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得主代表作《政治發展的經濟分析》:第三章 關於民主我們知道什麼?

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達龍·阿杰姆奧盧、西蒙·約翰遜和詹姆斯·魯濱遜，以表彰他們在關於制度如何形成並影響經濟繁榮研究領域的突出貢獻。

《政治發展的經濟分析：專制和民主的經濟起源》是兩位的代表作。《政治發展的經濟分析：專制和民主的經濟起源》的主要貢獻是提供一種理解民主的創立和鞏固的統一框架。特別是，這一框架強調爲什麼政治制度變革與在非民主政體背景下的政策讓步有根本性的不同。

第三章：關於民主我們知道什麼?

在本章，對以往關於民主的研究作一概述。我們描述一些關於民主的最明顯的“程式化事實”,這些事實是文獻一直強調且有很大爭議的。由於對現有的經驗證據進行重新評價不是焦點，我們用圖形而不是正規的經濟計量學方法來表述這些模式。儘管這些模式也許不符合因果關係，但它們仍然包含着數據中與民主相關的大量信息，因此也潛在地包含着關於應建立的模型類型的大量信息。在最後兩節，討論現有的研究民主的方法，說明我們的方法與現有文獻的不同和貢獻。

對民主的模式進行定量分析所面臨的第一個挑戰就是要提出可靠和翔實的量度。在政治學中，關於這一問題之所以有大量的爭論，主要是因爲對到底什麼是民主有不同意見。然而，許多學者都接受了熊彼特(Schumpet-er,1942)提出的定義，他認爲，民主是達成政治決策的制度安排，通過這種制度安排，個人以競爭人們選票的方式獲得決策權力。(Schumpeter,p.250)

在實踐中，民主是與一組特定的制度相關聯的，如自由平等的選舉、政治家對選民的責任以及參政自由。即便是接受熊彼特的民主定義，各國在民衆對其制度條件的滿意程度上還是有所區別。對大多數學者來說，這意味着有必要作出更爲精細的劃分，而不是簡單地區分民主和非民主。

我們關於民主的首要量度是自由之家政治權利指數，許多其他學者在關於民主的定量研究(例如，Barro,1997,1999)中也採用這一指數。該指數由1到7,7代表最低的政治自由程度，1則代表最高的自由程度。如果一個國家的政治權利最接近於一份問題清單表明的理想狀態，該國家的政治權利指數就是1。清單上的問題首先是：有沒有自由公平的選舉，是否是當選的人執政，是否存在競爭的黨派或其他政治團體，反對黨是否發揮着重要作用以及有沒有實際權力；少數民族是否享有合理的自治或

能通過非正式的共識參政。清單主要包括三個關於選舉過程的問題，四個關於政治多元化和參政的問題，三個關於政府運行的問題。對清單上的每個問題，計0到4分，具體分數決定於相對的權利和自由水平(0代表最低，4代表最高)。把這些分數加總，以決定一個國家在1至7的數值範圍內所處的位置。〔1〕按照巴羅(Barro,1999)的做法，我們用博倫(Bol-len,1990,2001)1960年和1965年的相關變量爲這一指數做補充，並對兩種指數都做了變換，使它們位於0和1之間，其中1代表民主程度最高的制度集。

即使有博倫的數據作補充，自由之家指數也僅能使我們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時期。另一方面，政體IV(PolityIV)數據庫提供了所有國家獨立後自1800年開始的信息。因此，爲了考察1960年以前的事件並檢查我們的主要量度，我們也考察另一個廣泛應用的民主量度：綜合政體指數，這是政體的民主指數和專制指數的差。〔2〕政體民主指數的變化區間是0~ 10,來自對參政的競爭性、招聘政府官員的公開性和競爭性以及對主要官員的約束的編碼。例如：對官員的約束的分爲7級，從“無限權威”———對官員行動沒有正規限制的情形(有別於諸如政變和暗殺的不正規行動),到“官員平等或服從”——“責任集團在大多數活動領域擁有等於或大於官員的權威的有效權威”的情形。如果在一個國家，“對官員行動的憲法約束被忽視”,或者“沒有一個立法大會，或者有立法會議，但來去聽憑官員隨心所欲”,那麼該國在對官員的約束這一項上將得到最低的分值。另一方面，如果“一個立法機構、執政黨或賢人會議首創大部分或絕大部分重要的立法”,或者“官員是由責任集團選定的，其留任還有賴於責任集團的繼續支持”,那麼該國在這一項上就會得到最高分。政體專制指數同樣在0～10的區間內變動，與民主的分值相似，其構造以一國參政的競爭性、參與的規約、招聘官員的公開性和競爭性以及對高級官員的約束爲基礎。爲了便於與自由之家指數進行比較，我們也將綜合政體指數標準化，使其位於0～1之間。

這兩種量度都能使我們區分不同程度的民主。另一種經驗方法則爲普熱沃斯基及其合作者(Przeworski,Alvarez,CheibubandLimongi,2000,Chapter1)所堅持和採用，他們認爲，民主和非民主的簡單的二分法是最有用的經驗定義。除了二分法之外，這些作者還給民主的定義添加了一些限制，其中最重要的是，在一個國家，只有當我們觀察到一個政黨喪失權力時，該國纔可能是民主國家。因此，根據普熱沃斯基等人(Przeworskietal,2000)的說法，博茨瓦納從來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即使所有人都承認，它的選舉是自由公平的，參政是自由的，政府對國民是負責任的，但博茨瓦納的民主黨自1966年獨立時起，從未在一次選舉中失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大部分時期，在自由民主黨下臺之前，日本也不是民主國家。今天的南非也不能認爲是民主國家，因爲自種族隔離制度結束以來，非洲人國民大會一直組閣執政。

儘管在政治學學者中間，對連續的和二分法的量度的優點有激烈的爭論，但在本書中討論的各種模式不依賴在這兩者間的選擇。我們偏愛更精細的量度，儘管二分法也有它的優勢。例如，該方法使我們能對民主與非民主之間的轉換進行更清楚的討論。在下一節，我們用普熱沃斯基等人提出、由博伊克斯和羅薩圖(BoixandRosto,2001)補充的二分法來討論民主與非民主之間的轉化。

圖3.1、圖3.2和圖3.3分別畫出了標準化的自由之家、政體分數以及有增補的普熱沃斯基等人(Przeworskietal.,2000)的指數值對我們1960～2000年基本樣本的意義。這些圖表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進入了幾乎完全民主的時期，並一直持續。

圖3.1民主的演變，1960～2000年

圖3.2民主的演變，1960～2000年

圖3.3民主的演變，1960～1995年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民主在世界其他地方，尤其是拉美和非洲衰落了，雖然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起，我們能察覺到亨廷頓(Huntington,1991)所謂的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圖3.4使用的是回溯到1840年，以及在這一期間獨立的所有國家的數據。該圖生動地展示了民主在184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經合組織中的發展，並表明了“民主的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證據，第一次浪潮出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第二次浪潮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圖3.4民主的演變，1840～2000年

圖3.5和圖3.6表現了最先由李普塞研究的非常著名的民主相關性：富國往往更加民主。

圖3.5通過描繪20世紀90年代的平均自由之家指數與同時期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收入)對數平均數(按購買力平價法計算，數據來自最新版本的薩默斯一赫斯頓數據庫；Heston,SummersandAtten,2002)的關係，表明了這一點。

圖3.6用20世紀90年代的平均政體得分印證了這一點。兩圖都表明在收入和民主之間有很強的正相關。更富裕的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和歐盟成員國，都是民主國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亞和中美洲的貧窮國家民主程度較低。

圖3.6民主與收入，20世紀90年代

圖3.7和圖3.8還表明了另一種著名的相關性：國民受到更多教育的國家[即那些被巴羅和李(BarroandLee,2000)數據庫指出學校教育的平均年限更長的國家]往往更民主。

這兩種模式一直以來都影響着研究民主的學者的思想，特別是收入和民主之間的正向關係(以及，在較小的程度上，教育和民主的關係)是李普塞(Lipset,1959)倡導的著名現代化理論和後來許多其他理論的基石。在現代化理論的洞見基礎上，今天，許多學者相信，民主只有在有充分高的教育程度和富裕的社會纔有可能。並且，無論是在文獻還是在流行讀物中，一種共識是：經濟的繁榮程度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將自然而然地帶來民主化進程。然而，這些觀點雖然很有影響，但缺乏一種明確的理論來解釋民主在何時以及如何出現和鞏固。本書的目的就是提出這樣一個理論，並用它來理解經濟繁榮和民主之間的可能聯繫。

圖3.7民主與教育，20世紀90年代

圖3.8民主和教育，20世紀90年代

普熱沃斯基等人(Przeworskietal.,2000)強調了數據顯示的另一種模式。他們主張並證明，收入和民主之間的正向關係主要是由富國保持民主的傾向所推動的，而窮國卻有更嚴重的經歷民主分數下滑(即遭受反民主的政變及其他行動)的傾向。圖3.9和圖3.10用普熱沃斯基等人(Przeworskietal.,2000)的數據表現了這一趨勢。圖3.9是由非民主開始向民主過渡的不同收入水平國家的比例的柱狀圖。樣本包括在1965、1970、1975、1985和1990年爲非民主的國家，並度量在每一種情況下接下來五年的民主化。各國被分置於根據1965～1990年平均世界收入分佈構造的五分組之中。圖3.9中表明處於最高兩個五分組的國家有更強的向民主過渡的傾向；然而，在收入和向民主過渡的非民主國家的比例之間不存在單調關係。圖3.10的構造類似於圖3.9,但表示的是從民主向非民主的過渡，而不是相反。在過渡和收入五分組之間有更顯著的關係。雖然最低兩個五分組在任一五年期間面對着更大的向非民主過渡的可能性，但這一概率對第三個五分組卻低得多，對最高兩個五分組的國家爲0。這些柱狀圖清楚地表明，儘管向民主過渡的可能性與收入的聯繫很微弱，但倒退回非民主的富裕的民主國家的比例和相對貧窮的民主國家的比例有很大差異。

