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我和方路揚成了室友。
這其實只是個意外。那天一起吃飯的時候，他忽然跟我抱怨起了酒店的噪音問題。我問：“你不會到現在還住在酒店裡吧？”他說：“一時也找不到合適的房子。”我出於禮貌隨口回了一句：“我那公寓還空着兩間，一直沒有時間找室友，不然你搬過來？”不料，只過了兩天他就真的搬了進來。好在他並無不良嗜好，而且有時我加班回來晚了他還會分我一些夜宵，所以我也就沒有在意這件事了。
然而第三個房間直到現在都還是空着的，這完全是由於我的問題。其實方路揚自從搬進來之後就熱心地幫我找起了第二個室友，可我對那些來看房的人卻總是不十分滿意。一開始，我還會以性格或者作息習慣不和這樣的藉口來搪塞。等到後來，當我開始搬出“氣質不佳”或“品味太差”這類的理由時，方路揚終於忍不住跟我攤牌了：“大姐你到底想幹嘛？你是不是覺得兩個人交三個人的房租很爽啊？拜託你不要忘了我現在還是半失業狀態好不好？”
“再等等不行麼？也不差這幾天吧。”我拿起沙發上的遙控器說。
“你還在等什麼啊？”他有些惱火。
我繼續按着手裡的遙控器，沒有理他。
他於是嘆了口氣說：“夏安一時半會兒是不會回來了，你差不多也該接受這個事實了吧？”
我怔了一下，放下了手中的遙控器。原來他還是發現了啊，我是在等夏安。
我已經記不得自己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習慣等她的。坦白說，我剛認識她時一點都不喜歡她的個性，也曾因爲她的生活習慣和作息問題跟她大聲地爭吵過。可是就在那些摩擦和爭吵中，我漸漸習慣了她心血來潮地去旅行，也習慣了在她回來的時候幫她開門，那似乎成了一種像是條件反射一樣的東西。在那六年裡，她無數次不告而別，我卻從未有過像這樣的空虛和寂寞感，因我確信地知道她一定還會回來——或許是一週之後，或許是一個月後。而這次，她終於認真地跟我道別了，可是我卻無法確定她還會不會再回來了。
即便如此，我還是想僥倖地等一等。她說自己一旦習慣某些東西就很難戒掉。誰又不是。
最近我發現自己的生活好像被放置在了一臺跑步機上，所有的一切都變得匆忙、混亂、手足無措。在經歷了幾次愚蠢透頂的工作失誤之後，我終於認清了自己只是一個職場菜鳥這個現實——即便我從前有過諸多的兼職經歷，可是當我身處在這個完全陌生的工作環境中時，我還是像所有的新人一樣被一個接一個的截止日期和小圈子裡人際關係擠壓的狼狽不堪。
這個週末也依然要加班，因爲我手上還有兩個沒有完成的商界人物專訪。說是專訪，其實從頭到尾都要按照那些大企業公關部提供的採訪提綱和背景資料進行，最後登在網站上的視頻跟那些企業內部的多媒體廣告也沒有多大區別。
除此之外，我還要跟其他的新人一起幫院裡的組委會準備全球智庫峰會的開幕工作。雖然頂着一個唬人的對外聯絡官的頭銜，其實我要負責的不外乎打電話和統計表格這兩件事而已。枯燥無聊的很。
峰會是在7月20日舉行的。據媒體們說，在金融危機的陰霾依舊在全球縈繞不散的背景下，舉辦這樣一個高水平的經濟論壇是非常具有現實意義的。
