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 從根改起

從去年的數位高院法官涉貪、白玫瑰運動，到今年初的雲林性侵殺人案件、引發被害人團體對性侵犯強制治療成效不彰的不滿，司法院突然倡導仿效日本人民參審，又強調降低律師轉任司法官門檻。混亂之際，大法官提名爆出爭議，被提名的人遍體鱗傷，提名的人灰頭土臉，接着被美國人權報告點名臺灣司法對婦女保障不足…。司法在過去一年來千夫所指，對於連續兩任總統都是法律人出身的臺灣，無異是極大的諷刺。

筆者曾呼籲司改要有總統的高度，意思是司改涉及五院及各部會，律師及相關利益團體，環環相扣，需要整合。我國司改二十年，迄今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病急亂投醫，認爲外國藥比較有效，未經審慎配套就急急引進各類法制，缺乏對人的素質的改革，只能用毫無準頭的司改來形容。

在所有的爭議中，我們其實不難發現「人」是共通的問題。妨害性自主罪當年的修法確實條文要件上的問題，但最高法院長年來未能體認修法疑義，對條文做出合理的解釋，而下級審明知最高法院見解不合理，卻基於不想被撤銷判決的心態，依循着不合理的解釋做判決，到最後造成「違反意願與否」，竟成爲審理幼童被性侵案件的焦點，這當然是最高法院法官們責無旁貸的錯誤。

至於大法官，其首要任務便是保護社會弱勢，強勢者自有立法上優勢，無須大法官作爲人權的捍衛者，此次大法官提名，各界之所以失望，乃在於當時名單一出，大家對於新任大法官是否能作爲獨立判斷、捍衛弱勢的守護人，其實有所質疑。

我們要求司法獨立，但司法獨立的前提是思考要獨立，在這一連串的事件下，凸顯一個事實：臺灣法學教育和考選制度，顯然很難造就獨立思考的法律人。

傳統法學教育和社會脫節，欠缺對人和人性的瞭解；國家考試，不論律師或司法官考試，考的都是命題委員的獨門學說，而非對實務或學說的批判；一旦進了司法官訓練所，書類寫作更要依循最高法院的判例見解、統一格式，否則難以拿到高分。這類養成過程，造就了多數的法律人，從一開始就選擇向權力靠攏，而不是對權力批判。一個可以向權力靠攏的人，要被金錢或其他利益買收，也就不太困難。

何況，這樣的教育和選才，完全測不出性向。我極其尊敬許多富有熱誠、認真正直的法律人，但也發現不少人念法律僅爲了有穩定的生活。他們雖對過去所受的法學教育或考試有所不滿，但大多都逆來順受，順着體制往上爬。試問，一個人若對發生在自身的不正義都無感、不願起而改革，如何可能對發生在當事人身上的不正義有感？

如果司法改革千頭萬緒，建議馬總統，從根改起，先從人的養成、選才做起。臺灣必須先改革法學教育的內容（但請切莫又立刻去學日本的法科大學院，日本目前已經非常頭痛法科大學院造成的問題），讓臺灣的法律人養成過程不再是狹隘的釋義學與抽象思考，而是多元、跨領域的整合，瞭解人性與社會的教育；再改革國家考試選才的方式，將實習列爲應考資格的前提，徹底廢棄考獨門暗器的腐舊包袱；繼而改變司法官養成訓練的過程，降低書類寫作比重，提高倫理課程、跨領域整合課程及法律典範課程的份量。

讓法律人願意獨立思考判斷，面對權力能不盲從，不畏懼，有能力站在當權者的對面，這纔是我們所需要的臺灣法律人－－包括律師、學者、檢察官、法官和大法官。（作者爲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副教授，臺灣透明組織法制改革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