圖3.9向民主的過渡與收入，1970～1995年

儘管此處不是重新評估現有經驗證據的地方，但我們還是要強調圖3.5～圖3.10中表示的模式並不等於收入和教育對民主以及向民主過渡的因果性影響。更明確地說，這些相關性並不是說，在一國變得更富裕時，它一定會變得更民主。對這些模式做因果性的解釋的主要問題是收入水平(或教育水平)不同的國家在歷史和其他制度特徵上也各不相同。我們近期的論文(Acemoglu,Johnson,RobinsonandYared,2004)詳細研究了這一問題，並得出結論：收入(或教育)對民主或向民主的過渡幾乎沒有因果性的影響。相反，其他歷史因素似乎對各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發展道路起着決定性的作用，產生了圖3.5～圖3.10所表示的各種相關性。

只要說明圖3.5～圖3.10涵蓋的期間內收入的變化如何與民主的變化相關，便足以對這一模式有個大概的瞭解。圖3.11和圖3.12分別用自由之家指數和政體指數表示了這一關係。在這兩個圖中，橫軸表示的都是1970～1995年間人均GDP對數值的變化量，縱軸表示的都是同時期民主得分(分別爲自由之家指數和政體指數)的變化量。這種觀察數據的方式是很有用的，因爲它剔除了同時影響收入和民主的潛在的固定特徵(使我們更接近收入和民主之間的因果關係)。兩者都表現了一個清楚的模式：在人均收入變化和民主變化之間沒有關係。換而言之，儘管更富裕的國家更民主，但是沒有證據表明經濟增長速度超過其他國家的國家會變得更民主，至少在這段期間內是如此。根據這些結果，對圖3.5和圖3.6所示相關性的一個自然而然的解釋是，它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固定的國家特徵決定的。因此，由這些特徵決定，那些在過去25～30年中增長更快的國家並沒有變得更加民主。

圖3.10向非民主的過渡與收入，1970～1995年

圖3.11民主發展與收入增長，1970～1995年

圖3.12民主發展與收入增長，1970～1995年

總之，數據顯示的一個突出的模式是收入和民主之間的正相關關係，但這不等於收入對民主的因果性影響。因此，民主和民主化模型面對的挑戰之一，就是理解這個世界如何能出現這種沒有大的因果性影響的正相關性。我們在第九章會回到這一問題。

正如在第二章所討論的，我們對民主的分析方法強調社會衝突，特別是不同社會團體之間的衝突的作用。這一方法的一個含義是，團體間不平等應該對政治制度的均衡，因而對一個社會最後轉變爲民主國家的可能性產生影響。然而，問題是團體間不平等的相關概念往往很難度量(例如，在不平等發生在兩個不同的種族之間的時候)。不過，當重大沖突發生在富人與窮人之間時，一個能表現團體間不平等的變量是國內生產總值中勞動的收入份額。理由是，如果社會的更貧困階層主要靠勞動獲得其大部分收入，資本收入(有時是土地收入)便主要由少數更富有的權貴獲得。因此，當衝突發生於富人和窮人之間時，勞動份額高就相當於團體間不平等的程度低。

圖3.13和圖3.14表示的是20世紀90年代勞動份額與相關民主指數的關係。勞動份額數據來自聯合國，羅德里克(Rodrik)也使用了這些數據。它們只涵蓋製造業，或許不能代表整個經濟。兩個圖都表明了勞動份額和民主之間的正相關關係。

圖3.13民主與不平等，20世紀90年代

圖3.14民主與不平等，20世紀90年代

圖3.15和圖3.16表明的是民主和另一個衡量不平等的指標基尼係數之間的關係。基尼係數是文獻中最常見的不平等指數，與製造業部門的勞動份額相比，涵蓋了更多的經濟部門(關於這些數據的更多說明參見：DollarandKraay,2002)。基尼係數的值越大，不平等的程度越高。這種關係類似於不平等與勞動份額的關係：越是不平等的、從而有更高基尼係數的國家，往往越不民主。儘管對政體數據來說，這一點不是非常明顯。

圖3.15民主與不平等，20世紀90年代

圖3.16民主與不平等，20世紀90年代

正如我們在收入與民主關係的背景下所強調的那樣，這些相關性不等於勞動份額或團體間不平等對民主的因果性影響。並且，這些相關性在迴歸模型包括其他變量時並不總是牢固的，有相當多的文獻在平等與民主之間的關係上還沒有達成共識。雖然，在非定量性的文獻中，民主在高度不平等社會不可能產生的說法很常見(例如，Dahl,1971;Huntington,1991;Bol-lenandJackman,1985),但經驗證據卻是不確定的。博倫和傑克曼(Bollen and Jackman,,1985)用橫截面數據的計量經濟學發現不平等的衡量標準和民主之間沒有任何聯繫。繆勒(Muller,1988,1995)提出的經驗證據表明更嚴重的不平等會使專制更爲穩定，削弱一個社會的民主化傾向，儘管他研究的結果被博倫和傑克曼(BollenandJackman,1995)認爲脆弱。最近，普熱沃斯基等人(Przeworskietal.,2000)用概率單位分析研究了不平等的這三個指標對從非民主政體向民主過渡或從民主向非民主過渡的影響。他們使用的指標是基尼係數、10%最富的人所得收入在總收入中所佔份額與10%最窮的人所得收入在總收入中所佔份額的比率(這一比率越高，不平等越嚴重),以及工人所得收入佔製造業收入的份額。他們發現，民主化和前兩個不平等指標都沒有關係，因此認爲“專制的穩定性不受收入分配的影響”(p.120)。然而，對於第三個指標，他們發現“專制……在收入的功能分配更不平等時，要脆弱得多”(p.122)。他們還發現“在從更嚴重的不平等開始的社會，在家庭收入不平等加劇的社會(當用基尼係數或最高與最低收入份額之比來衡量不平等時),以及在勞動所得收入佔製造業增加值的比率更低的社會，民主更不穩定”(p.122)。用類似的方法，博伊克斯(Boix,2003)得出了更大程度的不平等削弱一個社會的民主化傾向的結果。

其他的學者考察了不平等、革命和政治不穩定之間的關係，這些也與我們的分析相關。同樣，這裡的發現也是不確定的，雖然繆勒和塞利格森(MullerandSeligson,1987)、阿萊斯納和佩羅迪(AlesinaandPerotti,1996)發現，不平等越嚴重，政治越不穩定(對這一文獻的評論，參見：Lichbach,1989)。

因此，現有的經驗性文獻是相互矛盾的。更重要的是，正如我們所強調的那樣，它們考察的是相關性而不是因果關係。但不論怎樣，圖3.13～圖3.16所顯示的相關性還是很有意義的。例如，這些相關性意味着，民主更爲再分配性的從而勞動份額更高的模型，以及民主能在更不平等社會更好地存續的模型，能夠較好地與數據中的這一模式相符合。

圖3.17和圖3.18進一步表明，民主和勞動收入及基尼係數之間的正向關係，至少有一部分可以歸因於在民主中有更強的實行再分配政策的傾向。這兩個圖表現了在20世紀90年代稅收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份額和民主得分之間的正相關關係。同樣，這種相關性是不應被解釋爲因果關係的。

圖3.17民主與稅收，20世紀90年代

圖3.18民主與稅收，20世紀90年代

歷史證據也與民主化以後的再分配變化模式的觀點是一致的。在這裡，我們簡要地討論這方面的一些歷史證據。關於歐洲經驗的更詳細、更令人滿意的討論，我們建議讀者參考林德特(Lindert,2004)。雖然圖3.17和圖3.18強調民主與財政再分配之間的關係，但在實踐中，許多其他工具———從勞動力市場政策到教育方針——對政府影響社會收入分配的意圖似乎都是很重要的(DiNardo,Fortin,Lemieux,1996;Wallerstein,1999)。

在英國，1867～1884年的改革法案是英國國家歷史的一個轉折點。1871年，英國首相格拉斯通對文官制進行了改革，使之對公開考試開放，量才錄用。自由黨和保守黨的政府引進了大量的有關勞動力市場的立法，從根本上改變了勞資關係的性質，使之有利於工人的利益。從1906年到1914年，在阿斯奎思和勞合·喬治的領導下，自由黨在英國建立了現代的再分配國家，實行了包括醫療和失業保險、政府出資的養老、最低工資和再分配性稅收等一系列措施。由於這些財政上的改革，在1870年後的三十年中，稅收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佔的比例翻了一番都多，在接下來的三十年中又翻了一番。與此同時，稅收體系的累進性質也進一步加強。

同時，教育體系——在19世紀大部分時期，或主要是爲權貴所設，或由宗教組織運作——向大衆開放；1870年教育法使政府首次致力於系統提供普及性教育，並於1891年實施免費義務教育。離校年齡從1893年的11歲提高到了1899年的12歲；並實行了對貧困生的特殊照顧(Mitch,1993)。由於這些變化，在學10歲兒童的比例由1870年令人失望的40%提高到1900年的100%(Ringer,1979,p.207)。最後，1902年改革法案導致學校資源的大量增加，並開設了後來成爲英國中學教育基礎的文法學校(grammarschools)。

