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婦題材紀錄片《二十二》導演郭柯:感受沉重的歷史,撫慰受傷的心靈

(原標題慰安婦題材紀錄片《二十二》導演郭柯:感受沉重的歷史,撫慰受傷的心靈

新華社北京8月15日電(記者張漫子 蔣芳 朱麗莉)8月14日,世界“慰安婦”紀念日這天,國內首部獲得公映許可證的“慰安婦”題材紀錄片《二十二》正式上映。該片不僅得到了半個娛樂圈的“追捧”,上映兩日來的口碑熱度持續走高,也足見觀衆肯定。

新華社記者專訪了紀錄片《二十二》的導演郭柯,呈現紀錄片《二十二》的幕後故事

2012年,郭柯開始用鏡頭記錄這些老人的故事。那時中國公開身份的慰安婦倖存者僅存32人,他將紀錄片命名爲《三十二》。

2014年,郭柯啓動自己第二部紀錄片的拍攝。攝製團隊30多人,經歷了11996公里的跋涉、5733公里的飛行、32海里的輪渡以及11種語言、9位當地人的翻譯後,在29個拍攝地,拍全了倖存者。這一年,《三十二》變成了《二十二》。

“我只是告訴大家,她們晚年過着怎樣的生活

記者:直觀來看,這部電影沒有節奏、充滿日常瑣碎生活,沒有旁白、配樂,沒有出現史料,很多空鏡頭,而且老人們都過得很平靜。

郭柯:老人們天天生活在痛苦的記憶中能長壽嗎?她們就過着非常平淡的生活。過去了就過去了。讓她們動情的都是家人。家人對她們的理解也好、不理解也罷,都會流淚。能讓她們90歲還動情的地方,是我們對她們有什麼看法,這一點在她們心裡留的時間更長。

記者:除了想要呈現這些老人的生活,您還想通過這個片子表現什麼?

郭柯:我沒有在這部片子裡去講“慰安婦”是什麼,我只是告訴大家這些曾經受過傷害的女性,她們晚年過着怎樣的生活。我不是做史料調查的,我覺得我們拍片子需要有一種情感在裡面,這種情感是應該給予她們的。

《二十二》的最後,我們選擇用一場葬禮來作爲結束,因爲每個人都會走到這一步。她們的離開,給了我某種啓示。如果我們再不看她們一眼,她們就像被一場雪覆蓋的山野,默默隱去。

“我當時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了”

記者:近幾年中,您一直在接觸這部分老人。有沒有令你印象深刻的故事?

郭柯:韋紹蘭是我第一部慰安婦紀錄片《三十二》的主人公。她不只是“慰安婦”制度的受害者,還生下了日本人的孩子,再加上她性格又那麼樂觀,反差特別大。

第一次去看韋紹蘭的時候,她住的地方家徒四壁,我給了她五百塊錢,當時我們是4個人去看她。第二天去跟她告別的時候,她讓我坐在她身邊,她從衣服裡掏出來4個紅包,說你們4個是一起來的,要過年了,你們拿着回去給家人買點東西吃。我打開時發現,每一個紅包裡都有100塊錢,我當時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了。她住的環境那麼差,她是那麼嬌小蒼老,可是她卻這樣考慮事情

“這是一段疼痛的歷史”

記者:在拍攝《二十二》時,您覺得最困難的是什麼?是跟老人的生命賽跑,還是資金問題,或者其他?

郭柯:都不是。我覺得最困難的是,我們的團隊該以什麼身份去面對她們,包括怎麼去提問,怎麼跟她們相處。最難的是放下這些東西,去肯定老人,去做一些看似非常無聊的事情。我們每天陪着她聊天,看看她掃地,去拍一些她的日常。對拍戲的來說,這些完全不可想象——這是在幹嘛呢?但是,我們就是這樣做的。

豆瓣的影片簡介中這樣寫道:“慰安婦”這三個字,曾被多少中國人在心裡披上“中國恥辱”的外衣。多少人想揭,卻不敢活生生地揭開;多少人想拍,又怕打擾到她們的生活。這是一段疼痛的歷史。

“《二十二》想做的是要把她們還原爲一個個普通人

記者:擔心被公衆指責消費老人嗎?

郭柯:她們一直被稱之爲“慰安婦”,但這樣的稱呼也是被迫的,如果不是爲了幫她們爭取權益,或許根本不願接受這樣的稱呼。

真正接觸到老人後,眼前的老人都是活生生的人,她們和我們的奶奶家中老人沒什麼兩樣。她們也知道我們爲什麼拍,過程中我們最注重的就是對方的感受,比如聊天的地方都在她們牀邊,給她們安全感,或者是她們家人外出的時候,儘量考慮對方的感受,就像聽奶奶講故事一樣,她們也會想要告訴你。至於我個人來說,就會延續這段緣分,每年去看她們,去陪陪她們。

記者:《二十二》中,您感覺最成功或者自己最滿意的一點是什麼?

郭柯:社會看待“慰安婦”這一特殊羣體視角往往是以“歷史證據”爲主,或給予“同情憐憫”,而缺乏對她們生活的真正關切。《二十二》想做的是要把她們還原爲一個個普通人,像對待親人一樣敞開懷抱去擁抱她們。

比故事更重要的是情感。當你用導演和演員的身份去丈量彼此,用一些拍攝技法去要求她們,其實是對她們的一種不尊重。紀錄片的表現手法相比於史料文獻來說,更能讓觀衆直觀地體會到這段歷史的沉重。

相信我在若干年後都不會後悔,在我30歲的時候我遇到了這個羣體,我沒有用很功利心態去面對她們,我用一種非常尊重的方式走近了她們。

(原標題:慰安婦題材紀錄片《二十二》導演郭柯:感受沉重的歷史,撫慰受傷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