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習近平上海行力推制度型開放

旺報社評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11月28日至12月2日赴上海考察，並舉行規格極高的「長三角區域一體化」座談會，大陸總理李強、常委蔡奇、副總理何立峰等多位高層陪同出席。習近平此行時間點相當關鍵，前有大陸召開金融工作會議、美中元首舊金山會晤，後有年底經濟工作會議以及「二十屆三中全會」，箇中涵義值得深入探究。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習近平在上海的公開行程主要聚焦金融、科技、民生三大主軸，連帶巡視武警部隊，基本符合外界對現階段大陸情勢的預判：首先，金融風險是大陸經濟面臨的最大隱患，有學者認爲大陸恐陷入「失落30年」的日本困境。其次，美中關係短期內雖緩和，但美國「小院高牆」科技圍堵戰並未停歇，連帶影響外資赴陸意願。再次，疫後經濟復甦艱難，民生問題愈加凸顯，處理不當則動搖根基。

從官方的制式語言中捕捉北京的政治訊號，是一件需要考驗功力的事情。尤其是近年來大陸面臨愈來愈嚴峻的國際壓力，當維護安全、防禦風險的概念遍佈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各個領域，民間不乏出現大陸全面「左轉」的猜測和疑慮。因而在官方連篇累牘「硬話」中，隱藏着務實彈性的弦外之音，就格外值得重視。而習近平此行的關鍵詞是「制度型開放」，這應是大陸未來10年深化改革的方向。

在長三角座談會上，習近平表示要推進以制度型開放爲重點的高水平對外開放，並在此主題下具體部署了四項重點：一是加快改革試點，二是加強自由貿易區建設，三是與「一帶一路」融合，四是推進民營經濟發展。此後，在新華社發佈的上海行新聞稿中，習近平再次提出「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

1980年代以來大陸改革發放，重點是「開放」。正因爲大陸要打開國門，所以才需要改革原本高度集中的管理體制，大幅讓渡政府權力，讓外資和民營企業獲得發展空間。而過去40多年對外開放，依次經歷了人員開放、資金開放、土地開放、技術開放、市場開放，這才激活了大陸數以億計的勞動力和購買力，最終令大陸成爲世界工廠、世界市場，譜寫令人驚歎的經濟奇蹟。

經濟有周期，發展有瓶頸，外部環境也不會總是一帆風順，此乃國家發展之常態，大陸也不例外。當大陸成爲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輔以軍事、科技快速成長，一方面國際社會對其觀感發生變化，對大陸高科技門檻必然提高，對大陸競爭力更感焦慮，另方面大陸國內經濟成長模式也亟需轉型，既要告別土地和人口低成本紅利，又要擺脫土地財政、避免金融虛胖。10年前大陸高層就提出「三期疊加」和「中等收入陷阱」等問題，至今尚待突破。

消弭民主威權之辨

因此，習近平藉考察上海、部署長三角發展的場合，提出「制度型開放」的重要命題，可以視爲大陸對外開放的「升級版」，也就是在過去的人員、土地、資金、技術、市場開放的基礎上，再推進制度開放，並展開配套改革措施。

制度開放的本質涵義有三點：第一，大陸自身制度必須要與現有國際體系對接、互通，至少要在保護私有產權上採行國際標準；第二，外資外企在大陸發展必須要一視同仁對待，大陸的制度不應對外企以及民營企業刻意設置障礙，造成「隱形天花板」；第三，大陸必須更深度參與國際制度和規則制定，參與國際組織改革。

制度開放不是簡單的「放權」，在前所未有強調安全與監管的背景下，「開大門」的同時需及時設置「護欄」與「交通燈」。上海行之前，習近平在北京召開政治局會議、集體學習會的主題，都對此有所着墨，包括討論制定《中國共產黨領導外事工作條例》，並表示要加強涉外法治建設，完善公開透明的涉外法律體系，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維護外資企業合法權益。

若試做預測，只聞樓梯響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很可能將「制度型開放」列爲主軸。制度開放是大陸新時代改革開放的關鍵，若能落實見效，大陸不僅有望激發新一輪發展潛力，包括臺灣，國際社會也會逐漸降低對大陸制度的戒心，「民主威權之辨」將自然消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