的跡象，是宦官專權的典型。
然而仔細考察這段歷史，我認爲這種看法並不全面，我們現在對魏忠賢的看法，多來源於重新上臺的東林黨人的說法，很顯然，這種說法不具備客觀公正的前提條件。
我想結合當時的形勢，提請人們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一、看待魏忠賢的問題要放到黨爭的大背景下
許多人認爲魏忠賢的一大罪名是打擊東林黨文職官員，但事實上東林黨人也並非什麼善類，正確認識魏忠賢，必須先正確認識東林黨。
黨爭是明朝滅亡的一個主要原因，明人對於黨爭的看法是：
今日之爭，起於門戶，門戶起於東林，東林起於顧憲成。
東林黨是明末黨爭的始作俑者。
真正權威的歷史學家對東林黨的評價並不高。
黃仁宇教授認爲，魏忠賢“用特務人員迫害文職官員，使各方憤怒。可是今日研究歷史的人將所有紀錄仔細檢討，只看出當時的官僚組織己不堪管制，文官吵鬧之中卻無一定的目標，也就不能自辭其咎。”
著名明史專家孟森認爲，“但東林之講學，以干預時政爲宗旨，其盛時絕有勢力於政局，即奔走東林者不能無奔競之徒，此爲晚明講學之風爲之一變”。
既然“黨爭起於東林”，東林黨人有不少“奔競之徒”，這些人“以干預時政爲宗旨”，且“絕有勢力於政局”，受到打擊“不能自辭其咎”。那麼打擊東林黨就是一件有必要的事情，爲什麼魏忠賢打擊東林黨就有罪呢？
這很自相矛盾，說不過去。
事實上，“不能自辭其咎”“不能無奔競之徒”的說法是比較委婉含蓄的，說得不客氣一點，東林黨雖然披着“清流”的外衣，以君子自居，但是其中有不少人是僞君子，他們的活動以講學爲名，但也幹了不少營營茍苟的勾當，其“爭吵之中”並非“無一定的目標”，而是無休止地黨同伐異，在治國整軍方面卻未見任何政績，屬於內戰內行，外戰外行。
黨爭的危害有多大？無法形容。這麼說吧，說它危害有多大，都不算過分。
任何一個單位，如果有一小撮人抱團，拉幫結派，那麼這個單位的事情就會很難辦。對於一個國家來講，如果大臣們抱團，這個國家的事情也會很難辦。
也許有人會說，東林黨不是結黨，是團結。
問題就出在團結上，不該團結的時候講團結，這比矛盾鬥爭更麻煩。
豆漿緊密團結，就成了豆腐，兩者具有本質的區別。
石墨和金剛石成分完全一樣，都是單純的碳元素組成，只是兩者分子的“團結”程度不一樣，結果完全不同。前者柔軟疏鬆，非常廉價，後者卻堅硬無比，價值連城。
可見距離不僅能產生美感，還能決定事物的性質。
黨爭的危害不僅在於它製造了矛盾，更因爲它製造了團結。
它造成的矛盾和團結都是無原則的矛盾和團結，這種無原則的矛盾和團結淹沒一切，沒有是非，沒有正義，也沒有真理。人們專注於鬥爭，國事己經不再重要，往往淪爲雙方鬥爭的工具，像磚頭一樣被丟來擲去，被扭曲得面目全非。
事實上，東林黨成立之初就有章程，有組織，有定期例會，有固定活動場所，其活動自始至終有暗箱操作，幕後交易和密室政治，是不折不扣的結黨。
因此，東林黨本質上是地下黨，是宗派，是山頭，打擊東林黨人對於結束黨爭，維持政治安定團結，並非沒有意義。
二、看待魏忠賢的問題要放到君主專制的大背景下
許多人認爲魏忠賢的另一大罪名是專權擅政，但是權力大和專權擅政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明代是中央集權的朝代，有重用太監的傳統，皇帝、朝臣、太監三者關係微妙，皇帝經常利用太監來制衡朝臣。
魏忠賢和趙高、王莽等人不同，後者能夠廢立君主，沒有跡象顯示天啓失去了對政權的掌控。
魏忠賢是在取得天啓信任的前提下，得到天啓的授權，落實天啓的意志，爲其辦事，他的一切行爲仍在天啓的掌控下。
要做事就必須事權統一，必須掌握一定的權力，而且要有一套人馬，不能簡單認爲有人有權就是專權擅政。
人們總是說魏忠賢“矯詔”這樣，“矯詔”那樣，真正情況是否“矯詔”，有誰研究過？
