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釗猷院士:太極拳對防病延壽有用,值得國家推廣

採寫|章劍鋒

出品| 本站科技《科學大師》欄目(ID:tech_163)

“轉移是癌症致死的主要原因”——世界衛生組織官網這樣介紹癌症導致的死亡:人體內的異常細胞迅速產生,其生長超過正常界限(癌症形成),能夠侵襲體內的臨近部位並向其他器官蔓延。

國際著名肝癌研究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湯釗猷教授告訴本站科技《科學大師》記者,癌轉移的機制極其複雜,只有攻克癌轉移,才能攻克癌症。

從事醫學工作65年的湯釗猷,在診治的患者中,也有過堪稱“奇蹟”的案例——1975年,他給一位60歲患巨大肝癌病人手術,費了很大的勁將直徑12釐米的巨大肝癌切除。

4年後,病人出現左肺癌轉移,再次做肺葉連同腫瘤切除,術後又用小劑量化療、免疫治療和中藥等綜合治療。2017年,湯釗猷到昆明開會,聽說病人仍健在,他登門看望,看到病人耳聰目明,反而勝過自己。他告訴《科學大師》記者,這位病人最後活到104歲無疾而終,應了《黃帝內經》所說的“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

湯釗猷院士/受訪者供圖

發力小肝癌研究,湯釗猷團隊先於美國8年在世界上最早解決肝癌早診早治方面的關鍵難題,爲中國贏得國際肝癌學術地位。先後於1979年和1985年摘得美國紐約癌症研究所“早治早愈”金牌和中國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1987年夏天,湯釗猷以全國14名中青年科技工作者之一的身份,受國家邀請到北戴河療養,是當時全國醫學界唯一受邀代表。見到了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等國家領導人。接見中,總設計師用極其響亮的聲音對他們連說三聲感謝:人民感謝您們!國家感謝您們!黨感謝您們!

“直到今天,這三句話仍然是推動我不斷前進的動力。”湯釗猷稱。

作爲一位西醫院士,湯釗猷兼有傳統文化底蘊,對中西醫結合治療頗爲推崇,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還應邀爲《人民日報》撰文,呼籲中西醫要取長補短,合力抗擊疫情。在早前涉獵的相關科研實踐中,他發現中西醫結合治癌也有用。

“早期癌症西醫消滅腫瘤的辦法較多,但消滅後預防復發轉移,我們的實驗研究提示中醫有用。對中晚期腫瘤……腫瘤雖未消滅,但不少病人活着並有一定生活質量。”

湯釗猷的看法是:治癌、抗疫、養生,老祖宗留下來的文化遺產不可丟,用得上。在現代醫學面前,中國人不應有民族虛無主義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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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本站科技《科學大師》編髮湯釗猷院士專訪下篇。

1,很多消滅癌症的療法,反而促進癌轉移

《科學大師》:癌症轉移的原因是什麼?對於癌轉移,目前醫學上有沒有辦法對治?

湯釗猷:大家知道,惡性腫瘤和良性腫瘤的主要區別就是轉移和不轉移。如肝癌可從血管轉移到肺、骨等器官,從淋巴管轉移到淋巴結。癌轉移的複雜性,比關雲長過五關斬六將有過之而無不及。最初因致癌因素引起細胞基因改變,多年積累導致癌的發生。後來加上更多基因的改變,使原先穩定的原位癌,變成可轉移的侵襲性癌。這種癌細胞,不安分守己,增殖也快,分泌一種酶而能“穿牆而過”,進入血管(或淋巴管)。在血管內又能抵抗人體衛士(免疫細胞)的追殺。再穿出血管,停留在轉移的“靶器官”。還需要分泌一些物質,促使“血管生成”,才能形成轉移病竈。轉移竈不斷髮展,直至奪去病人生命。

例如肝癌轉移,至少涉及一百多個基因的改變。癌細胞所以“變壞”,是受到內、外環境的影響。如應激可使乳癌轉移潛能大幅度增加。用手術、放療、化療等消滅腫瘤過程,可引起炎症、缺氧和抑制免疫,促進殘癌的轉移。就像戰爭導致混亂、物資短缺、治安失控引起瘋搶一樣。