在法國，情況與此類似。在第二帝國時期，政府對教育的支持有重大的進展；成年人中文盲的比例由39%降到了29%,小學入學率由51%上升到68%(Plessis,1985,table14,p.100)。1881年，政府取消了公立小學的學費。1882年，推行七年強制義務教育。小學入學率由1863年的66%上升到1886年的82%。第二帝國的“自由”階段見證了1863年有重大意義的勞動力市場立法和罷工合法化，工會於1868年被正式容許存在。並且，中央政府支出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由1872年的9.4%(一個爲1870年普法戰爭所擡高了的數字)上升到1880年的12.4%,增長了三分之一(Flora,1983)。

在德國，在20世紀20年代，魏瑪共和國開展了大範圍的再分配(Flora,1983)。同樣，在瑞典，重大的再分配似乎都出現在民主化之後。林德特(Lindert,1994)的數據表明，在1920年以前，在瑞典不存在任何再分配；1920年之後，再分配劇增。更一般地說，林德特(Lindert,2000b)指出，在西歐的民主化和教育擴展之間有很強的歷史性關係。

總之，可以用伊斯特林(Easterlin,1981,p.14)的話來總結我們的討論，特別是民主化和教育改革之間的關係：根據世界上最大的25個國家的歷史經驗判斷，正式學校教育的建立和普及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政治條件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大力發展大衆教育往往是政治權力及其相關的意識形態在有利於更廣大民衆更大程度地向上流動的方向上大幅度轉移的徵兆。

正如在第二章討論的那樣，民主化理論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在政權出現暫時的轉移的時候，向民主的過渡(或者由民主向非民主的過渡)更可能發生在存在政治權力的暫時性轉移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危機之中。其原因直指我們框架的核心：政治制度的變革是作爲一種將暫時性的事實政治權力轉變爲更持久性的法定政治權力的方式發生的。這一推理意味着，我們可以預料在重大危機和向民主的過渡及向非民主的過渡之間存在相關性。

哈格德和考夫曼(HaggardandKautfman,1995)強調，不論是民主政體還是非民主政體，都是被經濟的和政治的危機所動搖的。例如，他們指出，“在阿根廷、玻利維亞、巴西、秘魯、烏拉圭和菲律賓，向民主的過渡都發生在釀成反對運動的嚴重經濟困難的背景之下”(p.45)。另一方面，普熱沃斯基等人(Przeworskietal.,1996,p.42)指出：“民主的脆弱性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它在經濟危機面前的脆弱性。”普熱沃斯基等人(Przeworskietal.,2000,pp.109—110)發現：“大多數民主的瓦解都伴隨着某種經濟危機；在39個民主瓦解的案例中，有28個在瓦解前的兩年中至少有一年出現了收入下降。”(關於危機和政變之間的關係，也可參見：LondreganandPoole,1990,1996;Gasiorowski,1995)。我們在第一章對歷史的討論和接下來的一節也說明，不論是在19世紀還是在20世紀，許多重要的向民主的過渡都發生在不同尋常的社會動盪和動亂期間。在這裡，我們出示一些與這一模式相一致的另外的證據。

圖3.19向民主的過渡與危機，1970～1995年

圖3.20向非民主的過渡與危機，1970～1995年

圖3.19和圖3.20表明了從民主向非民主的過渡和從非民主向民主過渡的可能性。其繪製方法與圖3.9和圖3.10相似。第一個圖包括了在1970年、1975年、1980年、1990年和1995年不是民主的國家，並根據它們在此前五年是否發生過一次經濟危機來分類。一次經濟危機被定義爲在此前五年的任一年中，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年增長率低於一5%。然後，圖中顯示了向民主過渡的有經濟危機和沒有經濟危機的非民主國家的百分比。圖3.20同樣表示了由民主國家向非民主國家過渡的情況。兩圖都表明，經濟危機使過渡的可能性更大。總之，我們認爲這一模式支持了政體過渡更可能發生於危機或動亂期間的觀點。

事實上，我們關於民主化的方法，不僅強調危機的重要性，而且強調社會動盪、革命威脅的重要性，以及，更普遍地說，那些沒有法定政治權力的人的事實政治權力在誘發向民主過渡方面的重要性。在本節中，爲討論這一問題，我們回到關於民主在19世紀的歐洲和20世紀的美洲出現的歷史(參見：Therborn,1977;Rueschemeyer,StephensandStephens,1992;Collier,1999)。

3.5.1 19世紀歐洲的民主化

在法國，儘管民主在革命之後盛極一時，但很快就被雅各賓派和隨後拿破崙的崛起所顛覆。拿破崙倒臺後，絕對君主制復辟。1830年革命後，絕對主義開始被削弱，這場革命建立了一個高度受限制的民主政權，由於對財產條件的限制，選民只佔總人口的0.75%(ColeandCampell,1989)。奧爾良王朝在1848年革命中垮臺，第二共和國建立，並於1849年推行成人普選(Collier,1999,pp.41-42)。然而，普選的結果先是被1850年提出的關於投票權的限制條件打了折扣(這一限制剝奪了280萬男性的投票權),然後又被1851年路易斯·拿破崙的政變所破壞。歷史學家將隨後的時期劃分爲兩個階段：1852～1860年的“威權”階段和從1860年直到法軍在1870年普法戰爭中戰敗的“自由”階段。戰敗導致了進一步的社會動盪(特別是巴黎公社)和政權的瓦解，爲第三共和國的建立鋪平了道路(Zeldin,1958;Plessis,1985;Price,1997)。最後，在1877年，實行完全的男性普選權的民主得以確立，雖然其他改革，如不記名投票，要到1912年才得以實行(Kreuzer,1996)。

德國現代民主的歷史始於1848年革命，當時，在革命壓力面前，德國各州幾乎都顯著地擴大了羣衆的參政權(Blackburn,1998,Chapter3)。然而，制度性的限制大大削弱了這一民主化的效果。該政權以三階級投票制度爲特徵，起初爲容克地主階級所控制，隨後在19世紀70年代被“鐵與黑麥”的聯盟左右；議會不能任命大臣或討論外交政策，投票是口頭上的。雖然在1870年以後，所有25歲以上的成年男性都有投票權，但在鄉村地區，選舉卻由地主控制(Cosnell,1930;Goldstein,1983)。正如亞布拉姆(Abram,1995,p.10)所述，在這一時期，“德意志帝國在理論上是君主立憲制，然而在實際上卻由一個普魯士寡頭集團統治”。德國民主最後的出現1919年的魏瑪共和國——是對1918年8月西線德軍覆沒所引發的嚴重的社會動盪和革命的威脅的反應(參見：Gerschenkon,1943;Mommsen,1981)。

在瑞典，民主是經由一系列漸進的選舉權的普及過程纔來到的，從1866年建立一個由第一院和第二院組成的兩院制議會開始。在1909年，第一院實行了男性普選權；然而，真正的議會政府在1918年纔出現，當時保守黨和君主的政治權力都受到了限制——同樣，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和深重的經濟危機所帶來的非同尋常的動亂的結果(Verney,1957)。蒂爾頓(Tilton,1974)指出：

……(前兩個的改革法案)無不是在羣衆的強壓下通過的；1866年在進行最後投票時，民衆羣集在議院周圍，1909年改革是由一次大型的選舉權運動(和)一次示威罷工推動的。(p.567)

1909年改革以此前的罷工和遊行爲先導，雖然瑞典沒有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但俄國的革命和德國的局勢迫使它在民主權利上做出讓步。1917年，自由民主黨和社會民主黨組成了聯合政府並提出了完全的男性選舉權，但受到了保守黨佔上風的第二院的阻撓。科利爾(Collier,1999)解釋說：

只是在1918年的經濟危機及隨後的由社會民主黨領導的支持民主的工人遊行示威之後，改革法案才被通過了。確實，在1918年11月，工人抗議之強烈，使瑞典的保守黨和上層階級視之爲一場革命的威脅。(p.83)

在所有這些情況下，政治自由化和民主措施提出背後的推動力都是社會無秩序的威脅，最終是革命的威脅。戰爭和對社會秩序的其他衝擊加劇了無秩序狀態。

3.5.2 爲什麼是在19世紀?

