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
崇禎剜去了魏忠賢這個“眼前瘡”，但也從大明朝身上割下了一大塊肉，使本來就己經傷痕累累的明朝再次受到傷害。
黨爭雙方各有各的毛病，就像是家裡兩個調皮孩子打架，做父母的不能只將巴牚拍向一個孩子，而且一巴掌拍了個半死。
對魏忠賢集團的過度打擊反映了崇禎統治經驗的缺乏和性格極端的一面。
在君主專制的明朝，皇帝的權威很大，生殺予奪毫不含糊，無論是天啓還是崇禎，在嚴厲打擊黨爭的過程時都不費吹灰之力，看上去波瀾不驚，勝似閒庭信步。
然而事情並不那麼簡單。
黨爭雙方受到打擊時，並不像表面看上去那樣逆來順受，坐以待斃，而是以自己的方式進行反抗。
具體做法就是製造變亂，引發矛盾，從而轉移焦點，進行嚇阻。
黨林黨起於民間，在抓捕東林黨骨幹的過程中，蘇州和常州都發生了規模不小的市民暴動。
閹黨的力量集中在軍隊，許多太監在軍中監軍，在清洗閹黨的過程中，軍隊悄悄起了變化，士兵頻頻發生譁變。
以上兩種怪現象很難說與黨爭雙方的影響沒有關係。
軍隊的變化造成的損失非常巨大，從此明朝陷入內外交困的局面。
一方面加劇了外患。軍隊陷入混亂，頻頻發生以“討餉”爲名的譁變，東北和西北兩個軍事基地情況尤爲嚴重，寧錦大捷前後形成的凝聚力和戰鬥力不復存在，明軍從此在遼東戰場上一蹶不振，在與後金的戰爭中處處被動，無力阻擋後金的入寇。
另一方面引起了嚴重的內憂。大量譁變的士兵逃入民間，落草爲寇，燃起了民變的熊熊大火，這場大火曠日持久，呈現出“野火燒不盡春，春風吹又生”頑強態勢，活活將明朝拖垮。
內憂外患“交相輝映”，裡應外合，將明朝折磨了個半死，最終由李自成一劍封喉，結束了明朝這個曾經偉大的帝國的性命。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滿清出其不意對李自成進行了打擊，扮演了“黃雀”的角色，摘取了勝利的果實。
明朝最後十幾年歷史的走勢，大致如此。
美國的洛淪茲說，亞馬遜流域的一隻蝴蝶扇動翅膀，會掀起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一場風暴。
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應。意思是一件雞毛蒜皮的小事可以掀起軒然大波，造成巨大的分崩離析。
蝴蝶效應類似於我們中國人所說的“大風起於青萍之末”。
我國古代著名的風流才子宋玉在其《風賦》一文中說道：風，起於青萍之末，覺輕渺而欣然；飄蕩於八荒四野，拂萬物而盤旋；升降於雲際本土，志高遠而固磐。
如果要給滅亡明朝的大風暴追根溯源的話，我們也能夠找到蝴蝶，而且有兩隻。
一隻是顧憲成，他是明末黨爭的締造者，是內憂的源頭。
一隻是李成樑，他是努爾哈赤崛起的縱容者，是外患的源頭。
當然，明朝滅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是一兩個人就能造成的，但是他們扮演了蝴蝶的角色，是不爭的事實。
飯要一口一口的吃，路要一步一步的走。說完了結局和源頭，下面就得談談過程了。
崇禎在處分魏忠賢集團的同時，對朝中重要崗位重新洗牌，進行得非常徹底。
天啓年間的內閣大學士七人全部罷斥，換上楊景辰、周道登、李標、錢龍錫、劉鴻訓、韓曠，來宗道等七人，組成新的內閣。六部尚書和左督御史也都作了調整。
新上來的這些人大多是東林黨人或者是親東林的人。
崇禎沒有做過皇太子，遠離朝堂，對宮中府中的情況以及羣臣流品並不十分清楚，在用人上，崇禎的方針是“兩個凡是”：凡是天啓重用的人，我都不用。凡事天啓看不上的人，我都重用。只要附合這一方針，其餘並不重要。
不僅朝中“煥然一新”，對於遼東戰場，崇禎也換得很徹底，王之臣、閻鳴泰等舊人都被罷斥。
剛剛被天啓廢棄的袁崇煥不僅有東林的色彩，而且是天啓看不上的人，完全符合崇禎的用人標準，於是他在第一時間想到了袁崇煥。
天啓七年（1627年）十一月，崇禎起用袁崇煥爲右都御史、兵部添注左侍郎，這只是一個過渡性安排。
第二年四月，崇禎罷免了薊遼督師王之臣，任命袁崇煥爲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
至此，袁崇煥完成了人生的華美昇華，在不到六年的時間裡，從一個七品知縣變成了位極人臣的督師，大明朝的安危興衰都掌握在他的手中。
一個新的時代拉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