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年一次的機遇（上）《如何學作羅霈穎的哥哥》之七
1865 顧麟士1897 33歲 仿李江筆意山水。（羅青提供）
1830 翁同龢（趙古泥代筆）池靜花深行書五言聯。（羅青提供）
一 被迫收藏樂無窮
我畫展的頻率與臺北藝術市場及臺灣經濟起飛，幾乎同步往上進行，一直到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以後，才慢慢下滑，約五六年後，進入谷底。當年，臺灣倚靠大陸市場支撐，經濟勉強能夠維持穩定，逃過亞洲金融劫難，然百業三十年來，一直不斷上衝的氣勢不再，房市、畫市漸漸陷入長期停滯，一直要到2014年才喘過氣來。
而妹妹的演藝事業，到了2005年，也陷入了谷底，無奈順從算命先生的建議，把名字從羅璧玲改成「霈穎」，取「有水斯有財」之義，希望從此能再「沛然穎發」一回。
不過，她從1990年代所啓用的書畫收藏印記：白文印：「璧玲真賞」、朱文印：「璧玲珍藏」，倒是一直沿用，始終沒有改變。英文押花印：「Eva」，也未改動。 不過，這近二十年的本土停滯期，卻給了我意外的機遇，讓我水到渠成的，從海島出發，挾藝遊走於香港、上海、紐約、倫敦、巴黎、瑞士之間，不斷的演講、鑑定、畫展，轉劣勢爲優勢，爲自己開創出一個全新的海外藝術天地。
書呆子如我，對名車豪宅，興趣不大，賣畫所得雖超過教書薪水甚多，然我全都一股腦，投入歷代筆墨的收藏，滿足嗜古愛畫之奇癖。清代大收藏家博爾都（1649- 1708） 有「愛畫入骨髓」一印，表示對歷代名跡的珍愛，有如性命。近代書畫大師及收藏大家張大千，常常自稱「富可敵國，貧無立錐。」並鐫有庋藏印曰：「球圖寶骨肉情」、「南北東西只有相隨無別離」。這些都是愛藝者出自至誠的肺腑之言，絕非虛張聲勢的門面話。與那些左手進右手出，只知套利賺錢的好事家，當有天淵之別。
庸鄙凡愚如我，要想在藝術上有所精進，最佳途徑，就是步溥心畬、張大千、黃君璧諸前賢的後塵，從臨摹古畫，到精鑑收藏，只有不斷的向歷代古人學習，方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高瞻遠矚。
我是贊成「習古」甚至「泥古」的，因爲要想能夠成爲「古人」，必須是天才中的天才，方纔能夠。虛浮爛誇的庸才，絕對無法名入「古人」之列。以我之迷騖，若整天都能跟天才在一起，切磋學習，絕對不會吃虧。一般自以爲天才的蠢材，連識古都不配，遑論習古？更談不上泥古。
我的第一批藏品，得之於香江藏家繆樂民先生。首次畫展成功的消息，不脛而走，傳到九龍。他得知我手頭有售畫餘款，趁返臺探望妹妹繆愛貞之便，從香港帶來一批張大千與關良的精品，以極優惠的價格，並附贈丁衍庸先生（1902-1978）的簡筆水墨精品，逼我庋藏，讓我毫無招架之力。
樂民先生是國軍第九集團軍總司令，第四、七戰區長官司令部參謀長繆培南先生（1895-1970）的第四子，同時也是衍公先生任教新亞書院時的學生。他相貌奇古，有如五代僧貫休（832-912）畫的阿羅漢，丁字臉、三角眼、鷹勾鼻，有點暴牙外加頰邊黑痣上有長毛飄飄，望之，如影劇中的匪類、鼠輩、壞蛋；即之，則溫良恭儉讓，乃一難得之謙謙誠信君子也。他特別尊師重道，友愛親朋，曾多次在《雄獅美術》雜誌發表文章，爲乃師畫作譽揚。
衍公當年任廣東省立藝專校長，建樹頗多，氣象一新，後來因勸阻並開除參加「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學潮的學生，遭到教授學生驅趕下臺，於1949年隻身流寓香江。當時他懷中所攜，居然只是八大山人、石濤的畫作和秦漢玉璽、銅印。阮囊羞澀、境況艱困時，他曾館居於繆家，故繆氏兄弟姊妹多蓄衍公書畫，日後常常持贈解人，毫不吝惜。
收藏古畫的閘門，既然爲我而開，此後活水源源不斷，灌我心田，豐我筆墨，潤我雙眼，杜我貪念，啓我知識，長我智慧，這都要感謝樂民先生當初熱心啓迪之功，令我銘念至今。
而妹妹受我影響，曾一度想涉獵收藏中國古代書畫，這也是我始料所未及的。
二 四百年來僅一次
