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十四五期間中國經濟最重要的不是速度而是調整，隨時應對各種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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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稻葵（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創始院長，本站研究局專欄作家）
新型全球化的動力來自於中國
“十三五”始料未及的挑戰是，從2018年4月份開始的中美貿易摩擦以及2020年的新冠疫情，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給“十三五”規劃的執行帶來了困難，比如一些單純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收入指標增長受到阻礙。儘管如此，“十三五”的目標基本完成，主要體現在經濟效益、環境、精準扶貧方面。雖然從數字上看沒有當初想象得那麼完美，但如果考慮到兩大意想不到的困難，是非常不容易的。
“十四五”期間最大的挑戰和不確定性是外部環境持續變化。新冠肺炎疫情來臨以後，使得原來以爲可能需要15到20年才能發生的一些變化提前出現了，未來這幾年還會持續加快，具體說來即全球範圍內的“逆全球化”浪潮很可能會在“十四五”期間有所演變，還會不斷高漲。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使得各個國家（尤其是主要發達國家）國內矛盾激化，對全球化的需求度在下降。另外新冠疫情也使得很多國家的注意力轉向了保證本國的生產體系和供應鏈完整性上，他們擔心全球化會影響到他們自己的經濟社會安全，不可避免地在疫情過去之後會有一股產業鏈重新佈局的浪潮，這會帶來對中國的衝擊。
“十四五”期間，世界的政治、經濟、社會格局一定會風雲激盪地演變，對於中國經濟的影響不可小覷，所以國家提出要構建“雙循環”的新格局，一個重要考慮基於此。
當然全球化仍然是世界的大趨勢，隨着科技的發展、通訊技術、運輸交通體系的改進，全世界的經濟活動會進一步一體化。居民有條件、有意願到其它國家走一走、看一看，其它國家生產的產品，居民都願意嘗試，全球化是人類發展的大趨勢，也是由技術進步推動的，這是我們應該堅定不移看到的全球浩浩蕩蕩的大趨勢。
但當前全球化趨勢碰到了小逆流，所以“十四五”期間的全球化可能是一種新型全球化。具體來說“十四五”期間的全球化可能是以中國爲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呼籲、推動、維繫的全球化，而不僅僅是由美國爲首的發達國家維繫推動。全球化的動力可能來自中國，而中國對經濟全球化的領導力部分是來自於中國的進口大市場，如進博會。中國以進博會作爲抓手告訴全球，中國是大市場，你們來中國賣東西吧，中國願意買你們的東西。同時外商來中國賣東西，自然會想到中國是生產基地，也會想到讓部分產品來到中國生產。新型全球化的趨勢是以中國巨大的消費市場吸引國外的投資者和其它生產要素，用中國開放的市場來維繫和推動新型全球化。
美國並非鐵板一塊，中美關係將變得務實
美國並不是鐵板一塊，美國很多企業比如高科技企業、很多地區比如加州，還有美國東海岸研究生命科學的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他們都希望全球化，希望跟中國繼續保持合作。當然美國一些保守的政治領導人擔心美國的優勢會在與中國打交道的過程中逐步喪失，他們可能主張進一步跟中國貿易摩擦。所以美國不是鐵板一塊，美國處於舉棋不定、內部不斷爭論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不能簡單把美國當成一個整體，相反，中國應該積極努力去爭取美國那些想在中國繼續投資、繼續交往、繼續做貿易的進步主義集團、企業，通過團結他們去反對美國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政客。