峰會的主論壇和第一、第二分論壇被安排在了這座五星級的酒店，其餘兩個則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主論壇的會場比其他分論壇要氣派和寬敞許多，主席臺上擺了一整排的鮮花，後面是一個天藍色的背景板，上面用黑色的粗體大字寫了峰會的中英文名稱、主辦方和協辦方。旁邊還有幾塊白色的背景板，密密地陳列着全球名企的logo。我知道那些大企業都是這次峰會的贊助商，我甚至還知道那些企業需要爲背景板上的logo付給組委會多少廣告費——有一次我無意之中聽到副院長跟某個企業的pr在電話裡談過這個問題。她還說，你們若是肯多出10萬，我們可以幫你們安排一個比較容易被媒體拍到的位置。
“信心比黃金更重要。所以政府把信心給了民企，把黃金給了國企。”頭髮花白的院長在主席臺上發言道。他說完這句話的時候故意地衝坐在臺上的政要名流微笑了一下，表示自己只是在開一個善意的玩笑。而那些人也十分配合地會心一笑，臺下的人於是也像是附和一般地笑了起來。我沒有笑，因爲這個笑話我已經聽他在不同的場合講過太多次了。
院長的致辭之後是各大名企總裁的演說。他們在臺上慷慨陳詞時，總會有禮儀小姐在臺下舉着牌子提示他們不要超時，那情形在我看來比院長那個無聊的笑話要有趣的多。我正想着，副院長就朝我走了過來，她說：“小顧你去註冊處那邊吧，今天來的外國人挺多的，那幾個實習生應付不了，剛纔連午餐券的事都解釋不清楚。”
我點頭應了一聲便朝廳外走去，剛走了幾步就聽見她在背後咕噥了一句：“真是的，怎麼說也是名校的大學生，英文竟然差到那種程度。”
我來到註冊處時，那幾個實習生果然已經是焦頭爛額了：一個南美人模樣的高大男人正在長桌前焦躁地跟他們說明着什麼，其餘幾個等在那裡的參會者也是一臉的不耐煩。我上前詢問了幾句，這才知道他們在說酒店預定的事。
一個實習生跟他們說：“不好意思，我們的報名登記表中沒有你們的酒店預定信息，而且這家酒店也已經沒有多餘的房間了…”
我忙打斷她說：“不過如果你們需要的話，我們可以幫你們在附近的酒店預定房間。”
那個男人臉上的表情終於緩和了一些，又跟我確定了一下茶歇和午餐的事就跟隨同人員去會議廳了。
我忙又幫等在桌前的另外幾個人一一註冊。剛要鬆口氣的時候，又有其他分論壇的負責人打電話來說有個英國教授的名卡找不到了，問我報名表中有沒有信息，我只好又打開電腦覈查資料。不想剛掃了兩眼，就聽見一個男人的聲音從長桌對面傳了過來：
“小姐，不好意思，請幫我取一下名卡。”
“先生，請問您的姓名是？”我一邊盯着電腦屏幕一邊問道。
“這才過了幾個月，就已經不認識我了嗎？”站在長桌對面的那個男人用一種我再熟悉不過戲謔語氣說道。
我擡起頭來，視線同他交匯的一瞬間，心臟猝不及防地猛震了一下，那八個月來所有痛苦的怨恨和思念，連同那天晚上他和那個女人帶給我的難堪和羞辱的感覺陡然間再次涌了上來。我坐在那裡定定地望着他，花了好一會兒才終於剋制住了想要把飲料潑在他臉上或者再次從他面前逃走的衝動。
“你來幹什麼？”我冷淡地問說。
“當然是代表我家老頭子來走秀啊，就跟其他的企業名流一樣。”他臉上依舊是那種玩世不恭的笑容。
“楊先生好興致啊。”我一邊說着便低頭幫他找起了名卡。
“還有一個原因，在這裡可以見到你。”
我擡起頭來冷冷地看着他。
“那天在回執表上看到你的名字還真是有些詫異呢，這叫什麼來着？”他隔着長桌探身過來靠近我的耳邊說，“邂逅吧？”
我愣了一下，旋即明白過來他指的是什麼，心底頓時涌起一股更深的恥辱感。我從沒有像現在這樣痛恨自己灑了香水，而且灑的偏偏還是他送我的那瓶邂逅香水。
“你真讓人反胃。”我把手裡的名卡往他身上一扔便起身離席。
然他卻沒有接下那張名卡，只似笑非笑地站在那裡看着我說：“顧小姐對vip嘉賓就是這種態度嗎？”