要攻克癌症,癌轉移是關鍵。過去的研究,從上述“過五關”幾個關口入手,都取得不少進展,只要阻斷某一關,轉移理應受阻。原先以爲針對癌轉移相關基因便可解決問題,後來發現癌所處微環境的基因也有影響,新近發現指揮轉移的司令部(幹細胞)更爲重要,全身免疫狀態更不能忽視。到目前爲止,儘管發現的苗頭不少,但真正在臨牀上應用的仍不多。我倒看到有些肝癌病人,切除標本血管內已有癌栓,提示轉移高風險,但使用少量干擾素合併游泳後,十餘年都未見轉移。

1987年夏,湯釗猷(左)在北戴河療養期間受到改革開放總設計師接見/受訪者供圖

2,游泳和買菜可以作爲抗癌處方

《科學大師》:您提到,運動也能治病、體育促醫學革命,包括這次新冠肺炎,在武漢也提倡打太極拳,有些人還當笑話來看,您給我們普及一下這其中的道理。

湯釗猷:十年前我出版了《消滅與改造並舉─院士抗癌新視點》,書中有一個題目“游泳和買菜能否作爲處方?”現在能說“可以作爲處方”,不會游泳的可以買菜,買菜比沒有目的走路要好。

我不是說患了癌症不用去看醫生,只需游泳就可以,但對於手術後的病人,游泳有助減少和延遲復發。有十幾位病人作癌症根治術後,保持適度游泳,或合併干擾素治療,得以長期生存。

20年前一位中年肝癌病人,術後5年內復發4次,作過再切除和3次射頻消融仍有殘癌,而每天游泳加每週兩次干擾素治療,至術後18年仍健在。國際雜誌也報道:每週3小時適度運動(騎車、慢跑、游泳、打網球)可延長前列腺癌生存期。

我的一位博士生在患肝癌裸鼠中發現:不游泳的活60天,適度游泳的活69天,過度游泳的活52天。爲什麼有這樣的差別呢?原來適度游泳可提高一種神經遞質叫多巴胺,多巴胺有助抑制腫瘤和提高免疫功能,有助抑制與癌症狼狽爲奸的炎症,還使人愉悅。而過度游泳卻降低多巴胺。

著名雜誌報道,小鼠跑步促進免疫去攻擊腫瘤,使腫瘤長得慢一些,提示運動不是直接殺癌。2018年參考消息報道一些癌症專家稱“對癌症病人,除接受標準的癌症治療外,鍛鍊是可以採取的最佳醫療手段”,並總結說“我們對癌症療法的態度、對怎樣才能讓人們獲得最高生存機會需要有所改變”。

我還看到美國四萬多男性人羣的統計,死亡率最高的是不愛運動者,死亡率最低的是喜歡游泳者,游泳者比跑步者還要低將近一半。《黃帝內經》說“正氣存內,邪不可幹”,健康的身體是延壽、防病、治病的根本,而適度運動必不可少,有中國哲學思維指導的太極拳,應是“健康中國”值得推廣的。

《科學大師》:在您的治療實踐中來看,病人的主觀能動性、情緒狀態是不是也主要決定了治療的效果?

湯釗猷:醫學的對象是人,不是機器。現在治病大多是醫生“給予”病人,而很少關注病人可以做什麼。我以爲兩個積極性總比一個積極性好,應該說病人的主觀能動性與醫生“給予”的治療是相輔相成的。

早年我曾遇到患中晚期肝癌年輕小夥,入院時有說有笑,一旦知道患了肝癌,臥牀少吃,三週便離世。而同樣病情一位老工人,有時連吃藥也忘記,查房後便出去溜達,卻活了三年。我也有不少病人肝癌手術後便參加游泳,幾年十幾年都平安無事。也有一些病人術後小心謹慎,身不離牀,卻很快復發。這就是老子所說“有無相生”,精神可以變物質。我到過上海癌症康復俱樂部幾次,看不出他們是癌症患者,因爲人的主觀能動性被調動起來了。

湯釗猷院士與102歲肝癌術後患者(左)/圖源: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

3,即使患了絕症,也不要輕言放棄

《科學大師》:您上世紀70年代曾治療過昆明一位惡性腫瘤患者,這位患者比您還年長,手術後健康生活了44年,一直活到104歲,這個案例在治療癌轉移方面有什麼經驗啓示?