總體來講，這次大選落定中國和美國反而能夠比較冷靜、比較客觀、相對友好地討論彼此的利益分歧，協商如何解決這些利益分歧，如何保證中美之間正常經濟、貿易、文化、科技、人文交流的重要契機。
拜登的執政團隊比特朗普的團隊更有經驗，因爲他們都是傳統體制內的精英，這部分人和中國政策界溝通的渠道、溝通的方式、人員熟悉程度都遠遠好過特朗普團隊；而且拜登的執政團隊懂得怎樣和中國彼此尊重，特朗普的執政團隊對中國尊重不夠，特朗普本人也用一種非常武斷、粗暴、無理的公開方式來羞辱中國政府和中國百姓、中國企業，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
拜登是傳統的華盛頓政界人士，中國有經驗和這些人士打交道，他們也懂得怎樣跟中國在相對平和、彼此尊重的基礎上進行磋商。所以中美很多分歧會擺在桌面上，在適當的場合彼此協商，這是拜登上臺對中國的重要契機。
另外，拜登上臺會比特朗普上臺讓美國更加相對穩定。特朗普是個極端主義者，不按政治規律做事情；是分裂主義者，是混亂的製造者，使得美國相對分裂。拜登作爲一個職業政治家，他的首要任務是要美國社會重拾和諧，重獲共識。一個穩定、自信的美國是我們願意看到的，是容易打交道的美國，而一個狂躁不安的、分裂的、不自信的美國是最可怕的美國。就好像和理性、冷靜的人打交道比和一個瘋狂的人打交道容易多了。
拜登上臺，逆全球化的趨勢會有所好轉，因爲拜登這部分政治家懂得怎樣跟美國社會的關鍵羣體溝通，包括企業界、包括工會，他們有傳統的、暢通的政治溝通渠道，全球化對於美國而言無非是“分贓不均”的問題，全球化對美國有益，但這個好處如何在美國內部均勻分配，這一條特朗普不想管、也做不到，傳統的政治家比特朗普更有經驗，能夠順應形勢，讓全球化的好處在美國社會內部相對分得清楚一點。
在我看來“十四五”是非常特殊的一個時期，是開啓第二個“百年新徵程”起點的第一個五年。我認爲“十四五”的戰略性總目標是調整好中國經濟發展的狀態，如果中國經濟是一架飛機，“十四五”期間要調整好飛行姿態，爲第二個百年奮鬥打好基礎。“十四五”期間也是國際局勢不斷動盪的五年，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未來五年很可能會加快轉變，疫情之後各國都要調整，中國的任務是調整，而不是簡單追求高增長髮展速度，國家已經佈局了調整的重要方向和重要維度即構建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
“飛行姿態”相當於飛機在隨機爬高過程中，到一定高度時要調整姿態進入到一個新的飛行姿態。中國要從過去大程度上依賴外循環、依賴國際市場、依賴國際技術，轉到相對而言內外比較平衡的新發展格局。“飛行姿態”是指把國內的發展基礎打好，要有比較穩定、比較安全、相對可控的生產體系，自己掌握核心技術，同時中國的市場需求能夠逐步釋放出來，從而不用特別依賴國外市場。
未來五年發展的重點第一是通過新型城鎮化來提升百姓的收入水平，增加收入要通過兩個辦法：一方面是城鎮化，另一方面是通過精準扶貧後的新農村建設和解決相對貧困問題的各種政策。
第二，一方面要培育一部分國內市場。比如養老市場、比如大健康市場、比如廣義的教育培訓市場；另一方面在覈心技術上要有一定突破，產業鏈要有完備性。
第三方面是環境生態建設、節能減排等方面打好基礎，到2030年中國的碳排放要封頂。所以未來五年要突破一些重大技術，比如很多燃油車要逐步轉爲用電，上游發電的源頭也要大力發展，從過去主要燒煤逐步轉爲可再生能源或核能；還有涉及民生的教育、養老等方面，希望居民生活得更加平和，減輕爲了孩子上學、週末補課的焦慮，要解決居民的一些痛點和堵點。
未來五年第一大風險來自國際。以美國爲代表的發達國家當前的國內矛盾達到了一個新高度，可能是過去五十年以來少有的，這種情況下這些國家尤其是美國可能針對中國亂出牌。