到目前爲止，我們的方法解釋了民主的出現，但是，在歐洲背景下，它沒有回答爲什麼民主化的浪潮開始於19世紀的問題。民主是可行的政治制度集合的思想可回溯到古希臘和羅馬。在英國，至遲到17世紀，特別是內戰期間，民衆已持續要求普選權。本書在結尾處將對這一點提供一個可能的解釋，但即使在這一階段，考察一下現有的證據與我們已得出的比較靜力學是否一致，也是值得的。

在19世紀以前，被剝奪了公民權的社會階層都分散在鄉村，因此，我們也許會認爲革命的威脅沒那麼嚴峻，因爲把這一部分人組織起來是非常困難的。因而，更高水平的城市化和擴大了的工廠就業這兩者的結合，也許是19世紀的歐洲涌動起民主化浪潮的關鍵因素。19世紀初期，社會結構和經濟上的變革改變了政治權力的平衡，特別是使被剝奪了選舉權的民衆更容易行使事實政治權力(Thompon,1963;Tilly,1995;Tarrow,1998)。

在啓蒙運動、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發生的意識形態的變化，也起了作用，改變了人們對政府的適當性質和舊的政治秩序的合法性的看法。這一點無疑是正確的。

到此爲止，按照我們的方法，另一個可能的答案是19世紀以前不平等的程度非常有限。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在不平等程度很低的時候，革命就不是威脅，即便它是威脅，權貴也能用再分配的許諾避免革命的爆發。只有當不平等的程度充分高的時候，民主化才成爲必要。現存的關於19世紀不平等的有限數據與不平等直到民主化爲止一直在不斷增長的觀點是相符合的(然後，由於民主化後的再分配的作用，不平等程度開始下降)。這一文獻大部分都試圖發現在歷史上是否存在一條“庫茲涅茨曲線”,按照庫茲涅茨的猜想，不平等的程度隨着經濟的發展先上升後下降。

圖3.21基尼係數(英國)

關於19世紀收入不平等的數據不是十分可靠。圖3.21繪出了三種對英國基尼係數歷史演變的不同估計。經濟史學家之間的一個共識是：英國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19世紀70年代以後急劇下降。另一個共識是，在此之前的一個世紀內，不平等是上升的，儘管使用不同數據的不同學者認爲這一上升發生的時間各不相同。林德特和威廉森(LimdertandWilliamson,1982,1983)認爲這一上升發生在1800年之前(另見：LindertandWilliam-son,1985;Lindert,1986,2000a);威廉森認爲它發生在1800年和1870年之間。其他證據(例如，O'RourkeandWilliamson,2002)與威廉森(William-son,1985)是一致的。無論是何種情況，關於不平等的數據與不平等在1867年和第二改革法案之前的世紀是上升的說法顯然是一致的，它甚至可能在第一改革法案之前就已上升。證據還表明，在政治改革後，不平等程度大幅度下降。

其他國家的數據更少。莫里森(Morrisson,2000)考察了現有的證據，認爲德國、法國和瑞典都經歷了庫茲涅茨曲線。在德國，不平等在19世紀上升，大多數研究者都把不平等的頂點標在1900年左右。例如，庫茲涅茨(Kuznets,1963)發現，5%最富有人口的收入份額從1873～1880年的28%上升到了1891～1900年的32%,在1901～1910年間保持在32%,在1911～1913年下降到31%。丹克(Dumke,1991)發現同一收入份額在1880年爲28.4%,1900年上升爲32.6%,1913年降到30.6%。在魏瑪共和國時期，不平等程度迅速降低。克勞斯(Kraus,1981)認爲，到1926年爲止，5%最富有人口的收入份額已經下降了6.2%。總之，莫里森(Morrisson,2000)指出，德國的庫茲涅茨曲線在1900年達到頂點，然後趨於平緩，並在20世紀20年代開始下降。這一分期與1918～1919年主要的民主化進程非常一致。布爾吉農和莫里森(BourguignonandMorrison,2000)的數據準確地表明瞭這一模式。

關於法國，莫里森(Morrisson,2000)、莫里森和施納德(MorrisonandSynder,2000)指出，直到19世紀70年代，不平等一直是上升的，10%最富有人口的收入份額在最高時達到了50%左右。然而，在19世紀70年代，不平等的程度開始下降；1890年，10%最富有人口的收入份額下降到了45%,到1929年進一步下降到了36%。因此，法國1860～1877年的主要的政治改革，是在接近庫茲涅茨曲線頂點處出現的。關於法國的正統觀點，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派伊科迪(Piketty,2003)關於20世紀和派伊科迪、波斯塔爾一瓦伊內和羅森塔爾(Piketty,Postal-VinayandRosenthal,2003)關於19世紀的近期研究的質疑。利用稅收收入數據，這些作者發現，不平等在19世紀是單調上升的，僅在20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纔有所下降。

最後，索德伯格(Soderberg,1987,1991)指出，在瑞典，不平等的增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達到頂點，在20世紀20年代有所緩和或稍有下降，然後迅速下降。同樣，不平等的下降與公民權的擴展在時間上近似一致。

因此，總的來說，在英國、法國、德國和瑞典，庫茲涅茨曲線似乎都緊隨民主化達到頂點，這與本書提出的機制是一致的。

3.5.3拉丁美洲的經驗

來自拉丁美洲民主化經驗的證據也支持了革命和社會動盪的威脅非常重要的看法，並與有關不平等的比較靜力學大體一致。在第一章，討論了阿根廷的情況，社會衝突對薩恩斯·佩尼亞法律的通過是很重要的。在第二章，談到了布什納爾(Bushnell,1993)對20世紀30年代哥倫比亞民主化的看法。現在，讓我們更詳細地來看一些其他例子。

民主運動的歷史研究表明了社會衝突的重要作用。在委內瑞拉，長時期的考迪羅主義(caudillismo)和政治不穩定時期結束於1908～1935年間的胡安·維森特·戈麥斯的專制。他的軍人繼任者一直統治到1945年第一個現代民主政權的創立爲止。萊文(Levine,1973)對導致民主化的事件做了如下描述：

……在幾天的爭鬥之後，一個臨時革命政府建立了，其成員有四個是民主行動黨人，兩個軍官，還有一個無黨派的文官。接下來的三年把一種政黨體系引進了委內瑞拉，突然開始了大衆政治民主的實驗。(p.89)。

1948年，民主在一場政變中瓦解，但在1958年希門尼斯(PerezJimen-ez)將軍的政權在大規模的起義中倒臺時，民主又得以恢復。萊文(Levine,1989,p.256)指出，再民主化是對經濟危機後社會動盪的反應，他寫到：“地下政治力量，現在在愛國的軍政府中聯合起來，掀起了遊行示威和巷戰的浪潮。”

在中美洲，社會衝突和徹底革命的威脅是誘使政治精英同意實行民主的一個重要因素。例如，在危地馬拉，豪爾赫·烏比克(JorgeUbico)將軍長達13年的獨裁於1944年終結，被以費德里克·龐斯(FedericoPonce)將軍爲首的軍政府所取代。同年，龐斯被擁護民主情緒的高漲和學生造反趕下了臺。1945年，胡安·阿雷瓦洛(JuanArevalo)當選爲總統。1950年，雅各·阿本斯(JacoboArbenz)繼任，他於1954年被一場政變罷黜。在危地馬拉，再民主化遵循了同一模式，是對衝突爆發的直接反應。從1982年起，軍政府接受了漸進的再民主化：1985年，馬科·塞雷索(MarcoCerezo)當選；1990年，豪爾赫·塞爾拉諾(JorgeSerrano)繼任。這一過程一直持續到1993年塞爾拉諾預謀的政變受挫之後。雖然這些政權被軍人牢牢地控制着，但政治自由化起因於大規模的社會動盪(Trudeau,1993)。

在薩爾瓦多，除了沒有短暫的早期民主階段外(Baloyra,1982;Paige,

1997),情況是類似的。1932年馬坦薩(matanza)起義之後，咖啡寡頭壟斷集團將統治權讓給了軍人。1962年之後，民主選舉開始實行，但受到了軍人的嚴密控制，而且經常發生嚴重的欺詐行爲。在短暫的軍人執政的插曲之後，再民主化在1982年出現，但這一次是在大規模的內戰中發生的，這一內戰於1992年才宣告結束：1994年第一次選舉時，主要的左翼團體去拉本多·馬蒂民族解放陣線(FarabundoMartíParalaLiberaciónNacional,簡稱FMLN)爭得了權力。

也許更清楚的是，社會衝突，通常是階級和分配的衝突，一直是拉丁美洲的大多數民主瓦解和政變背後的推動力量。這是奧唐納爾(O'Donnell)影響深遠的著作的主題，斯蒂潘(Stepan,1985)對智利、烏拉圭、阿根廷和巴西軍事政變的分析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他寫道：

所有這四個國家的新權威主義都是在一種不斷加劇的社會衝突的氛圍中建立的。在每一個國家，資產者都爲新權威主義政權提供了階級基礎，他們的首要的政治行動就是爲了瓦解工人階級的組織而使用強制性的國家機器……(p.318)。

類似地，德雷克(Drake,1996)在分析勞動在阿根廷、巴西、烏拉圭、西班牙和葡萄牙專制中的作用時，指出：

大多數專制都產生於資本和工資之間的分配鬥爭……在專制出現之前，工人階級的戰鬥精神就已令財產所有者恐懼，財產所有者因此便廢除了自由民主。失去了利潤、權力和合法性的經濟精英被軍隊所挽救……這些右翼的、以軍隊爲基礎的政府，通過壓制更底層階級的要求來保護資本主義。他們愛私甚於愛公，對有錢人的關注超過了工人，對資本積累的青睞大於再分配，更喜歡等級而不是公平。(pp.3-4)

理解同一問題的另一種方式是考察政變如何影響不同財產的價值。例如，由於民主導致再分配和對富人資產(土地和資本)的徵稅，我們可以預料這些資產的價格將隨着民主而下降，在政變後上升。圖3.22是根據庫尤姆金、米勒和託科納爾(Couyoumdjian,MillarandTocornal,1992)數據繪製而成的，表示智利從1928年到1978年股票市場實際價值指數。從20世紀30年代起直到1973年政變，股票的實際價值持續下跌，在1970年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Allende)當選時達到最低點。作者將這一長期貶值歸因於政府對經濟干預的加強，他們評論說：

1930到1960年的時期對股票市場運行是少有的順利時期。它從結束於1932年的一場深重的蕭條開始……從那以後就開始了毫不含糊的衰敗過程，這一衰敗過程與國家對經濟越來越多的干預有關，這些干預直接或間接地束縛了自由企業。其發展受到了價格控制、稅負加重、高通貨膨脹和其他懷疑措施的限制……股票市場活動不過是減少的私營部門參與的反映。(p.309)

圖3.22智利實際股票市場指數

然後，富人持有的資產，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僅僅在5年之內就挽回了30年的損失。這些數據與強調分配衝突是政變動機的觀點是一致的。