湯釗猷: 肝癌病人術後能生存44年,成爲百歲壽星,這是世界奇蹟。尤其是病人並非早期,而且還做了肺轉移的手術,說明癌細胞惡性程度很高。儘管這只是一個偶然事件,但“必然常寓於偶然中”。給我的啓示是,即使患了絕症,也不要輕言放棄。

中華哲學認爲“陰陽互變”,弱可變強,“不治”可能變爲“可治”。這個“偶然”病例中能否總結出一些“必然”來呢?是什麼療法治好了這位病人?我看難下結論,因爲這位病人用過多達10種以上的療法。

不過細細分析,病人所以能最終取勝,也許因爲:1,病人雖年屆60,腫瘤巨大,又有肺轉移,我們還是打了兩次“陣地戰”,肝癌切除和肺轉移切除,基本消滅了腫瘤。因爲只有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纔能有效保存自己。2,術後也不因預後差而放棄治療,相反我們還是打了約10年的綜合治療“持久戰”。3,在持久戰中我們也重視所謂小打小鬧的“游擊戰”,用了4種免疫治療和極小劑量的化療,既控制殘癌,但又不導致機體不可回逆的損害,如同《黃帝內經》所說“大毒治病,十去其六,…無使過之,傷其正也。”

還用中藥扶正卻邪。貫徹了“消滅與改造並舉”的方針。這如同抗疫,“戴口罩、洗手、追蹤、隔離、封城、中西醫結合”等這些“看似普通”的辦法,卻在武漢3個月從封城到解封起了關鍵作用,因爲特異藥物和疫苗尚未問世。

4,中西醫結合治癌,至少要上百年才能實現

《科學大師》:中醫藥可以成爲治癌主角麼?

湯釗猷:西醫和中醫是建立在不同哲學觀的基礎上,例如西醫重局部,中醫重整體;西醫強於攻邪,中醫重視扶正;西醫強於以硬碰硬,中醫善於以柔克剛;西醫的發展是從理論到實踐,中醫的發展是從實踐到理論。二者不是互相取代,而是互補,所以不能說誰爲主角。

我是西醫,雖然懂些中醫皮毛,但治療癌症基本上是用西醫的辦法,有時也合併一些中醫治療,但沒有全面系統用過中醫治癌,所以沒有太多發言權。我的印象,例如早期癌症西醫消滅腫瘤的辦法較多,但消滅後預防復發轉移,我們的實驗研究提示中醫有用。對中晚期腫瘤,當前分子靶向治療的興起,確實進一步提高了療效,但我以爲中醫仍有其特點,腫瘤雖未消滅,但不少病人活着並有一定生活質量。

中醫在癌症預防方面也有潛在作用,通常甲胎蛋白低濃度持續陽性而不伴肝病活動者,多在一兩年內出現肝癌。一位印尼患者,我給予逍遙散(中藥)加減,23年雖仍爲甲胎蛋白低持陽,但仍未出現肝癌。

將來的方向應該是中西醫互補,叫中西醫結合、中西醫整合都可以。然而目前難以做到,需要有對西醫和中醫都有深厚基礎的醫生。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紀60-70年代,我剛進入癌症領域之初,那時都是晚期病人,先用西醫化療攻癌,後來想如果加上中醫所謂攻癌(如清熱解毒、活血化瘀、軟堅散結)是否會更好。但事與願違,病人死的更快。提示中西醫並用,有時不僅不能提高療效,反而降低療效。後來學了一點中醫,知道要攻補兼施,在化療(攻邪)的同時,加用中醫扶正(補法),病人生存期明顯延長。看來真正做到中西醫結合,至少要上百年,甚至幾百年的時間。

《科學大師》:從您的治癌實踐,以及新冠肺炎治療來看(中醫藥療效獲得官方高度確認),既然是好東西,爲什麼還面臨爭議甚至反對?