國際風險相關的是中國經濟規模越來越大，能源和原材料的對外依賴度也越來越高，技術的依賴度越來越高。因此中國要防範一些敵對國家、不友好國家在這些問題上做文章，能源運輸、能源供給，尤其是石油、天然氣供給方面要時刻有風險意識。
國內風險有兩個。一個風險是金融體系，金融體系長期以來是中國經濟的一個風險點。中國有世界上最高、存量最大的流動性，中國的現金加存款高達26萬億美元，是GDP的兩倍，長期蘊涵潛在的風險。其它國家比如美國，他們的金融資產主要是債券、固定收益和流動性不太強的資產。
未來五年希望通過一些改革舉措把這些流動性非常高的金融資產轉換成相對穩定的、流動性低一點的資產，比如債券、股市、股權類投資。舉個例子，如果居民手裡有100萬銀行存款或理財，這個錢今天可以買理財，明天可以買股票，後天可以買債券，大後天可以買房子，流動性太強使得經濟經常不穩定。可能會突然出現房子漲價、股票猛漲、汽車過熱等不穩定情況；比如100萬存款有一部分長期買了股票或基金，有一部分買了保險，還有一部分買了債券，債券、股票等不像現金存款容易變現，就會相對穩定。要從流動性過高轉向流動性不那麼強的金融資產。
“十四五”期間金融資產的結構要調整，資產這一方從高流動性轉向流動性較低，從投資去向來講從現在的主要靠貸款逐步轉向主要靠債權或股權融資。
同時金融風險方面跨境資本流動也是一個風險，因爲中國經濟的流動性很強，這部分資金有時會隨着風吹草動而蠢蠢欲動，想出國，可能會引發匯率、外匯儲備等風險。
疫情在世界範圍內有所反彈，但歐美國家的金融市場的波動不大，主要是因爲流動性比較寬鬆，西方國家現在的金融和實體經濟是分道揚鑣的剪刀型關係，各唱各的戲。
疫情期間通過QE救經濟的做法我認爲是有必要的，但光靠貨幣政策的擴張是不夠的，還需要普及一定的財政政策；光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也不夠，還需要一些具體的真正幫助到窮人的就業政策，比如開啓一些公共投資項目，員工可以在生產過程中戴口罩，疫情的影響並不是很大，它不像服務政策。西方的政策應該是全方位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公共投資政策三管齊下，現在主要是貨幣政策起作用，他們的工作沒到位。
第二個風險是中國的經濟在運行過程中也會出現一些局部波動，比如某些地區可能發展動力不足，區域不平衡引發的債務問題也會波及中國的經濟。
比如東北一帶經濟發展相對放緩，可能會引發一些企業的流出，地產價格下降。跟地產相關的一些債務可能會違約，相關企業可能會債務重組，就會引發局部的波動。
應該未雨綢繆，事先在這些地方做好債務安排，給予一些特殊政策，幫助本地確實有發展潛力的企業穩定發展，也要對債務太高、經濟財務水平下降太多的地方提前預警，財政給予幫助。
國際風險是國際上一些國家針對中國的挑釁政策，還有中國的能源供給。國內風險是金融以及區域不平衡帶來的波動。
十四五要下功夫調整消費不足
疫情提醒了中國幾點：
1、中國要有全社會化的風險防範機制。在未來一段時間要不斷建立風險防範機制，可以具體量化爲：比如各種重要的戰略物資如帳篷、醫療設備、醫療供給設備一定要在不同地區存放。疫情提醒中國要建立起這樣一個體系。
2、中國的醫療體制要進一步改革，要進一步提升醫療體制的公益化水平，現在很多醫療過於追求經濟效益，這存在問題。需要提升中國的公益化水平，醫療健康方面國家投入需要上升。
3、疫情提示中國經濟要有一定的自我循環能力，疫情來臨後很多國際交往、國際貿易停頓了，因此中國要有一定的供給能力，疫情對中國供應鏈的自主性提出了要求。
目前中國經濟總體上恢復得非常好，已經恢復了90%以上。經濟活動的強度非常高，比如會議、研討活動等都報復性上升，要把一年浪費的時間找回來，這是很喜人的。2021年如果不發生重大意外，中國經濟會恢復得不錯，能夠達到7%以上的增長。2021年的增長是建立在2020年的低基數之上，很多活動必須要恢復，很多計劃要完成。主要問題是疫情是否會再肆虐一遍，這具有不確定性，但中國已經有了較科學的應對疫情的辦法，疫苗也在研究發展之中。
