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誌精選》一次針對「時間」的恐怖襲擊

一次針對「時間」的恐怖襲擊。（圖/ 理財週刊提供）

1894年2月15日下午，英國倫敦格林威治公園附近發生了一場恐怖襲擊。一個26歲的法國男人穿過公園，來到格林威治天文臺的門口，引爆了他棕色手提袋中的一大盒炸藥。一時間現場慘不忍睹，恐怖分子當場死亡。

沒有人知道他的確切動機是什麼，但一些評論家推測，這場恐怖襲擊的目標是「時間」。確切地說，是在1884年確立了世界時的格林威治天文臺。這個推測並非毫無來由，在那個精確時間體系剛剛被髮明出來的年代，不少進入現代社會的國家都爆發了針對時間，或者說針對時鐘的恐怖襲擊。理由很簡單，人們對精確的時間感到憤怒。

作爲一個21世紀的讀者，你可能感到奇怪，甚至不能理解這種憤怒，事實上這恰恰說明了一點：時間已經異化了你我。

在現代時間體系被髮明前的千百年間，人類的大多數社會活動，並不嚴格遵從時間來進行，而是與自然的運轉息息相關。以農耕爲例，二十四節氣並不嚴格指導農民什麼時候該做什麼，在幅員遼闊的古代中國，因爲地域間的差異以及年與年之間的氣候差異，農民們必須觀察真實的自然跡象而非謹遵固定的歷法。學會看天，比死記硬背曆法對務農更有用處。

在古代，秋季並不一定從8月(立秋)開始，它是由第一片黃葉來定義的；對正午的定義，則是「太陽位於頭頂，沒有影子」的那個瞬間。但隨着14世紀精確計時工具的發明，以及天文測量水平的提高，大多數社會生產和交際活動脫離了自然節律，開始遵循人類定義的節奏進行。

「時間」的發明，有助於人類改造和利用自然，造福社會。我們無法想像在一個沒有精確時間體系的世界，該如何實現現代化，因爲幾乎一切生產活動，其底層都是一條被精確計時的流水線。但時間這種工具被髮明出來之後，最先被異化的卻是人類自己。

我們無法用時間來精確計算四季的流轉，但是，發明了時間以後，我們卻精確地對人進行行爲上的管理。

標準化時間的推廣是一個很有意思的過程。

在時鐘發明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時間並不是統一的，各地都採用自己的時間來達到與自然界更加貼合的狀態。比如，即便在同一個時區內，同一經度上不同地點的落日時間都是不同的─一個山陰之處的小鎮，可能與山峰另一側的城鎮在距離上並不足以導致顯著的時差，但如果沒有強制的劃分，兩地的居民可能會遵循完全不同的時間，因爲對山陰小鎮來說，太陽在每天的正午纔會出現。

歐洲最先使用標準化時間的是各大鐵路公司，爲保證列車時刻表的高效運轉，鐵路公司要求鐵路沿線市鎮採用國際標準化時間。其後，標準化時間隨着鐵路在整個歐洲傳播開來，隨之帶來的憤怒，引發了前文提到的恐怖襲擊。

標準化時間的推廣過程，就是對生活的異化過程。

最初，我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後，我們有了精確的計時工具，爲協調整個社會的運轉，開始規定每天早上8點開始勞作，無論那時的天候是否適合勞作；再之後，我們有了標準化時間表，開始規定人必須按照時間表到達指定的地點，比如趕火車。

父母們一定對如下場景不陌生，那就是當孩子玩遊戲或看電視時，如果你與他約定「再玩／看5分鐘」，那往往是一個無效的約定。大多數情況下，這種約定並不能被很好地履行。因爲實際上我們玩遊戲有「一局」之說，看動畫片有「一集」之說，時間並不能規畫我們的一切生活。

再比如，在午飯時間之前或之後吃午飯，是一種令人羞愧的職場行爲，即便領導沒有提出批評，這樣做的員工仍然會有一種壓力。我們將午餐時段規定爲從中午12點開始，是因爲大多數人會在這個時間感到飢餓。但在實際的現代生活中，我們卻以12點來判斷是否該開始吃飯，而幾乎不考慮人們是否會提前或錯後感到飢餓。

自精確計時工具被髮明出來，人就成了被時間主宰的客體─我們掐着時間勞作，對着時間表追趕交通工具，爲了自律精確地限制娛樂生活─因此精確的時間與不精確的肉體(我們不是齒輪)之間的矛盾，會在現代生活的每一處表現出來。

(八塞／摘自新星出版社《讀庫2204》一書，圖／勾犇)

本文作者:王健飛

(本文摘自《讀者雜誌3月號》)

《讀者雜誌3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