湯釗猷: 目前所以難以對中醫作出準確評價,是因爲中醫和西醫是建立在不同的哲學背景基礎上。西醫和中醫的話語也不同。如癌症,西醫強調“無瘤生存”,中醫則只要人活着,有一定生活質量,就算有效,也可包括“帶瘤生存”。爲此,以西醫的評價標準來衡量,很難認可中醫治癌的有效性。用西醫的“循證醫學”來衡量,也難以認可中醫的辨證論治,因爲處方根據病情變化而不斷變更。

再深一層,中醫是“從實踐到理論”模式,即通過實踐證明有效,從黑箱入手,先解決病人問題;等有條件時再弄清機理(白箱)。現代醫學是“從理論到實踐”模式,即先弄清機理(白箱),再進行實踐。如分子靶向治療,就是先弄清相關的基因,針對基因製備藥物,進行臨牀試驗,有效再用於臨牀。這就是所謂的“白箱”。

黑箱模式是保存系統(機體)的完整性,雖難以掌握,但使用時更簡單直接。而“白箱”需要將系統進行分解(變成器官、細胞、分子)去研究,雖準確精細,但難以辨別系統間的互相影響。以抗疫爲例,如果只允許“白箱”,則首先要鑑定病原(病毒),然後製備檢測試劑(核酸檢測),研製抗新冠病毒藥物和疫苗。至少從武漢封城到解封,特異藥物和疫苗仍未問世,西醫能夠用的主要是對症治療(給氧、危重患者生命支持等)。而中醫卻能夠立即根據辨證論治(黑箱)進行治療。

中醫在對付瘟疫方面已有千百年的經驗,強調的整體觀念、陰平陽秘、扶正卻邪等已有特色。據報道:中西醫結合治療在覈酸的轉陰時間比西醫組顯著縮短;發熱、咳嗽、乏力、咽乾、食慾減退等十個症狀比西醫組明顯改善;平均住院時間顯著短於西醫組。

湯釗猷院士在查房/受訪者供圖

5,中國抗疫效果勝歐美,中西醫結合功不可沒

《科學大師》:注意到您在本次新冠肺炎期間,也多次呼籲要重視中西醫結合抗疫,這種中國模式爲什麼值得肯定?

湯釗猷:作爲醫生,疫情之初,我關心的是治療效果。1月30日便通過中國工程院提交了《關於新冠肺炎中西醫結合治療的一點想法》,我以爲“因爲西醫目前沒有特效辦法,中醫治療可能優於西醫治療”,但“由於西醫中學習過中醫的爲數不多,‘中西醫結合’常變成‘中西醫並用’,後者有時不僅不會提高療效,甚至會降低療效。”爲此建議“各地可根據醫生的優勢,分別採取中西醫結合治療(要有既懂西醫又懂中醫的醫生)、中醫治療、和西醫治療三種模式,三種模式都可各自發揮到極致”。因爲如果不這樣,最後就很難對中醫和西醫作出評價。

2月5日,應《人民日報》之邀,我寫了《發揮好中西醫結合優勢》。我以爲“中國必勝,因爲還有中華哲理的背景。”直到5月,中國模式的初步效果,從確診數、死亡數和死亡率來看,遠勝於歐美。其中哲學思維的作用體現在:1,我們既重視西醫,也重視中醫。因爲“西醫強於病毒的鑑定、相關藥物和疫苗的研製、危重患者生命支持等。而中醫在調控機體以應對瘟疫也有千百年的經驗,二者各有長短。”中西醫結合是我們不同於歐美的亮點。抗疫效果遠勝於歐美,中西醫兩個積極性的發揮功不可沒。2,我們既重視“高精尖新”(如病毒鑑定、檢測試劑、疫苗研製),也重視“多快好省”(檢測,追蹤、戴口罩、隔離、封城、全民參與、中醫介入等),這也大別於歐美。3,我們既重視“病毒”研究,也關注“機體”,因爲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實際上中醫治療也兼顧了“扶正”,甚至包括太極拳等中國傳統健身之術。

三個月,中西醫並舉、高精尖新與多快好省並舉,基本控制了疫情;而最大的超級大國,對高精尖新不夠重視(監測滯後),輕視多快好省,付出了確診病人數和死亡數比中國多十幾倍的代價(如果按人口計算,還要乘上4)。中國抗疫勝於歐美,驗證了《孫子兵法》所總結的“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換言之,重視對立雙方,乃取勝之道;重視對立一方,勝算折半;無視雙方,絕無勝算。

2006年獲上海市科學功臣榮譽,與樊嘉(右,現中國科學院院士)、葛均波(左,現中國科學院院士)合影/受訪者供圖

6,醫學領域的民族虛無主義不可取

《科學大師》:您提到我們醫學領域也存在民族虛無主義,怎麼講?

