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嘉：房地產稅有助於打造服務型政府
時下，房地產稅“落地”成爲熱議話題之一。一方面，這反映了我國民衆個人財產從少到多，由計劃經濟時期到市場經濟時代的變遷；另一方面，構建公民納稅和政府服務的自主意識和良性循環，迫切需要個稅、房地產稅等作爲直接稅的財產稅工具介入，是社會現代化的縮影。
不過，除個稅爲“就業單位代繳”外，由於我國沒有對個人徵稅的傳統，稅務部門習慣了企業在系統裡直報。可是，推出房地產稅涉及民衆的民生和私產，能否最大程度地保障公平，特別是如何使那些避稅能力強、擁有房產多的富人有效納稅，是個大問題。
首先，我國要修改相關法律法規，將自然人納入繳稅規範，探索信用懲戒、銀行扣款等確保徵稅效率。美國個人信用體系相當成熟，欠稅滯納金很高，信用約束很強，但每年仍有超過120億美元的房地產稅拖欠。
其次，爲建立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服務的數據和技術工具要到位，以使房屋有可信賴的價值評估體系。
再次，是爭議處理。房產評估是否公允？怎麼解決爭議？在法人單位納稅時代，這些問題是不存在的。作爲最大宗的消費品和資本品，哪怕一個百分點的稅基變動，也是不菲的數目。如何解決可能出現的海量爭議和投訴，這就要求不僅評估技術和評估過程要可信賴，還要建立法律保障下的爭議處理機制。
最後，綜合考慮國內國外的情況，從規模上看，房地產稅也很難代替土地出讓金和房地產市場現有各種稅費。目前包括土地出讓金在內的房地產綜合稅費貢獻，仍是地方政府主要收入來源。
如果此前社會各界對“是不是要徵收房地產稅”還有疑問的話，那麼，從兩會期間傳遞出的信息來看，房地產稅“落地”的路徑正逐步明晰。那就是，按照中央決策部署，目前有關方面正在抓緊起草和完善房地產稅法律草案。房地產稅總體思路就是立法先行、充分授權、分步推進。按照這個總體思路，目前正在設計、完善，並進行論證和聽取意見。
目前，我國收入不平等主要是財產收入上的不平等，而非工資收入上的不平等。國際上普遍存在的調節個人收入差距的“四大利器”：個人所得稅、資本利得稅、遺產稅和不動產稅，在我國還有待完善。對主要由資產增值帶來的收入差距，無論從財富社會性和包容性，還是從經濟可持續增長看，都需要理性地通過稅收加以調節。在定位上，房地產稅首先是“調節稅”，然後纔是“收入稅”。
在一些已實施房地產稅的國家，對低收入者、孤寡家庭等都有稅收優惠，還通過評估價打折（美國有些州打三到四折）、在房價上漲時降低稅率（美國有些州稅率低至0.2%）、將房地產稅支出佔居民收入比例控制在一定水平（美日都要求控制在3%至5%）等辦法，使房地產稅對普通居民家庭沒有太大影響。就我國而言，首套房一定面積免徵房地產稅是大概率事件。因此，只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量力而行地改善自己的住房需求，而非靠“炒房”致富，推出房地產稅不會影響到普通居民家庭的正常生活。
基於央地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房地產稅這部分收入和支出將更規範，以滿足民生和公共服務爲訴求。那麼，推出房地產稅，制度變革的意義遠甚地方財源轉換。
從國際經驗看，房地產稅有明確的用途限制（如50%用於學區建設，其餘搞治安、修路架橋等，不能用於償債和轉移支付，在年底稅票上列出明細等），把完善的公共服務外溢爲房價上漲，使業主普遍受益。城市管理者要做的是，讓更多人到本地經商、就業、買房，這樣稅收自然就來了，這就是公共財政支持下的服務型政府的運作路徑。我國徵收賦予收入調節功能的房地產稅，並非簡單地增加個人稅負，而是調節住房資源分配、增加公共服務供給、實現包容和可持續增長的題中應有之意。與個稅改革（提高起徵點、增加抵扣項）結合來看，完全貫徹了“有增有減”、結構性減稅、總稅負不增加的思路，對服務型政府的長遠改革而言，意義非常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