產品的消費基本恢復了，有些方面消費不足，一方面是疫情影響，主要體現在旅遊業消費不足上，這需要中國在“十四五”期間下功夫調整。要解決居民消費不足的問題根本上要提升居民的收入預期，沒有收入預期他們不敢消費，這是問題的重中之重。提高居民的收入預期，要有實打實的改革辦法，最重要的是加快城鎮化，給外來工戶口，在城裡蓋經濟適用房，把老家的地週轉起來能夠賣掉，讓外來工的資產轉起來。很多人在老家有地，賣不掉，進城打工又沒有戶口，住不下來。如果兩頭都不沾，就會出現問題。
我之前有一個觀點“這不是一場金融危機，而是窮人的危機”。疫情之後貧富差距拉大的問題在中國解決得相對不錯的。因爲疫情之後中國很快就復工復產，各地方政府派着大巴到農村把農民工接回來，比西方好多了。在全球範圍內這個問題非常嚴重，目前還需要出臺一些實打實的政策，真正把一部分中低收入人羣的收入提升起來，這是關鍵。通過城鎮化、通過戶籍改革、通過一些惠及百姓的政策，比如經濟適用房、長租房和醫療等，提高百姓的收入預期。
第一，消費是根本和基礎，要放在第一位，主要是改變預期，真正讓老百姓提高收入。我不認可完全靠提供消費貸款的方式來拉動消費，消費貸款過多容易出問題。
中國消費佔GDP 的比重與發達國家確實存在差距，“十四五”的發力點就是提高消費佔GDP的相對比重。
同時我也想強調，發達國家消費佔GDP70%以上的格局不見得是最合理的，可能有些太高。比如這些國家就出現了投資不足，矯枉過正走入了另一個階段。
一般來講消費佔比在60%-70%之間是比較合理的。中國消費佔比現在是50%左右，但中國國家統計局官方統計的消費數據是低估的。中國統計的家庭消費是靠入戶調查完成的，很多人不願意參與入戶調查，即使參與也低報收入和消費。
二是投資，目前的主要問題是投資結構和質量問題，一定要投向中國產能供給不足的方面。
2020年前三季度中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長了5.6%，商品房銷售面積下降了1.8%。這兩個是有時差的數據，銷售量消耗的是存量，是一年前或兩年前開發出來的房子；現在5.6%的投資增長是投資於兩年後建成的房子。這兩個數據放在一起說明未來房地產庫存上升不會太快，因爲新投資較慢，事實上整個房地產庫存量不是太高了。房地產的主要問題是結構，分化現象會越來越明顯：很多地區房子建得不夠，房價在漲；而一些地區房子是過剩的，未來房地產一定是結構化、區域化、多元化的市場。
房地產在本輪經濟恢復中，一是扮演穩定投資的角色。二是提供資金循環的作用，通過房地產開發，一部分百姓的儲蓄轉換成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也轉換成企業的收入，起到穩定金融、穩定資金的作用；同時起到穩定消費的作用，因爲房地產賣了以後可以拉動家用電器和傢俱銷售。總體上房地產起到穩定經濟的作用。
“十四五”期間我認爲短期內房地產稅立法會通過，但從立法到真正實行還需要一段時間，可能得需要兩個五年計劃。即便房地產稅推出，對絕大部分人最後的稅率較低，不會造成巨大沖擊。
三是出口，未來一段時間出口主要是以穩定爲主，穩定出口的量，提升出口的結構，提升質量，這是關鍵。
2020年出口的貿易順差在擴大，這是一個短期現象，因爲中國復工復產比較早、比較快，很多國家受疫情影響還沒恢復生產，口罩、醫療設備、基礎化學用藥等都是中國生產的，這個順差擴大不可持續。長遠趨勢中國要做好準備，做好未來一段時間國外需求相對減少、國外產業鏈部分搬回本國的思想準備，絕對不要認爲中國出口上升是一個趨勢。
中國抗疫率先取得良好進展，一要盡力在國際上展現善意，以中國的能力幫助其它國家，包括生產能力和已經做到的出口能力。二要提前佈局，爲疫情後的世界對中國的影響提前佈局，比如會預料到一些發達國家會把醫藥生產轉回去，中國的醫藥企業就不能沉浸於現在出口很多的盲目樂觀情緒中，要做好外部市場需求相對萎縮的準備，利用這個時間差做好提前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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