湯釗猷:民族虛無主義思維在醫學領域有影響,原因有三:一是對當前井噴式科技(包括醫學)發展缺少一分爲二的認識,導致對中華文明的不自信;二是對傳統醫學欠學習;其三,歸根到底是對中華哲學的不瞭解。

無可置疑,近百年科技呈井噴式發展,醫學也因分子生物學而進入“精準醫學”時代,相比之下傳統醫學似沒有如此輝煌的業績。但冷靜思考一下,科技井噴是一把雙刃劍,也需一分爲二來看:工業化帶來氣候危機,歷次疫情難辭其咎;核聚變突破引來人類末日風險;塑料導致生態災難;精準醫學使醫學向修理機器進一步深入,人性化式微;如基因編輯失控,將導致人類遺傳毀滅等等。然而如果不緊緊跟上,科研費申請不到,晉升也無望。

兩千多年前的《黃帝內經》還有用嗎?20世紀50-60年代在領袖的倡導下,一批西醫深入學習中醫,我老伴便是其一。半個世紀看到她治好一些西醫治不好的病。作爲外科醫生的我,家人生了需外科治療的病,卻用中西醫結合辦法免去手術。加上也粗略讀過《黃帝內經》,確感領袖說“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沒有錯。

誠然,對中醫也要一分爲二,我們不能怪報刊上對中醫的批評,因爲多數批評者都沒有學過中醫,缺乏瞭解,缺乏一分爲二的分析。我以爲,作爲中國的醫生,對祖先的醫學遺產一無所知,也說不過去,還是應該有最基本的學習。

民族虛無主義追根索源,是對中華哲學認識的貧乏。過去以爲中華文明比世界其他古文明要晚,看了良渚考古,中華文明五千年一點不假,最近河南也發現5300年的“河洛古國”遺址。無論從中華文明從未中斷,還是中國崛起,都隱隱看到中華哲學的身影。所以要克服民族虛無主義,必須對博大精深的中華哲學有所瞭解。不然用西方的語境來看中醫,難以認同;同樣以中國哲學思維語境看西醫,同樣感到不全面。這也是我呼籲要取長補短,才能創建中國的新醫學。

7,學一點中華哲學,在醫學上就能少走彎路

《科學大師》:孫子兵法、老子一類傳統文化著作,包括論持久戰之類思想,您也非常提倡應用到醫學中,寫了諸如《中國式抗癌─孫子兵法中的智慧》、《控癌戰,而非抗癌戰─‘論持久戰’與癌症防控方略》、《西學中,創中國新醫學─西醫院士的中西醫結合觀》等一批作品,這跟醫學表面看起來並不相干,怎麼也能結合?

湯釗猷:我從醫65年,前面大半輩子關注醫學硬件(醫學理論與技能),到了耄耋之年,深感軟件必不可少。就像電腦,硬件與軟件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下象棋兵力(硬件)相當,而取勝靠棋藝(軟件)。中國崛起,離不開中華文明,而文明的核心是中華哲學。《易經》、《道德經》、《黃帝內經》、《孫子兵法》、《矛盾論》和《實踐論》都是中華哲學的代表作。無論表達爲“易”、“道”、“陰陽”或“矛盾”,都是中華哲學的根基。

中華哲學我粗淺認識就是“不變、恆變、互變”六個字。認爲:存在着一個“不變”的自然法則,即“道”;“道”是永不停息的變,即“恆變”;變總是對立雙方的“互變”。“陰陽守中”,恢復和諧、協調或復衡,既是自然法則,又是處理自然和社會問題的大法。換言之,要順應自然,要全面看問題,要一分爲二看問題,要動態看問題,和諧相處、協調應對、恢復失衡是處理自然和社會問題的重要原則,而反覆實踐才能檢驗其正確與否。

