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明昊：“拼經濟”是中美博弈的關鍵

趙明昊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特約專家、中國論壇特約專家

近日，美國《時代週刊》刊登了對拜登總統的專訪。拜登談及對中國經濟看法，認爲中國的國內發展面臨較大挑戰。此前，他也在其他場合就中國經濟前景做出過相對負面的評述。

一些國際機構對中國經濟的看法並沒有那麼悲觀。5月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2024年中國經濟增長率爲5.0%，與4月該機構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的預測相比，上調0.4個百分點。當然，IMF還預測，由於人口老齡化和生產率增長放緩等因素，中國經濟增速到2029年或將放緩至3.3%。

無疑，物質性實力的比拼是大國博弈的關鍵，它基於經濟發展體制，同時也與一國的創新能力密切相關。在美國將中國明確定性爲頭號競爭對手的背景下，“拼經濟”已經成爲美國實現對華“競而勝之”（outcompete）目標的優先事項。

正如美國信息技術和創新基金會主席羅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Atkinson）等人所言，美國和蘇聯主要通過軍事力量進行冷戰，美國與中國之間新地緣政治競爭的核心，則是由技術領導力所決定的經濟實力競爭。

美國視中國爲“特殊挑戰”

拜登政府總體上延續了特朗普政府以大國競爭處理對華關係的路徑，其將中國視爲首要競爭對手。2022年發佈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應對“中國挑戰”的相關內容單列，並稱其爲美國的“全球優先事務”。該報告稱，中國是美國面對的“最嚴重的地緣政治挑戰”，中國也是唯一一個既有意願也有能力重塑國際秩序的競爭者；美國與中國的戰略競爭既是覆蓋全球範圍的，也是包含經濟、技術、安全、國際機制等方面的“全領域競爭”。

拜登政府強調，未來10年是中美較量的“決定性十年”。這十年”與中國國家發展的“2035目標”戰略規劃大抵重疊，這並非嚴格意義上的時間概念，而是充分體現了美國對華施壓的緊迫感和長期性。

在美國方面看來，中國是不同於納粹德國、日本和蘇聯的戰略對手。“中國挑戰”的特殊性首先體現在中國自身的強大經濟實力及其在國際經濟體系中的重要影響力。一些美方人士宣稱，中國在經濟上藉助“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展開“不公平競爭”，損害美國的商業利益和技術優勢，利用中國在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影響力對美國及其盟友進行所謂“經濟脅迫”。

爲了實現對中國的“競而勝之”，美國試圖採取內外兼濟的策略，一方面大力強化自身在芯片、人工智能、綠色能源等產業的競爭力，另一方面在經濟上不斷減少對中國的依賴，按照“經濟安全”的邏輯重塑中美經貿和投資關係。

拜登也像其前任特朗普一樣宣揚“經濟安全就是國家安全”。藉助《芯片與科學法》《通脹削減法》等，拜登政府不斷加大聯邦政府對相關產業的投資力度，力圖調動私營部門的投資。例如，近期美國商務部爲美光公司提供高達61.4億美元直接資助，支持該企業在紐約州和愛達荷州建設兩座晶圓廠。美光計劃未來20年在這兩個州分別投資1000億美元和250億美元生產先進存儲芯片，預計將創造7萬多個就業機會，並將美光40%的存儲器芯片生產轉移到美國國內。

清潔能源也是美國政府重點關注的產業領域。拜登宣稱，將在電動汽車等方面增強美國本土的製造能力，確保美國擁有一個清潔能源的未來。拜登政府提出，2030年前全美汽車銷售中有50%來自於電動汽車。根據《通脹削減法》，美國政府對符合條件的清潔能源設施和項目如電動汽車給予額外的稅收抵免優惠。相關優惠舉措帶有明確的原產地要求，包括電池中40%的礦物須來自美國國內或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此舉旨在幫助美國提升其電動汽車產業的市場佔有率，促進光伏電池、光伏硅晶片等清潔能源產業在美國的發展。

2024年3月27日，美國財長耶倫在佐治亞州參觀光伏產品製造商蘇尼瓦公司時發表講話稱，拜登政府上臺前，由於外國政府大量補貼國內光伏產業並對美國傾銷光伏產品，美國各地光伏企業深陷困境，2016-2020 年間美國本土光伏產業近20%的工作崗位流失，拜登總統推出的《通脹削減法》將扭轉這一局面。

根據白宮發佈的聲明，拜登執政以來，私營部門已宣佈向芯片製造、清潔能源等領域投資8250億美元。如果美國的現代產業戰略得以順利實施，美國的先進製造業實力將會增強，其創新生態系統也會展現新的面貌，勢必助長美國打造針對中國的“持久競爭優勢”。

多管齊下對華“去風險”

拜登政府強調，美國對華採取“去風險”策略而不是尋求“脫鉤”。雖然其有意通過淡化“脫鉤”這一政策話語安撫美國商業界和美國的盟友，但實際上美國對華經貿政策的“安全化”仍在加劇，其政策實踐體現出一種“有選擇的、有管理的脫鉤”路徑。

美國試圖在經濟、科技實力方面拉大中美之間的差距，降低對中國的依賴，削弱外界對中國的發展預期。

在推動製造業迴流本土的同時，美國也在推進所謂“近岸外包”，即在距離美國較近的國家培育供應鏈。在中美緊張局勢加劇的背景下，美國政府和企業有意利用自墨西哥的進口替代自中國的進口。2023年中國佔美國商品進口的比重降至13.9%，而墨西哥佔比升至15.4%。爲了在拉丁美洲地區構建更爲安全可靠的供應鏈，拜登政府支持“美洲經濟繁榮夥伴關係”成員國在芯片、人工智能、網絡安全、5G和雲計算等領域的經濟發展計劃。美國推動建立“美洲經濟繁榮夥伴關係英才中心”，旨在培養更多高質量的勞動力和技術人才。

