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傅聰 揮手自茲去(上)

傅聰被譽爲「鋼琴詩人」。(本報資料照片)

右起傅聰、張小青卓一龍傅凌霄、傅凌雲、朱慧明。(江青提供)

2016年江青在傅聰倫敦家門口合照。(卓一龍攝,江青提供)

這幾天老天「眼」下雨沒有停過,雨點颼颼敲打着玻璃窗滴答、答滴,令人心碎。天冷夜長的北歐,北風呼嘯搖動着窗外的老松樹,剛纔,我站在窗前久久凝視着,耳邊響起傅聰的長嘆聲,哎--!

聊天時唉聲嘆氣是傅聰一貫的情緒表達,他早已養成習慣,習以爲常不自覺,他在人生的歷程中,憂心的事、在乎的人、承載的包袱、內疚的心結、家庭的鉅變、追求的完美,都太沈重、太龐大、太繁多、太勞累…但有幸的是他對音樂的「愛」以及對愛毫無保留地謙卑和奉獻,精神和理想上無止境的追索支撐了他的一生!

認識傅聰是一九六二年,到香港不久,朋友林楓上海人,和傅聰在上海是舊識。當年傅聰經常在香港演出,離他最愛的祖國──家和親人,一步之遙但有家歸不得,他對祖國的一切都關心,從政治到普羅大衆的民食民生都牽掛。林楓知道我剛離開大陸不久,就約了傅聰一起在他家聚,傅聰完全是個性情中人,不拘小節、喜怒溢於言表、熱情、透明、真摯、好辯、獨一無二,叼着菸斗講到興奮處,他慷慨激昂、眉飛色舞「哇哩哇啦」的響聲,好像連房頂都可以掀起來。每次有機會相聚都無拘無束十分愉快,講話投機就會投「緣」吧,至今算來有五十八年的「緣」分,不會在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他生命終止時「緣」盡。

這幾天聽他的錄音和看訪談視頻,感到他的腦仍然永遠在思想,心仍然永遠在感受,那份赤誠、投入和對音樂的癡情,無以復加的美和精彩!有赤子之心的人性光輝永不熄滅,會在那裡延續地照耀閃亮!

七十年代在歐洲旅行,不超過二十六歲便可以享受長達兩個月周遊列國的優惠火車票。一九七一年夏天,離我二十六歲生日還有幾個月,趕緊把握機會,由洛杉磯飛往巴黎,第一次踏上了歐洲大陸。在巴黎受到了趙無極的熱忱接待,最佳導遊帶我參觀了巴黎的各重要景點。一週之後第二站是倫敦,傅聰說家裡有許多空着的客房邀我去住,他怕我人生路不熟來機場接了我。

一週的近距離接觸,我才瞭解到在倫敦家的傅聰和在外面巡迴演出中的他,判若兩人,令我十分震驚。記得最清楚的場景是一踏進門,整個屋內昏暗陰氣沉沉,因爲家中窗簾是拉上的,他的表情和語氣也同樣是陰氣沉沉:「哎──我一個人的時候怕陽光、怕亮,你如果不習慣,自己的那間房可以拉開窗簾,已經收拾好了。」然後遞給我一串鑰匙,要我出入自便,廚房自理,不必理會他的作息時間,他要保證每天練鋼琴八至十小時,其他都沒有心思。倫敦的景點他都沒有去過,所以也無法給我當導遊,又一聲嘆息:「哎──!」看他一臉的苦笑和愧疚的語氣,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我那時剛剛開始復「功」,在電影界七年沒有練舞,七○年到美國後認識到回到本行舞蹈,纔是我自食其力的唯一出路。這個年紀想要復「功」沒有任何捷徑,唯每天獨自苦練,無伴也無伴奏,幹疼、幹累、乾熬,一年下來複「功」的成績使自己恢復了自信,所以即使我在旅行的路上,也不敢有一絲一毫的鬆懈。於是打定主意,傅聰練琴時就當彈奏的音樂是在伴奏,在同一個屋檐下也是個伴,就不會感到復功的幹苦。傅聰欣然同意我這個「餿」主意,當然我不可能練舞八小時,練舞之餘伴着他的鋼琴聲燒上海家常菜,等他一天工作結束歇下來吃飯聊天喝茶(那時我完全不會喝酒)。傅聰離婚後的單身漢生活簡單得出奇,罐頭義大利肉醬、罐頭湯、煮雞蛋,其餘他不會,現在每天有家鄉的熱菜熱湯,有人作伴聊天,他陰氣沉沉的臉好像慢慢地舒緩起來。