若要摧毀一個文化傳承，十年已經足夠，若要恢復，三個十年，還嫌遠遠不夠。
「十年文革」結束後，1979年，大陸鄧小平施行「改革開放」政策，恢復可行的經濟制度。一窮二白的大陸一般民衆，漸漸重拾正常貿易活動，爲求彩色電視、收錄音機、電子手錶……等電子設備，改善生活，常以出售自家無法欣賞了解的祖傳收藏，以爲交換，遂令許多臺灣漁船，放棄打魚，成爲兩岸海上雜貨骨董交易大戶。這使得臺北字畫古物鋪，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在短短三五年內，成了臺灣古董交易中心，吸引大批日本觀光客來臺，大肆採購。
我掐指一算，發現這是四百年來僅有的機遇，不可錯過。
從明朝萬曆皇帝（1563-1620）開始，對書畫收藏，興趣不大，皇家大內所蓄珍寶，大量流失，遂使民間收藏快速崛起，大收藏家如項元汴 （1525-1590）、王世貞 （1526-1590）、韓世能 （1528-1598）、詹景鳳 （1532-1602）、董其昌（1555-1620）、陳繼儒 （1558-1639）、李日華（1565-1635）、張醜（1577-1643）、錢謙益（1582-1664）、汪砢玉（1587-?）……紛紛出世，各自出版書畫錄，記載家藏精品，炫耀友朋，以爲誇富鬥奇之用，好事家人數之多，超越前代。弄得明末風雅之士，若無書畫錄之作，雕版行世，幾乎難以在士林立足。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一四，載有名士張泰階（1588-）於崇禎七年（1634）出版《寶繪錄》二十卷，記載他請人僞造六朝、晉唐以至元明巨跡，計二百餘件，配上僞造題跋款識與鑑定印章，廣爲流傳，冀博美譽之未能，反而淪爲笑談。
這批公私密藏書畫，在明末清初，流散重整一次，在乾隆時代，又匯聚入皇家庫房及私人鉅富之手，臻至盛世收藏的頂峰高潮。到了清末民初，在外侮不斷的情況下，僅皇室收藏，慘遭八國聯軍浩劫，支離破碎一次；民國成立，再遭溥儀與皇室太監盜賣，流散失所二次；對日抗戰時，日人侵略掠奪，三次損壞遭竊。只有故宮國寶及國立中央博物院的文物，由專人護持運送，到達臺灣，倖免於難。
至於私人重要收藏，歷經各種劫難，全賴藏家捨命保護，大體保存完好；到了196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時，十年之間，所有的公私收藏，都受到一定的衝擊，連帶的，民衆對文物鑑賞的能力也普遍下降，形成四百年來未有之新局，使「改革開放」後的二十年，變爲四百年來最佳的收藏時機。
從1980年到2000年，臺北的古董店，從原來的十幾家，一下子變爲一百多家，各種建設在地上或地下的文物商場，紛紛成立，其中規模最大的，當屬總號建立在桃園大溪鴻禧山莊的寄暢園。來往中、港、澳、臺的單幫古董販子，更是不計其數，經營的品類，五花八門，無奇不有，使臺北成爲收藏家的樂園。而臺灣的藏家，繼日本藏家之後，也在世界拍賣市場上，展現非凡的眼光與實力，贏得舉世矚目。
從1990年代初開始，世界兩大拍賣公司蘇富比與佳士得，紛紛來設代表處並舉辦拍賣預展，展出一流的古今中外文物，吸引了許多本地還有國外的藏家買家及藝術愛好者，前來觀賞研究，使臺灣一度有機會，邁步跨入世界藝術市場，大展鴻圖，繼而成爲亞洲藝術中心。
可惜當時臺灣朝野，在藝術教育及藝市認識上，都處於無知狀態，有關藝術的法令規章，也都還停留在愚昧層次，不知文化藝術產業爲何物？更遑論藝術產業與學術理論結合的重要性，及藝術產業機構、項目建立的先後順序！
如何讓藏家財富有效使用發揮影響、如何讓藝術論斷公信力正向成長、如何讓認識創新機制漸趨成熟，以及如何讓藝術市場的自由度不斷增加，同時又讓這四大藝術環節，有機發展，共生共榮，都是當時該注意而未注意的重要議題。最後導致世界藝術市場，全面撤離臺灣，而臺北成爲亞洲藝術中心的美夢，也隨風而逝，逝如夢幻泡影的亞洲金融中心。
四百年來唯一的一次機遇，就這樣白白在臺灣朝野無知的指縫間，溜失了！（明日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