此外，美國不斷強化“友岸外包”佈局，力圖與所謂“志同道合”（like-minded）的盟國和夥伴打造排斥中國等對手的“友鏈”。拜登政府建立了“供應鏈韌性峰會”“美歐貿易和技術理事會”“美日經濟安全磋商會議”等機制，試圖強化“供應鏈聯盟”，在芯片、醫療器械、清潔能源產品等領域推動美歐日共同減少對華依賴。

這一聯盟注重發揮企業、金融機構等社會性力量的作用。例如，在美國主導的“芯片四方”（美國、日本、韓國和中國臺灣）機制中，英特爾、東京電子、三星、臺積電等企業扮演重要角色。美國政府要求這些企業提供相關商業數據，以增強美國對芯片供應鏈與貿易合作網絡的把控，還支持它們在“芯片四方”機制下加大相互投資，在芯片技術標準、開發更安全架構等方面深化合作，確保高端芯片創新要素在“芯片四方”內部的流動。

關鍵礦產是美國對華供應鏈競爭的又一重點領域。稀土、鈷等關鍵礦產是電子、軍工、清潔能源等產業的必備原材料，長期以來中國在這些礦產資源的開發和冶煉方面佔據重要地位。美國國會衆議院非洲小組委員會主席、共和黨議員約翰·詹姆斯（John James）等人曾提出法案，要求美國政府制定一項國家戰略，以確保剛果（金）關鍵礦產供應鏈的安全。該法案稱，剛果（金）的鈷（電動汽車電池的重要原料）產量約佔世界總量的70%，該國還擁有大量銅、鋰、鉭、鍺等關鍵礦產；中國公司在該國礦產資源的開採、加工和精煉方面佔據主導地位，對美國經濟和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拜登政府推動建立“礦產安全夥伴關係”（MSP）這一多邊機制，還與日本、澳大利亞、歐盟等深化雙邊協作，拉攏蒙古、剛果（金）、印度尼西亞等關鍵礦產富集國，試圖削弱中國在鋰、鎳、鈷等關鍵礦產國際供應鏈中的地位。美國和蒙古就合作開發稀土、銅等關鍵礦產達成協議，美國-日本-蒙古三方會議等機制也將關鍵礦產作爲重點議題。

此外，拜登政府還啓動美國與中亞地區五國之間的“C5+1”關鍵礦產對話，支持中亞國家對稀土等礦產資源的勘探開採和精煉加工能力。中亞地區的錳礦石儲量佔全球的38.6%，鉻佔30.07%，鉛佔20%。通過關鍵礦產合作，美國希望推動中亞國家減少對中國、俄羅斯的依賴。

中美經濟“初步脫鉤”？

雖然中美雙邊貿易額近年仍保持較高水平，但中國已從美國第一大貿易伙伴降至第四。美國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數據顯示，美國2023年的對華貿易逆差大幅收窄，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額爲4272億美元，同比下降了20%。美國的消費者和企業轉向墨西哥、歐洲、韓國、印度、加拿大和越南，購買汽車零部件、鞋子、玩具和原材料。美國商務部的貿易數據顯示，2023年中國在美國進口總額中的佔比爲13.9％，降至2004年以來的最低水平。美國從中國進口在2017年前後達到峰值，這一比例超過21％。

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查德·鮑恩（Chad P. Bown）認爲，從智能手機、筆記本電腦等消費電子類產品的貿易數據看，中美已出現脫鉤跡象。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刊文提出，由印度、越南、馬來西亞等國構成的“亞洲替代供應鏈”（ALTASIA）比中國更具成本優勢，其對美出口將會持續增長。德意志銀行研究認爲，美國依賴中國供應的商品中有95%可在亞洲的其他國家和地區找到替代供應。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一些戰略界人士鼓吹“中國崛起到頂論”，試圖從發展預期層面塑造中美競爭議題。美國塔夫茨大學教授邁克爾·貝克利（Michael Beckley）等人認爲，由於老齡化嚴重、資源匱乏、財政壓力加大、西方對華脫鉤等因素，中國的發展會在未來數年陷入停滯，中國的崛起將會終結，中國在經濟規模上不會超越美國。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不僅難以維持自身對其他國家的經濟吸引力，也會因爲內部的挑戰而變得更加具有“侵略性”，從而構成一種“崛起到頂國陷阱”（peak power trap）。

“中國崛起到頂論”受到不少質疑。例如，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Nye）就認爲低估中國與高估中國一樣危險，貶低中國取得的發展成就和未來抱負會讓美國喪失自身的長期優勢。他還強調，美國阻止中國獲取先進芯片的努力會放慢中國在人工智能等領域的進展，但是不會使之終結。即便如此，中國崛起到頂論仍然會對外界在中國發展前景問題上的認知造成負面影響，給中國穩定外貿和外資、拓展國際科技合作乃至維護外交關係帶來不可忽視的壓力。

總之，經濟已經成爲中美博弈的主戰場，沒有經濟實力的支撐，難以在越來越激烈的大國競爭中站穩腳跟。中國需要統籌好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之間的關係，尤其要重視應對中美之間的發展預期之爭，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推進深層次改革和高水平開放，在維護國際合作中促進科技自立自強，確保自身發展不止步。

轉載於：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