“矯詔”是殺頭之罪，能“矯詔”一次就不得了，魏忠賢爲什麼能夠頻頻“矯詔”？這麼說有何依據？
那種認爲天啓是一個只會擺弄木工的昏君，魏忠賢才得以頻頻“矯詔”的看法基本上是沒有經過論證的人云亦云，以訛傳訛，是從東林黨人的作品中直接抄用，不具有可信度。
打擊東林黨人的是天啓帝而不是魏忠賢，魏忠賢只是工具而己，他不可能不經皇帝同意多次“矯詔”。
不論魏忠賢有多大權力，也不論人們稱他幾千歲，他本質上還是個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鷹犬。
三、衆多朝臣倒向魏忠賢形成“閹黨”是東林黨人對其鬥爭的結果。
有些人認爲衆多朝臣爲魏忠賢建生祠是魏忠賢的一大罪狀，是魏忠賢結黨專權的一個重要表現，這些人都是“閹黨”。
其實所謂“閹黨”的形成要遠遠晚於東林黨，前者是爲了應對後者的壓力纔出現的。
東林黨在萬曆後期就己經形成並且因其活動受到過萬曆的處理，“閹黨”出現在二十多年後的天啓年間。
東林黨人重新上臺後，以“三案”爲工具，大肆進行報復，排擠非東林黨人，非東林黨人爲了自保，不得不靠向天啓支持的魏忠賢以求自保，形成所謂“閹黨”。
所謂“閹黨”從某中意義上說是“帝黨”，因爲魏忠賢代表了皇帝的意志，朝臣擁護魏忠賢，也是出於對皇帝的擁護。
魏忠賢打擊東林黨人不僅得到了皇帝的支持，還得到了爲數不少的朝臣的擁護，因此在天啓後期形成了“圍剿”東林的局面。
天啓之所以將魏忠賢拔高到九千歲的高度以及朝臣廣泛爲魏忠賢建生祠，主要是因爲魏忠賢爲驅除東林黨做出了貢獻。
解決東林的問題後，明朝的內政外交開始走上正軌，對外戰爭中取得了寧錦大捷，對內完成了重修故宮三大殿的盛事，這些事情與魏忠賢的工作不無關係，也是天啓和大臣追捧魏忠賢的主要原因。
不能簡單認爲對魏忠賢的稱頌是天啓昏庸，大臣們趨炎附勢的表現，這種情況是有着複雜的前因後果關係的，至少不是單純的結黨和趨炎附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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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崇禎給魏忠賢安插的罪名都缺乏證據。
魏忠賢與張皇后有矛盾，但是“絕帝子嗣”，強迫皇后墮胎的罪名沒有什麼證據，屬於傳言。
天啓死後，魏忠賢曾與兵部尚書崔呈秀有過私下交談，據說魏忠賢欲自立，崔呈秀予以勸止。這種說法只是傳聞，沒有更進一步的證據，人們以此認定魏忠賢要謀反，這很牽強。
張居正與太監馮保關係密切，萬曆死時太監王安與東林黨人緊密聯繫，這些難道也是要謀反嗎？事實上，崇禎上臺後，魏忠賢爲了表示忠誠，主動讓崔呈秀下臺。
崇禎誅殺魏忠賢的過程，並不比殺一條狗更費事，說魏忠賢謀反，太看得起他了。
從明代的政治傳統以及崇禎剷除魏忠賢集團時的從容表現看，魏忠賢謀反的可能性幾乎可以排除。
總之，通過認真審視魏忠賢，可以看出，魏忠賢雖說不上是什麼好人，但其主觀惡性也不應該無限放大。雖然魏忠賢比狗屎還臭，但我們仍然要還原其本來面目，不能不假思索地拾人牙惠，人云亦云。
這就是本文宗旨：“去僞——存真！”
最後再說一句。
東林結黨給明朝造成的損失是一個深重的歷史教訓，我們應該好好吸取這個教訓，目前的問題是，不少人對東林結黨的危害認識不足，而被東林黨華麗的詞藻和“清流”的外衣所迷惑，對其多有追捧和譽美之詞，只知道對魏忠賢吐口水。
想起了杜牧在《阿房宮賦》裡的一句話：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我們這一代人，應該有能力突破這個歷史的侷限性，看破這個歷史的障眼法，不會重蹈前人的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