商務諮詢部一個姓劉的主任見狀連忙上前救場：“小顧你是怎麼回事啊？怎麼能這樣跟我們的嘉賓說話？”
我沒理會他，只兀自朝門口走去。
那位劉主任只好過去撿起地上的名卡說：“楊總，剛纔真不好意思啊。您參加的主論壇在西側的會議廳舉行，我這就陪您過去。您下午好像還有演講吧？”
我沒有聽到楊康的回答，也不知道那天下午他發表了怎樣的演講，因爲在那之後我就再沒有回去過那個會場。
然而，我卻很快便又跟他重逢了。
那天，當我看到那份“東南亞投資風險評估調研書”上的公司名稱時便不假思索地對那位劉主任說：“不好意思，主任，您還是跟別人去吧，我沒時間。”
那位在峰會上曾經被我無視過的劉主任臉上頓時一副像是吞了蒼蠅一般的表情：“小顧，我發現你的工作態度真的很成問題啊，你們這些新人最近可真夠有個性啊。”說完他便把調研書狠狠地摔在了辦公桌上，以表示自己確實十分憤怒。上次從峰會回來，他也是像這樣劈頭蓋臉地把我罵了一頓。
“主任，我不是不服從工作安排。”我緩和了一下語氣說，“我的意思是，我並不是商務諮詢部的人，沒有理由要跟您一起去見客戶吧。”
“問題是這次人家客戶已經指名要見你了啊。”劉主任用手指重重地敲了幾下桌子說，“人家楊總已經說了，如果你不就那天的事向他道歉，就終止跟我們的商業合作。你自己捅出這麼大簍子，難道還要領導幫你收場嗎？跟你說過多少遍了，不要把自己的那些小性子也帶到職場上來，你已經不是在大學校園裡了…”
我忘了那天他又教育了我多久，也忘了他還說了些什麼，那之後我只是盯着他那張唾沫橫飛的嘴巴在發呆而已，他那像蟬一樣聒噪的聲音讓我覺得有些厭煩，不過他臉上義憤填膺的表情倒是讓我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做了一件不可原諒的事情。這一點懷疑讓我在向楊康低頭道歉的時候幾乎是真誠的了——至少在其他人看來是這樣。而那個仗勢欺人的混蛋也不失時機地做出了一個大度包容的姿態。他微笑着對我說：“年輕人有點個性也沒什麼，我挺喜歡的，不如這個項目就讓她一直參與下去吧，劉主任，您看怎麼樣？”
劉主任的臉上立刻又露出了那天彎腰撿名卡時的表情。
我向來對北京的夏天感到苦惱，尤其是遇上這種粘滯潮溼的桑拿天的時候。如果不是被那個混蛋逼着來給送文件，我是決計不會在這種天氣出門的。
八月，我莫名其妙地成了楊康那個商務諮詢項目的編外人員，不過，爲了不影響我在媒體部的本職工作，他倒是很體恤地只讓我負責接打電話和送文件的工作——他對劉主任說，所有需要簽字蓋章的文件都讓顧小曼親自送來。一開始，劉主任還懷疑他對我有什麼想法，不過，當我第三次在這種桑拿天跑去送文件時，他試探着問了一句：“小顧，你以前是不是跟那個楊總有什麼過節啊？”
是啊，我也懷疑我到底做了什麼對不起他的事情，他非要這樣作弄我。當他再一次假裝自己的公章丟失的時候，我終於忍無可忍地向他大聲地問出了這個問題。在此之前，即便是像這樣跟他面對面地坐在一起，我也一直把他當作透明人，每次他簽完字時我也是徑直離開，因我覺得哪怕跟他多說一句話都是一件十分麻煩的事情。
“看到我被你耍的團團轉很好玩嗎？那半年我被你耍的還不夠嗎？楊康你他媽到底還想怎樣？！”我把那一疊文件連同自己積壓已久的憤怒一股腦地向他扔了過去。
他靜靜地站在那裡看着我，臉上的笑容一點點收斂了起來。過了一會兒，他慢慢地走到沙發那邊坐下來說：“我只是想見你而已。”
那聲音像是隔着一個世界那樣飄渺。
“除了這樣做，我不知道怎樣才能見到你。”