哲學看似深奧,而《繫辭》說“百姓日用而不知”。不是嗎,三國演義開篇便是“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就是“分”與“合”的互變。醫學取得成效者多符合哲理,而失敗或最終淘汰者常有逆於哲理。如果學一點中華哲學,在醫學上就可能少走彎路,進而有助創中國新醫學。所以我寫書,是希望結合醫學發展,對中華哲學有深一點的領悟。

哲學是人類對事物本質探究的最高手段,它指導科技發展,當然也指導醫學。例如,2020年新冠疫情已讓人們反思,人類要與大自然和諧相處,因爲自然法則是“不變”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過度干預必然會受到大自然的報復。這對整個醫學的處治,同樣有啓發意義。

又如“生老病死”是“不變”的自然法則,《孫子兵法》說“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提示醫學對病的“非戰取勝”的大方向值得探討。2020年《自然》一文稱:非藥物干預使我國新冠肺炎病例降低了67倍。確實,我國基本控制疫情靠的是“非戰取勝”,而不是依靠殺滅病毒的藥物和疫苗,因爲還未問世。

中華哲學認爲“陰陽互存、互變”,局部與整體既互存,又互相影響。我們不能只看局部,不看整體。如果現代醫學能借鑑中華哲學思維,將可能在局部的基礎上,再擴展出整體的領域,從而更加全面。這也是我認爲中西醫有互補的空間,而不是完全對立的,是中西醫可能結合的哲學基礎。歸根到底如老子說“爲無爲,而無不治”,我體會“無爲”不是無所作爲,而是不作違反自然法則之事。我們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蘊,真是值得珍惜。

89歲,在西嶽華山/受訪者供圖

8,我的養生之道:兩動兩通,動靜有度

《科學大師》:問個輕快點的問題:您90歲了,一生中,會特別注意養生之道麼?

湯釗猷:我以爲壽命基本上是遺傳決定的,獅子再兇也活不過人類的壽命。然而環境、生活方式、心態等,可能導致增壽或減壽幾年,甚至十幾年。對我而言,只能說90歲仍活着,頭腦還算清楚,走動也不算慢。是我家族(男性)5代人中最長壽的了。

進大學前後,因早搏多,醫生說有心臟病,所以從不運動,後來工作忙,也沒有時間運動。歷來瘦弱不堪,1987年受改革開放總設計師接見時,1.69米高的個子,只有48公斤體重。60歲那年,因當了上海醫科大學校長,得以搬遷到復興中路上海跳水池旁,於是每天清早便和老伴去游泳。說也奇怪,當校長期間,很多校級領導都曾因病住院,我唯獨沒有。慢慢便琢磨出 “兩動兩通,動靜有度”的所謂養生之道。

兩動是指動腦和動身體。80歲後的10年,我出了《現代腫瘤學》(第三版)等9本書。此外我每年都要應邀作十幾次學術報告,所以每天上午都要到辦公室“動腦”去完成這些任務。

至於動身體,60歲後堅持游泳,參加過10年冬泳,隨着年齡增長,逐步由每天800米減爲500米,近年則減爲隔天400米,不勉強,慢慢遊。

所謂兩通,是指二便通和血脈通。我每頓都有一小碗青菜,保持大便通暢,對預防明顯上升的大腸癌應有用。前列腺肥大則用藥物保持排尿通暢。血脈通是每天吃6片丹蔘片(不是複方丹蔘),至今45年。丹蔘有活血作用,相信有助預防腦梗和心梗,因爲家兄是腦梗離世的。。

此外就是保持身心的動與靜——勞逸適度,泰然處事,少計得失。我聽力差,手機也不用,倒可以專心做些事。歸納起來就是“動”與“適度”。“動”是老人最欠缺的,不僅身體要動,腦子動也很重要,不斷有所追求,尤其退休以後,也許可以減少老年癡呆。其實“恆動”也正是中華哲學的核心。而“適度”則是老人需要掌握的,因爲“過猶不及”。總之,正確的生活方式和心態,也許是健康長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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