科利爾(Collier,1999)近來強調了來自羣衆的社會壓力作爲大多數近期再民主化背後的推動力的重要作用，她指出：

在……秘魯、阿根廷和西班牙，大量的勞工抗議動搖了權威主義，爲民主選舉政府的建立開闢了道路。(p.114)

她進一步強調了勞工行動主義對誘發玻利維亞、烏拉圭和巴西民主過渡的重要作用。智利似乎是軍隊在沒有受到非常大的推動便撤出的例子，但即使在這一情況下，許多學者也強調了市民社會在20世紀80年代的再次出現。德雷克(Drake,1998)指出，皮諾切特接受公民投票結果結束軍政權的理由是：

可預見的維持專制的成本，也許還應包括大規模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無秩序、階級衝突、經濟混亂、左翼分子的激進化、嚴峻的蕭條，愈演愈烈的暴力。(p.89)

因此，多數證據符合這一觀點：在拉丁美洲，民主是由革命的威脅和被剝奪公民權的民衆的集體行動強加於政治權貴的。並且，民主一旦創立，權貴經常企圖併成功發動政變，奪回政權。

圖3.23基尼係數(阿根廷)

最後，接着歐洲的討論，再來評價一下拉丁美洲在收入分配上爲人所知的長期動向。遺憾的是，對於拉丁美洲的瞭解要比歐洲少得多。在圖3.23中，我們用卡爾沃、託雷和斯沃克伯格(Calvo,TorreandSzwarcberg,2001)的數據，繪出了自薩恩斯·佩尼亞法通過之後阿根廷的基尼係數。它表明，在20世紀，阿根廷的不平等程度沒有很大變化。儘管基本趨勢是平緩的，但波動仍很引人注目。1916年的民主化之後，不平等程度持續下降，直到1930年政變。在此之後，它趨於平坦，但隨着庇隆第一屆政府的當選，不平等程度便開始戲劇性地下降。1955年的政變導致不平等程度迅速上升，儘管1958年之後執政的局部民主政權使之有所緩解。例如，弗朗狄茲(Frondizi)試圖通過採用親工會政策來獲取庇隆主義者的投票。然而，1973年之後，庇隆第二屆政府實行的真正的民主化使不平等程度進一步下降，而1976年的政變則導致不平等的大幅度上升。其他證據支持了這一總的模式。例如，據估計，在阿根廷實行成人男性普選之時，工資在國民收入中所佔份額大約爲28%,在民主政治的最初十年間，上升到42%。民主一旦讓位給專制，工資的份額就開始下跌(Diaz-Alejandro,1970;Randall,1978,p.29)。類似地，在庇隆第一屆政府執政期間，工資在國民收入中所佔份額在幾年之間就增長了10%以上，但所有這些和更多的收益都在20世紀70年代的軍人執政期間喪失了(DitellaandDornbusch,1989)。這些運動與我們的框架是一致的。民主化將更貧窮的團體納入政體，因此導致了旨在有利於這些團體的政策。阿根廷的許多政變顯然是以推翻這樣的政策爲動機的。這些意圖和政治力量在收入分配的數據上有所顯示。民主往往促進平等，非民主常常助長不平等。這一點的一個例外是，自20世紀90年代起，在梅內姆任總統期間，傳統的庇隆主義的親勞工政策被廢除，不平等迅速增長。

對哥倫比亞來說，貝利和烏魯俠(BerryandUrrutia,1976)以及倫敦諾(Londono,1995)說明了在1938年和20世紀60年代中期之間不平等程度的增加以及此後直到1990年的單調下降。耐人尋味的是，1948～1958年這段時期是非民主。先是處於1948～1953年間馬里亞諾·奧斯皮納·佩雷斯和戈麥斯的權威主義、半民主的保守政權統治之下，當時，反對派的政治家被控制，國會被關閉。然後，直到1958年再次民主化爲止，是在軍隊的控制之下。

關於長期收入分配的其他事實可以從對實際工資和土地的實際租金之間關係的研究中推導出來(O'Rourke,TaylorandWilliamson,1996;Wil-liamson,1999;Bertola,2000;BertolaandWilliamson,2003)。這些數據表明，在多數拉丁美洲國家，從19世紀80年代左右開始直到大蕭條的時期，不平等是上升的。這些作者指出，這主要是由於這些土地豐裕的國家被作爲農產品出口國納入世界經濟的結果。耐人尋味的是，不平等的這一上升趨勢在諸如阿根廷和烏拉圭這些最大限度地參與國際貿易的國家特別明顯，而這些也是最先實行民主化的國家。

在拉丁美洲的經驗中，也有許多民主啓動了重要的再分配項目的例子。甚至在哥斯達黎加這樣一個有着相對平等主義歷史的國家，喬克(Chalker,1995,p.104)指出：“哥斯達黎加最引人注目的平均主義措施出現於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當時收入分配的集中程度被降低了。耐人尋味的是，這是民主政治的結果而不是其原因。”恩格爾曼、馬里斯科爾和索科洛夫(En-german,MariscalandSokoloff,1999))得出了更普遍的結論：如同在歐洲一樣，在拉丁美洲，民主化和教育發展之間有很深的歷史聯繫。

我們關於民主的出現、鞏固或瓦解的分析是建立在大量的、多多少少有些混亂的政治學和社會學文獻以及少量由經濟學家建立的使用正式數學模型的近期文獻的基礎之上的。在經濟學中有一句笑談：您說的每句話，在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中都有了。同樣道理，很難想象還能提出一種沒有以某種形式出現在文獻某處的關於民主化或民主鞏固的看法。例如，亨廷頓(Huntington,1991,pp.37—38)列出了推動民主的27個不同的因素，他聲稱，這些都已經被人們提出過了。然而，爲什麼還有人相信某一特定的因果主張，如將某一推定的原因與結果聯繫起來的因果機制，通常是不明確的?我們採用的分析方法的優勢是這些問題是非常清楚的。

關於我們在本書所探討問題的理論，至少要追溯到亞里士多德或柏拉圖時期，並且它已成爲自李普塞(Lipset,1959)和摩爾(Moore,1966)的研究以來許多學術工作的重心。在這一節中要說明我們的工作與現存文獻中主流的關係，並概述我們認爲是主要貢獻的部分。隨着本書的進展，詳細討論我們的發現與現有工作、特別是學術文獻中提出的理論和經驗的主張的關係。

受現代化理論的啓示，李普塞的著作是建立在人均收入和民主之間很強的經驗相關性的基礎之上的。他指出，社會現代化了，民主就出現了，現代化是一個與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工業的更大的重要性、更高的教育水平以及不斷增長的社會“複雜性”相聯繫的過程。摩爾(Moore,1966),通過強調三條“通向現代世界的道路”,在某種程度上質疑了這種對現代化毫不含糊的影響的關注。兩位學者都強調基本的社會經濟因素如何決定了民主在何時出現。摩爾的著作和魯埃伯特(Luebbert,1991)近年來的貢獻，將後來的政治體制和最初的社會條件(如階級結構和農業組織)以及資產階級的力量聯繫起來。例如，在摩爾的理論中，民主出現在農業已經商業化、不再以封建或半封建勞資關係爲特徵之時和資產階級力量強大之處。

在20世紀70年代，這些“結構性的”方法，遭到了許多政治學家尤其是魯斯托(Rustow,1970)、林茨和斯蒂潘(LinzandStepan,1978)以及林茨(Linz,1978)的抨擊，被認爲過於決定論和非政治論。這一批評還伴隨着焦點從民主化向民主瓦解的轉移這一變化。由林茨和斯蒂潘主持的比較項目在爲文獻重新定向方面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他們主張(LinzandStepan,1978;p.ix)“對政治瓦解過程的動力學進行系統的研究”。在他們看來，民主政權是否瓦解，不取決於社會經濟結構或條件，相反，它是贊成或反對民主的相關參與者所做出的特定選擇的結果(Linz,1978,p.4)。更具體地說，林茨(Linz,1978,p.50)主張，民主的瓦解是由於它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他指出，民主之所以瓦解是因爲民主政治家們解決政治問題的失敗。儘管李普塞的現代化討論確實沒有集中考察個人甚至團體做出的選擇，但摩爾(Moore,1966)的分析的確將選擇考慮在內——例如，資產階級是否與貴族聯合。然而，在他的分析中，對哪些因素決定這樣一種選擇是否出現，是不清楚的。

現代化理論也遭到了奧唐納爾(O'Donnell,1973)的抨擊。他認爲，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拉丁美洲民主的瓦解破壞了人們對收入一民主關係的信心，削弱了現代化促進民主化的思想的影響。他指出，軍事政變發生在拉丁美洲最富有的國家例如，阿根廷、烏拉圭和巴西。

20世紀80年代，緊跟當代事件的步伐，研究再次把焦點對準了民主化。由奧唐納爾、施密特和懷特海主持的“過渡”項目是影響最大的成果；他們的結論表述在奧唐納爾和施密特(O'DonnellandSchmitter,1986)的一部影響很大的著作中。他們沿用了林茨和斯蒂潘的許多方法論規定，認爲關於民主化的結構性的解釋是不充分的(1986,p.4)。奧唐納爾和施密特的著作提出了一個框架，用來澄清可能導致民主化的相關過程和參與其中的形形色色的行動者；例如，他們對一個權威主義體制中的“強硬路線者”和“溫和路線者”做了很有影響的區分。該書然後討論了在權威主義體制終結和民主創立之前的時期可能出現的各有關團體與各種形勢和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這一傳統下的所有研究往往都強調，民主是由幾乎不受環境束縛的個人的意志和決策創立的[迪·帕爾馬(diPalma,1990),或許是這種觀點最極端的版本]。該書本身並沒有真正對民主化何時出現提供解釋，雖然確實做了一些概括，最著名的是如下這一條：