傅聰最大的痛苦是一九六六年父母自殺雙亡,巨大陰影始終糾結着他,他不開窗簾不透陽光,完全是在自責自罰作繭自縛,直至他辭世,始終無法走出夢魘、內疚,罪與罰撒下的天羅地網。

那次探訪傅聰有三件事印象最深:其一,聊天時我們在談人生價值觀時,傅聰告訴我父親傅雷家訓──修身指南:原則是第一先做人、第二藝術家、第三音樂家、第四纔是鋼琴家。傅聰說:「我認爲這個位置次序排得很對,也是我爲人行事的座右銘…」那時,影響了中國幾代人的「傅雷家書」十年後纔出版,當年親耳聽傅聰既理性又感性,雙眼發亮的向我道來,這條真知灼見讓我牢牢記住了。如今,已經五十年過去了,我仍然在依循這個家訓給予的指南,在前行的道路上要求自己。

其二,傅聰特別喜歡詩詞,認爲毛澤東幾乎是位前無古人不同凡響的大詩人,大器磅礡的氣勢和意境完全能與李白比美。朗誦起毛澤東的詩詞來朗朗上口,最愛「沁園春.雪」倒背如流,寫到這裡我閉上眼睛,似乎又看到他洋洋得意孩子氣的神情,高聲朗誦末一句:「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然後感嘆地說:「啊──太好了!奇才!有味道、有氣魄。一位詩人氣質、藝術家脾氣去治國的結果,中國纔會被他搞得陰晴莫定一塌糊塗…」我在做學生時毛主席詩詞在文學課本上,非背不可,所以可以跟他對背。但僅僅因爲毛澤東是大詩人,其他就可以原諒?一筆勾銷?忘記國仇家恨?他個人的遭遇,父母的遭遇,還有千萬中國人的命運…這點我絕對不能苟同,但跟他辯論,口才絕不是他的對手。傅聰黑白分明相當固執,他不巡迴演出時情緒極低落,這樣朗誦毛澤東的詩詞他開心陽光的像孩子,也不是件壞事,他認爲的就讓他這樣認爲下去吧,開心就好啦,我當時作如是想。

其三,英國藝術評論家Jonathan Benthall是雕塑家文穎知音,文穎知道我要去倫敦,從紐約寫信要Jonathan盡地主之誼,Jonathan知道我住在傅聰家,非常欣賞他的音樂,便建議邀請傅聰同往他家晚餐,意外的是傅聰欣然同意了。

猜想Jonathan大概拿出了看家本領,做了幾道精緻美味菜色,吃到最後一道甜點時,主人終於可以坐下來陪客人聊天了。彬彬有禮的主人跟傅聰一樣對政治有興趣,他們高談闊論,我英文有限根本插不上嘴。主人小聲細氣而客人聲大氣粗,出乎意外的是,沒談多久,傅聰就按捺不住「光火」,猛的站起來調頭就走,主人束手無策尷尬的站在飯桌邊,我恨無地洞可鑽,只好邊跟着傅聰撤退,邊連聲向主人道歉。回到家中,傅聰邊抽菸鬥邊批評:「西方上流社會其實最俗氣,裝模作樣的空談政治、高談文化,談得天花亂墜…」一會兒他又唉聲嘆氣地自責起來。

料想不到的結果是尷尬事居然變成了喜事,不久Jonathan在一個社交場合見到傅聰前妻Zamira Menuhin,想她會是知音罷,於是把他耿耿於懷的不愉快,跟一位首次相見的人和盤托出,從那次起,他們開始約會進而步入婚姻。Jonathan對傅聰和Zamira的兒子傅凌霄視同己出,傅聰一直慚愧又內疚,後來跟我說:「老實告訴你,Jonathan是位紳士,作爲父親的我自嘆不如!哎──我更不能跟我父親相比,尤其在督促兒子學習中國文化和做人方面,他盡全力要把我培養成一個德藝俱備、人格卓越的藝術家,他的愛太偉大了。」停頓了一下,忽然又想起什麼:「哎──說給你聽良心話,其實做這樣一個人的兒子太累、太痛苦、壓力太大了,我沒有什麼童年…」「這也是我心中一直想問你的問題,看了『傅雷家書』我很感動,對你父親也佩服得五體投地,可是,你作爲兒子應該是會『吃不消』吧?」我問,傅聰隨着吐煙又吐了一口氣:「哎──!」