我忽然感到有些恍惚。有那麼一剎那，我覺得心中似有什麼曖昧不清的東西在波動，然下一秒卻又覺得他那句話實在荒謬。於是，我只面無表情地看了他一眼就朝門口的電梯走去。
那天之後，楊康再沒有讓我登門送過文件，簽字蓋章的工作也交由他父親手下的一個幹練的女高管負責，我跟她通過幾次話，她的聲音從聽筒裡傳出來是那種硬邦邦的質地，處處透着一種高高在上的距離感。不過，她再怎麼居高臨下也無所謂了，反正等這個項目結束之後我就不用再見到那座28層的大廈裡的任何人了——不管是她，還是楊康。
可惜，還沒等到項目結束，我就再次用一個愚蠢透頂的工作失誤將自己逼到了一種無路可退的境地。那天早上，我剛到研究院，就被副院長劈頭罵了一頓。她說，顧小曼你到底什麼時候才能改改自己這種心不在焉的工作作風？你知不知道，如果不是客戶發現及時的話，你的這種懈怠粗心很可能會讓客戶蒙受幾百萬的經濟損失？這幾百萬，你是準備自己負責還是讓院裡替你負責？
我又聽了一會兒才終於明白她在講什麼。原來，前天晚上我不小心把院裡幫楊康草擬的購地合同當作正式合同發給了那位女高管，這期間的確有過幾百萬的資金變動。
“王院長，出現這樣失誤我真的很抱歉，那天晚上我一直在趕專訪的文字稿，因爲實在太累了，就迷迷糊糊地把之前的合同發過去了。”我小心地回說。
然而，我這誠摯的歉意在她看來卻成了推脫的藉口，她把手上的文件往桌上一扔就火冒三丈地讓我“乾脆以後不要再來了。”
我沒有離開。因我轉身要走的那一剎那忽的想起了那五個月的陰鬱時光，於是我覺得自己應該懇求她再給我一次機會。那位王院長也沒再說什麼，不知道是在等我問出那句話還是在等我離開。辦公室裡的空氣好像凝滯了一般。就在那時，一個我未能料想到的電話打了進來。
王院長接起電話的一瞬間臉上的表情便頓時晴朗了起來，她附和一般地跟電話那邊的人說了幾句意義不明的“好的好的”和“我知道了”就掛斷了電話。
我正疑惑着，她就微笑着走過來說：“你已經把合同給楊總送過去了啊？那怎麼不早說啊，平白無故地讓我被那個女人罵了一個早上。”
這次我什麼都沒說。
那天中午，我把那份合同送去了楊康的公司。我走進他的辦公室時，他正低頭翻着一大摞材料，見我進來了，便略停了一下說：“你來了啊。”
我有些不大自在地走過去把合同交給他說：“欠你一個人情。”
“能幫到顧小姐是我的榮幸。”他的脣角泛出了一絲笑意。
“你終於要接手你父親的其他產業了嗎？”我指了指那份合同說。這是一個多月來我第一次向他問起這個投資項目的事。
“只是試煉而已，老頭子謹慎的很。”他笑說，“他說我只有在30歲之前做出點讓人信服的成績來，他纔會考慮繼承人的事。”
我沒再問下去，只提了幾句院領導們比較關心的長期合作之類的事就跟他告辭了。然他卻忽然在身後叫住了我：“喂，顧小曼。”
我停下腳步轉過身去，他臉上又露出了那種戲弄一般的笑容。
“這一年來，你不會一直都沒有交男朋友吧？”他把雙手交疊着放在脣邊說道。
八月末，我和唐文心去了工體附近的酒吧幫蘇珊慶生。我們喝到一半時，夏安打來了電話。她說她很好，讓我們不要掛念，下個月她就要去斯里蘭卡了。
那天我好像喝到很晚纔回家，昏昏沉沉地一直睡到了第二天中午。醒來後盯着窗臺上影影綽綽的光景看了很久，突發奇想地走到了門口。打開門來，外面空空如也。
那天下午，我終於讓新室友搬了進來。那個女孩叫小如，是個從湖南來北京實習的大學生，性格安靜，生活習慣也很好。跟那個總是熬夜、吃垃圾食品的傢伙一點都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