我們認爲，任何一個過渡的開始都是權威主義體制內部重要分化的直接或間接的後果。這種分化主要是在界線不斷變動的強硬派和溫和派之間。(O'DonnellandSchmitter,1986,p.19)

這一關於過渡的文獻的最新形式和20世紀90年代大多數政治學研究的焦點都集中於民主的鞏固。林茨和斯蒂潘(LinzandStepan,1996)的著作是最重要的。這一文獻強調民主性質上的差異和由權威主義通向民主體制的不同道路的存在。在一篇早期的論文中，斯蒂潘(Stepan,1986)認爲從非民主體制向民主體制的過渡有十種可供選擇的道路。這一思想的核心是，民主所採取的形式決定於先前政體的性質。例如，林茨和斯蒂潘區分四種非民主體制：權威主義、極權主義、後極權主義和蘇丹式的(sultanistic)。在他們看來，出現的民主體制的類型通常依賴於先前存在的非民主體制的類型。例如，那些想要在極權主義地方創建鞏固民主體制的人所面臨的問題與在剛果(蘇丹式的)面臨的問題大相徑庭(LinzandStepan,1996,p.55)。

關於民主鞏固的文獻也出現了關於政治文化及其如何能成爲決定民主鞏固的一個重要因素的思想的復興(AlmondandVerba,1963;Diamond,1999)。

其他著作試圖將關於民主及其鞏固的結構方法和以行動者爲基礎的方法結合起來。亨廷頓(Huntington,1991)提出了影響民主化的因素的複雜網絡，他認爲，對不同的民主“浪潮”,這些因素是不一樣的。例如，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第一次浪潮，他強調現代化、城市化、中產階級的產生和不平等程度的下降(p.39)。在第二次浪潮中，他的重點轉移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和帝國的崩潰(p,40)。對第三次浪潮，亨廷頓列出了五個重要因素(pp.45—46):(1)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衝擊和80年代的國際債務危機所導致的經濟蕭條誘發了權威主義的合法性危機；(2)20世紀60年代經歷的收入增長和受教育機會的增多；(3)天主教教會態度的改變；(4)國際組織、美國和蘇聯的態度改變；(5)導致民主的傳播和國際性擴散的“滾雪球”效應和示範效應。亨廷頓關於收入水平對民主的影響的討論與李普塞的討論差別不大。他指出(p.106)第三次民主浪潮是由“更高的經濟福利水平的推動的，更高的經濟福利水平使更多的人識字、受教育，導致更高的城市化水平，產生了更龐大的中產階級，推動了支持民主的價值觀和態度的發展”。然而，“於民主有利的社會的、經濟的以及外部的條件的出現決不是產生民主的充分條件。一些政治領導人，不論其動機是什麼,不得不盼着民主的發生”(p.108)。

因此，這些結構上的條件是產生民主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亨廷頓對民主化過程的分析在許多方面都印證了奧唐納爾和施密特(O'DonnellandSchmitter,1986)的看法。他確定了體制內及其反對派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行動者，認爲當特定的團體強大時或特定的相互作用發生時，民主就出現了(pp.123—124,142)。亨廷頓沒有提供理論，他用這一討論對不同的情況做了分類，集中考察了民主化的三條道路。

與我們的工作比較接近的是達爾(Dahl,1971)的著作，他爲理解民主化的進程提出一個簡單的、吸引人的框架。他認爲關於民主化存在的基本問題是：

從當前在位的統治者的視角來看，這樣一個變革具有爆發衝突的新的可能性，因爲他們的目標(和他們自己)可能會被新加入的個人、團體或利益集團的代言人所取代。

在位者反對派的問題是在位者的問題的鏡像……

因此，政府和其反對者之間的衝突越激烈，雙方越可能努力破壞對方有效參與政策制定的機會……政府和其反對者之間的衝突越激烈，雙方互相容忍的成本越高。(pp.14—15)

達爾的民主化理論是，如果容忍反對派的成本降低，因此在位者準備給予他們選舉權，或鎮壓的成本太高的話，在位者就會實行民主化(Dahl,1971,pp.15—16)。然後，他提出了一系列關於可能影響這些成本、從而影響民主化可能性的因素的經驗性的主張。在機制方面，達爾強調當權力廣泛分佈於社會，出現了他所謂“多元的”秩序時，民主就出現了。社會變得多元化某種由收入的增長和工業化等因素誘發的狀態，鎮壓的成本變高了，與此同時，容忍的成本卻變低了。

與摩爾(Moore,1966)強調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不同，後來的一些重要的、雄心勃勃的作品特別是瑟爾伯恩(Therborn,1977)以及盧希梅爾、斯蒂芬斯和斯蒂芬斯(RueschemeyerStephensandStephens,1992)——注意了窮人和工人階級在民主化的進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在他們的理論中，窮人和工人階級是親民主的，當窮人和工人階級足夠強大的時候，就能迫使民主產生。權力關係由三組力量決定(p.5)。正如盧希梅爾、斯蒂芬斯、斯蒂芬斯和斯蒂芬斯所強調的那樣：

首先是在不同的階級和階級聯盟之間的權力平衡。這……是由其他兩種權力結構國家機器的結構、力量和自主性及其與市民社會的相互關係，還有跨國權力關係對階級力量的平衡和國家一社會關係的影響做補充的

在他們的理論中，民主化主要的推動力就是擴大了工人階級權力的資本主義的發展(p.58)。

另一部重要的著作是哈格德和考夫曼(HaggardandKaufman,1995),他們集中展示經濟危機對促進民主化的重要性，然後集中考察民主化、經濟政策改革和民主鞏固之間的相互作用。他們的著作表明危機和向民主的過渡之間的主要傳送機制是危機造就了對非民主政權的社會不滿。例如，在他們的個案研究中，

……越來越嚴重的經濟困難，鼓勵了私營部門內部的反對，推動了對更廣泛的社會和選舉運動的動員。(p.45)

他們還發現“直接行動運動”反體制抗議、總罷工和示威在權威主義的撤退中也有突出的表現。(p.63)

另一個關於民主化的理論方法來自有關國家制度起源的社會學文獻。這一理論主要是與蒂利(Tilly,1990)相聯繫的，近來由赫布斯特(Herbst,2000)應用於非洲。這一理論在國家形成過程中考察民主起源。國王需要資源，特別是稅收，來進行戰爭。爲了誘使權貴納稅，國王不得不做出讓步，其形式之一就是建立代議制度。在這一框架下，民主作爲國王和權貴之間的交易物出現，權貴納稅，國王給權貴代表權。在非洲，民主的缺失是其前、後殖民地國家形成的特定過程的結果，在這一過程中，政治權貴從來不需要對民衆讓步以交換進行戰爭所需要的稅收。

這一關於國家形成的研究激發了李恩(Lien,1985)、貝茨(Bates,1991)、羅格夫斯基(Rogowski,1998)和蒂利(Tilly,2004)對民主化的分析。這些學者聲稱，民主，更一般地說，代議制度的源頭，是權威主義統治者爲了提高稅收必須做出的讓步。稅收基礎的彈性越大，權威主義統治者擅自加稅的難度就越大，讓步(這裡指民主)的可能性也越大。因此，貝茨(Tilly,1991,p.25)指出，民主在一個農業社會中產生的可能性要比其在物質資本或人力資本佔主導的社會中產生的可能性小——因爲土地更易於徵稅。並且，他聲稱，如果權威主義統治者對民主的恐懼較小，他們會更願意堅持民主。他將這一點與他們在民主方面的經濟力量聯繫起來————如果先前的權貴有足夠的經濟實力，民主是不能傷害他們的，這或許是因爲向權貴徵稅會導致經濟的崩潰。與此類似，羅格夫斯基(Rogowski,1998)強調，民衆退出能力的影響導致了民主——一種發言權阻止了退出的情形。

最後，我們的工作是以強調政治制度如何能夠解決承諾問題的文獻爲基礎的。影響重大的論文是諾思和溫加斯特(NorthandWeingast,1989),這是溫加斯特(Weingast,1997,1998)一系列重要論文的主題。

本書表述的觀點建立在我們在阿塞莫格魯和羅賓遜(AcemogluandRobinson,2000a,b;2001,2002)提出的框架的基礎之上。在那些著述中，我們將體制過渡問題置於分配衝突的框架之中，提出了民主作爲權貴爲避免革命而做出的可信承諾的基本觀點，我們還得出了一些重要的比較靜力學結果———例如，在不平等和民主化之間的倒U形關係。我們的研究爲民主的創立和鞏固首次提供了系統的正式分析。

我們對這些問題的分析堅持了正式的政治經濟學的傳統；因此，我們尋找對複雜的社會現象的簡單的、統一的解釋。

通過前面的討論，我們應該已經清楚，這在某種程度上脫離了關於體制過渡的政治學文獻的主流。相反，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這一文獻一直堅持了林茨和斯蒂潘(LinzandStepan,1978,p.xi)的格言：“宏觀政治過程的歷史性排除了可應用於所有前代後世情況的……非歷史的社會科學模型的高度抽象的概括。”一些學者甚至對沒有分析體制過渡的理論框架這一點感到慶幸，奧唐納爾和施密特(O'DonnellandSchmitter,1986,p.3)談到；“不論是在這一漫長的集體奮鬥開始還是結束時，在這些卷中，我們都沒有一種要檢驗或應用於個案和各主題論文的理論。”他們繼續說，