七十年代末期至八十年代中期,是與傅聰接觸最頻繁的幾年。

一九七九年文革結束後,傅聰回國參加父母的平反昭雪大會和骨灰安放儀式。此後,傅聰開始在中國頻頻演出、教大師班;我也開始經常性回母校教學、演出。在北京時結交了傅聰的好友義大利籍德國鏡報(Der Spiegel)記者Tiziano Terzani,他熟諳中文、熱愛中國,給自己取了中文名字鄧天諾,太太Angela善良又好客加上一手好廚藝,兩夫妻帶着兩個稚齡孩子住在外交公寓中,八十年代初期,我和傅聰工作之餘經常在他們家出入,大家氣味相投無所不談,特別是政治觀點上Tiziano和傅聰完全一致,義大利人熱情如火,兩人之間的交往感情是那麼樣的稚樸,沒有半點功利、虛僞,沒有半點裝腔作勢。

Tiziano喜歡到民間底層採訪。走街穿巷,結果引起懷疑,一九八四年因「反革命活動罪」在公寓中被逮捕,出獄後被勒令驅逐出境,走前他哭得像個孩子,一直說:「我太愛中國了…」傅聰跟我唏噓感傷不已。事件發生後Tiziano痛心疾首,不再使用他的中文名字,根據在中國的經驗,寫了《禁忌之門》,(《 Porta Proibita》義大利文1984年出版)(《Behind The Forbidden Door: Travels in Unknown China 》英文1985年出版)。最近跟仍然在寫作,已經孀居多年的Angela打電話,憶往事,我們禁不住在電話中抽泣,Angela說:「知道聰和Tiziano又可以在天國開懷暢聊了!」我說:「我敢保證話題只會是一個──中國!」她破涕爲笑:「妳太知道聰啦!」

那段時間文革剛剛結束,北京又恢復了不少民間表演藝術的演出,我特別喜歡,拉他同往,這才發現傅聰藝術趣味很廣,興致勃勃的看演出,無論梆子、皮影、說書…他都看得起勁,眉開眼笑地說:「外國的啞劇差遠啦,怎麼能跟中國的戲曲比?」他欣賞那種原汁原味、大俗大雅的民間鄉土氣息。

一九八二年,在母校北京舞蹈學院爲教學排練舞劇《負、復、縛》,邀請了當時還在中央音樂學院學習的譚盾作曲,結果有一次意外的收到與舞劇毫不相干《鋼琴八首》錄音帶,一種莫名的感動,使我馬上產生了要用這音樂編舞的衝動。不久,我打電話給遠在倫敦的傅聰報告,並將錄音寄給他,傅聰聽後喜出望外地告訴我:「嗨,你看中國還是有人才的!」譚盾說:「三個月後我居然收到了傅聰先生對一個學生的來信,信封裡還有一盒他演奏我習作的卡式錄音帶…。我心裡的傅聰,一個溫暖的好老師,一個偉大的音樂詩人,一個純粹的藝術家和人。」

八十年代中期傅聰在巡迴演出時彈奏了《鋼琴八首》,這首曲子我編了舞蹈《回》太熟悉了,但聽他演奏時又感到那麼陌生好像頭一次聽到,他對音樂的詮釋獨到,有重重的弦外之音。

一九八二年,我被邀請擔任香港舞蹈團第一任藝術總監,在香港需要有個固定住處。父母在香港的房產中九龍美孚新邨正好有屋閒置,我就乾脆請好友「小北京」(藝名方盈)把三房兩廳改修成一房一廳,房子裝修的就如其人:簡約、低調、樸素、實用、舒適。記得入住後不久,傅聰來訪,感到公寓有份安寧、「老適宜」。他抱怨自己整天在跑碼頭,機場-音樂廳-練琴,苦不堪言;我當然瞭解他的苦,自己也是機場-劇場-練舞。當時「江青舞蹈團」在紐約,所以與香港政府的合約是四次來回,一年只需要在香港工作六個月,時間由自己安排。於是我給了傅聰一套鑰匙,告訴他只要我不在,任何時間他都可以來使用。傅聰馬上拉着我租了架鋼琴搬來我家客廳。美孚是普通老百姓住宅區,他毫不在乎,說這樣最好接地氣,自己在香港經常有活動,比起住旅館愜意多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