如果我們曾有過建立一種關於這一過程的理論的魯莽，那它必須是對在結構上或行動上的參數不足以指導或預測結果時出現的“未決”社會變化和大規模變革問題進行更大量研究的一章。這樣一種理論必須包含偶然性和不可預知性、在信息不充分的條件下倉促做出的關鍵決策，面對不能解決的道德困境和意識形態混亂的行動者等等因素。

最有聲望的比較政治學期刊《世界政治》最近發表的一則對民主化文獻的綜述強調：

關於第三次浪潮的文獻提供了一些在民主化過程中起推動和阻礙作用的因素的一般命題。以下是最值得注意的：

1.民主的出現幾乎沒有什麼前提。

2.任何單一的因素都不是民主出現的充分或必要條件。3.一國民主的出現是多種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

4.民主出現的原因與促進其鞏固的原因不盡相同。

5.促進向民主的過渡和鞏固的原因組合因國家不同而不同。

6.一般來說，掀起一次民主化浪潮的原因組合不同於掀起其他浪潮的原因組合。(Shin,1994,p.151)

似乎“一般命題”就是沒有一般命題。我們的確贊成，從微觀細部考察，民主化是極其複雜的社會想象這一觀點。然而，任何社會學家想要了解的問題不都是如此嗎?要提出對社會世界的系統理解，必須通過簡化(再次應用奧卡姆剃刀)和抽象掉大量的細節才能取得進展。也許，在本書中，我們對強調哪些因素和忽略哪些因素做了錯誤的決定，但我們是對是錯，只能由我們理論的科學的和經驗的有用性來回答，而不能用對民主化這一現象何等複雜的先驗判斷來決定。

在我們看來，一個關於民主化的一般性命題是一個來自有微觀基礎的模型，關於什麼力量導致民主化問題的經驗主張。在我們的理論中，許多因素都會對這一點有影響，例如：團體間不平等、政治制度、經濟結構以及全球化的性質和範圍。我們的理論使我們能夠對其形式做出比較靜力學的預測：其他條件不變，不平等程度的降低會使一個高度不平等的社會更可能實行民主化。在一特定的、高度不平等的社會，如20世紀80年代的南非，不平等程度的下降也許會引起民主化。然而，這並不意味着，不平等程度的下降就是產生民主化的充分或必要條件。在另一個高度不平等的非民主社會我們也可以看到不平等程度的下降，但是，民主化並沒有出現，因爲降低民主化吸引力的其他條件也發生了變化(如全球化範圍的改變)。

儘管我們的方法難以與政治學中關於體制過渡的大部分主流研究相一致，但通過對該文獻的仔細閱讀，證明我們集中考察的分配衝突被所有作者認爲是理解民主化和政變的核心。例如，儘管奧唐納爾和施密特(O'DonnelandSchmitter,1986)強調過渡與權威主義體制的分裂是相伴隨的，但他們認識到權威主義體制僅在被迫自由化時纔會這樣做(pp.16—17)。在他們的結論中，奧唐納爾和施密特寫道：

提出一些概括性結論是可能的……首先，所有已知的向政治民主的過渡都觀察到了一個根本性的限制……資產階級的財產權利是不可侵犯的。(O'DonnelandSchmitter,1986,pp.68—69)

考慮到(p.52)“在我們的國家樣本中，多數權威主義體制都故意照顧資產階級的利益”,這一結論並不令人驚訝。在該著作的其他地方，他們也做出了與我們的方法高度一致的陳述。例如，他們指出，在民主化中(p.11),

“暴力的威脅，甚至屢屢發生的抗議、罷工和示威實際上一直都存在着”,這是我們分析方法的要素之一。引人注目的是，出現在林茨(Linz,1978)中的對民主瓦解的分析與這一基本觀點也是一致的(pp.14—15,20)。

然而，我們的框架確實是建立在該文獻各種主題的基礎之上的。我們理論的核心是類似於達爾(Dahl,1971)討論的那些消長，儘管我們把鎮壓和民主化之間的消長放在了更爲豐富的背景之下，在這種背景下，政治制度因其影響行動者的承諾能力的方式而具有了實際作用。摩爾(Moore,1966)的著作對我們的研究也有明確的啓迪，既有對本書標題的啓示，也有對在第一章概述的“民主化道路”的分類學的啓示。然而，我們關注的問題僅僅是他關注問題的一部分，因爲我們不詳盡研究革命，而且完全忽視法西斯主義如何產生的問題。我們的經濟學視點也與他的社會學視點不同，我們對方法論個人主義的強調意味着，我們提供了比他所提供的更明確的微觀基礎。一個明顯的例子是中產階級力量和民主之間的聯繫。我們提供了各種明確的機制，通過這些機制，中產階級的力量能夠影響民主對不同行動者的成本和收益，從而影響民主被創立的可能性。

我們的著作與瑟爾伯恩(Therborn,1997)以及盧希梅爾、斯蒂芬斯和斯蒂芬斯(Rueschemeyer,Stephens,andStephens,1992)這些學者的著作也有一種類似的關係。儘管有許多共同的主題，但還是有很大的不同，因爲我們更明確地提出了把各種因素與民主的出現和鞏固聯繫起來的機制。瑟爾伯恩以及盧希梅爾、斯蒂芬斯和斯蒂芬斯將民主化視爲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他們比李普塞更強調該發展對階級力量平衡的影響，但他們的解釋是以同樣的經驗事實爲基礎的。然而，他們也未能提供資本主義的發展如何導致民主的機制。在我們的方法中，儘管資本主義的發展也許會使窮人的力量增強以向非民主發起挑戰，但它並不一定導致民主。例如：如果這一發展能使民衆對權貴造成永久的威脅，那麼權貴就能夠通過可信的再分配來避免民主化。或者，如果資本主義的發展大大提高了不平等的程度而未使鎮壓的成本上升，那麼它會鼓勵權貴使用鎮壓而不是實行民主化。在我們的方法中，正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對民衆力量的影響和對權貴在鎮壓和讓步之間的權衡的影響決定了民主的命運。並且，我們的分析表明，資本積累本身也許不足以誘發民主。相反，導致民主化的是社會資產結構的變化(這種變化也許對改變民主對權貴的成本和收益是至關重要的)。

這些思想指向了我們論著的一個原創的且非常重要的方面。其他作者都未曾把民主化問題放在一個民主化、其他類型的讓步和鎮壓之間的消長可以被評價的背景之下。正如第二章所表明的那樣，我們發現，僅僅表示窮人渴望民主，一旦他們擁有了更多的權力就會得到民主的模型太過於簡單了。並且，這樣的一種理論沒有賦予政治制度任何真正的作用這無疑是解釋民主爲什麼產生以及何時產生的關鍵步驟。

與此最密切的一點是最初由奧唐納爾和施密特(O'DonnellandSchmit-ter,1986)對自由化和民主化所作的區分。在他們的圖式中，自由化過程總是先於民主化發生。所謂自由化，他們(p.7)是指用“制定有效的特定權利，既保護個人也保護社會團體，使之免受國家或第三方專斷或非法行爲侵害。在個人層次上，這些保障包括自由主義的經典要素：人身保護權；私人住宅和信件的神聖不可侵犯性；根據預先制定的法律在公平審判中得到辯護的權利；運動、演講自由，等等”。由於這樣的自由化措施是爲民衆所重視的，它們構成了我們在這裡已研究過的讓步的一種類型(儘管它顯然不是在貨幣性的讓步)。重要的是，奧唐納爾和施密特強調說：

……自由化和民主化不是同義語，儘管它們在歷史上關係一直很密切……沒有在民主化下制度化了的對大衆和多數選民的責任，自由化也許很容易爲了執政者的方便被操縱和撤銷。(1986,p.9)

摩爾(Moore,1966)、瑟爾伯恩(Therborn,1977)以及盧希梅爾、斯蒂芬斯和斯蒂芬斯(Rueschemeyer,Stephens,andStephens,1992)的研究也是有問題的，因爲他們假定政治衝突總是發生在階級之間。然而，有大量證據表明，我們需要一個更有意義的概念框架，爲關於民主的研究提供一個令人滿意的一般性方法。我們提出的框架適用於遠爲更加普遍的案例。

自摩爾(Moore,1966)和達爾(Dahl,1977)以來的一個悠久的傳統強調，民主在農業社會中不是可行的。盧希梅爾、斯蒂芬斯和斯蒂芬斯(Ruesche-meyer,Stephens,andStephens,1992,p.8)是這樣解釋這一原因的：“依賴大量廉價勞動力供給的地主階級是最持之以恆地反對民主的力量。民主化造成了喪失其勞動力供給的可能。”儘管這一機制看似有理，但是拉丁美洲的證據也與土地利益集團之所以反對民主，是因爲他們預料會失去土地的觀點一致。我們更集中地強調這一思想，同時也強調與此有關的政變成本如何受資產結構影響的思想。

我們強調這一事實，即：民主是在面對一個社會所固有的潛在衝突時被承認的(Therborn,1977;Rueschemeyer,StephensandStephens,1992)。對歷史文獻的閱讀使我們意識到科利爾(Collier,1999)稱之爲“權貴工程”(政治權貴在沒有外部壓力的條件下出於其他原因創建民主)的民主化類型，是過於罕見的事件，不能成爲任何有用概括的基礎。我們還認爲，證據與民主是可能由外部威脅引起的國家形成和財政基礎擴展的副產品這一觀點，也不一致。

與此相反，經常與奧唐納爾和施密特(O'DonnellandSchmitter,1986)相聯繫的權貴工程方法，淡化了外部社會壓力對引起民主化的作用，相反，卻強調了佔統治地位的權威主義政權內部的衝突。奧唐納爾和施密特的權貴分化是這一衝突的一部分，而且不可否認地發生於許多民主化之中。科利爾對這一術語的使用更爲寬泛，因爲她還試圖用這一術語描述在19世紀發生的一些民主化：一些新生政黨爲了提高對其支持率的目的而擴大了投票權(1867年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通兩人關於第二次改革法案競爭是其經典例子)。

我們的基本觀點是權貴的分化是權貴多樣性的一種表現，但這種分化首先是由被剝奪公民權的民衆向現存的制度發起挑戰而引起的。這一挑戰和權貴內部的多樣性一起導致了對民主的不同態度。我們相信這種觀點與奧唐納爾和施密特的原意及作爲其分析基礎的案例研究的證據是一致的。哈格德和考夫曼(HaggardandKaufman,1995)也承認權威主義精英內部的分化也許很重要，但也指出這些分化也許是由危機觸發的(pp.31—32)。就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通的例子而言，如我們在第八章要說明的那樣，我們認爲對事件的這種解釋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

從最近民主鞏固方面的文獻來看，我們的工作集中於一組範圍更窄的問題。引人注目的是，在林茨和斯蒂潘(LinzandStepan,1996)中，他們認爲，路徑依賴存在於每一次民主化之中，之所以如此，原因是非民主殘餘影響創造不同的鞏固要件(如法治或非世襲的官僚機構)的難度。由於我們關注的是熊彼特的民主定義，這些不在我們研究的範圍之內。儘管這些問題很耐人尋味，但它們不屬於本書要解決問題的範圍。對我們的方法具有核心意義的是，在民主中，權力的分配取決於許多因素，包括政治制度的結構。一旦這些因素髮生了變化，民主的結果也會改變。

因爲我們的方法是博弈論的方法，所以顯而易見的是，我們以嘗試使用這樣一種方法的文獻爲基礎。我們從普熱沃斯基(Przeworski,1991)勾畫的簡單的民主化博弈開始，他用這些博弈來說明奧唐納爾和施密特(O’DonnellandSchmitter,1986)得出的一些結論。一些學者，如蓋茨和休姆斯(GatesandHumes,1997)、克雷森齊(Crescenzi,1999)和薩特(Sutter,2000)進一步發展了他的方法。其他學者也將簡單的博弈，特別是囚徒困境，作爲在爆發政變(Cohen,1994)或民主化(Colomer,2000)時所發生事情的隱喻。

我們對參與創建和破壞民主的行動者的經濟動機的強調，也是幾部新近的重要著作所共有的，如普熱沃斯基(Przeworski,1991)、哈格德和考夫曼(HaggardandKaufman,1995)。哈格德和考夫曼的方法是

我們假定，政治精英動員政治支持或反對的機會將取決於經濟政策或經濟成效影響不同社會團體的收入的方式。不論在何處，不論是總量的經濟成效還是政策的分配結果，對政治都是至關重要的，它們既影響着在位者也影響着反對者的機會。(pp.6—7)

然而，到目前爲止，政治學家建立的博弈性模型大多都是簡化的形式，其生成的可檢驗預測，即使有，也寥寥無幾，也未能闡明其作用的因果機制。

所謂簡化的形式，我們是指對不同參與者(如來自民主或專制的)的支付是用數字或用如x或y這樣的變量來表示的。然後，如果我從民主中得到的是2,從專制中得到的是3,那我就偏好專制；用另一種方式來說，如果x是我從民主中得到的支付，y是從專制中得到的支付，且x>y,那我就偏好民主。這樣的模型沒有揭示出爲什麼某一特定的個人或團體偏好他所偏好的政體，也不能讓人們導出關於出現不同結果的條件的可檢驗的預測。更大的問題是，按照奧唐納爾和施密特(O'DonnellandSchmitter,1986)的做法，他們用個人偏好的行動來定義個人的偏好。因此，如果一個行動者偏好專制，他就被定義爲一個強硬路線者。亨廷頓(Huntington,1991)在使用這些思想時出現了同樣的問題。如同奧唐納爾和施密特一樣，他沒有解釋爲什麼有些國家會出現某些相互作用，而其他國家卻沒有，他也沒有解釋爲什麼在有些國家中支持民主的行動者力量很強，而在其他國家卻很弱。並且，這種

方法也沒有從根本上真正解釋人們爲什麼支持或反對某一特定類型的政治體制。在理想的情況下，個人對體制結果的偏好，應該來自更根本性的對收入或其他事物的偏好，以及特定體制對這些更根本性的偏好的影響。

可能是因爲對簡化形式模型的依賴，這一博弈論文獻同樣採用了最先由林茨和斯蒂潘於20世紀70年代提倡的結構的方法和政治的方法的二分法來解釋體制過渡。例如，克洛默(Colomer,2000)在題爲“關於政治變革的結構方法和策略方法”的一章中，指出：

在關於體制變革和向民主過渡的文獻中，我們能夠區分兩種基本的分析方法。一種強調民主的結構的、社會經濟的或文化的前提……另一種方法將政治體制視爲策略性的變化過程的結果。在此，起主要作用的是行動者的選擇和相互影響。(p.133)這樣一種二分法的存在似乎爲政治學家所普遍接受，希恩(Shin,1994)指出：

……在一個國家中，一個可行的民主的建立不再被視爲是更高水平的現代化的產物，不再由財富、資產階級的結構、兼容的文化價值觀和對外部行動者的經濟獨立性來說明。相反，它更多地被視爲政治精英之間策略性的相互影響和安排，在各種民主憲法、選舉和政黨體系之間的自覺選擇的產物。(pp.138—139)

我們建立的框架是博弈論的，個人和團體基於個人動機和動力策略性地行動。然而，個人在社會經濟體系中發揮作用，這些社會經濟體系既限制他們的行動也制約他們的動力。事實上，根本就不存在結構的和策略的方法的二分法——它們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我們的方法以更爲豐富的政治一經濟模型爲基礎，從這一模型中能得到有關民主發生的經驗性預測。我們把個人的偏好視爲既定，但允許人們在其收入、財富、持有財富的形式或選擇上有所不同。從這些基本因素，我們導出個人對體制類型的偏好。因此，如果權貴中的一員是一個強硬路線者，那是因爲我們能夠說明，考慮到他的偏好、稟賦和機會，“強硬路線”行爲對他是最優的。我們不以人的行爲來定義人。

儘管我們知道再沒有其他的作品和我們的研究範圍一樣，但近期其他一些關於民主化的正式模型對我們的研究結果做了補充。關係最爲密切的是羅森道夫(Rosendorff,2001)的研究，他建立了一個模型來論證在南非之所以出現民主化，是因爲不平等程度的下降使得民主對白人的威脅下降了。這一思想顯然與我們方法的構成要素有關。博伊克斯(Boix,2003)在其近期著作中提出了一個簡單的靜態形式的民主化模型，這取自我們的論文(2000)並和達爾(Dahl,1971)勾畫的模型相近，博伊克斯把它應用於民主化的歷史案例，特別是瑞士和美國的案例。因爲他使用了我們在已出版的文章中提出的框架，因此它也提出了一些我們在本書中分析的比較靜力學。例如，博伊克斯仔細討論了關於貿易、退出和經濟結構如何影響分配政治從而影響民主化的觀點。埃爾曼和萬徹康(EllmanandWantchekon,2000)的研究也與我們對政變的分析有關；他們說明了政變的威脅如何影響政黨在選舉中提供的政策。這是第七章分析的一個組成部分。其他如馮和扎克(FengandZak,1999)、賈斯特曼和格拉德斯坦(JustmanandGradstein,1999)、康利和特米密(ConleyandTemimi,2001)的論文提供了不同的關於民主化的正式模型。政治經濟學文獻的另一個分支——既包括基塞爾和巴澤爾(KiserandBarzel,1991)和巴澤爾(Barzel,2001)的非正式的著作，也包括格林(Green,1993)、溫加斯特(Weingast,1997)、格拉德斯坦(Gradstein,2002)、布宜諾·德·邁斯基塔、莫羅、斯爾文森和史密斯(BuenodeMesquita,Morrow,SiversonandSmith,2003)以及利茲則利和皮爾斯克(LizzeriandPersico,2004)的理論模型建立在這樣一種觀點的基礎之上，即民主是政治精英自願承認的，因爲它解決了某種市場失靈或契約的不完全性。例如，格林(Green,1993)指出，立法制度的建立是一種統治者可信地發佈信息的方式。另一項研究儘管在細節上有所不同，但也是以這樣一種觀點爲基礎，即統治者面臨着嚴峻的承諾問題，因爲他們不能用第三方去實施他們的契約。因此，創建民主因此可以是帕累託改進，因爲統治者通過讓渡權力，能夠獲得民衆的信任。

埃茲(Ades,1995)、埃茲和維迪爾(AdesandVerdier,1996)、布爾吉農和維迪爾(BourguignonandVerdier,2000)提出了關於民主化的另一種正式方法。這些論文假定只有富有的民衆才能投票，他們研究的問題是，對某一固定的財富閾值，收入分配的變化和經濟發展如何影響公民權的範圍，從而影響均衡政策。另一種方法是由狄齊和維蒂尼(TicchiandVindigni,2003a)提出的，他們分析一種各國都捲入了國家間戰爭的模型，政治精英爲了讓民衆有更大的作戰動力而實行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