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納百川》新特首產生，香港如何參與全國統一大市場（鄭永年）

示意圖／東網

在5月8日舉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中，李家超當選爲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人選。隨着香港新特首的產生，新一屆香港政府即將成立，香港的未來在於既要和祖國大陸融合，又要與世界接軌。香港應該如何做？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的研究團隊就此問題與研究院理事長鄭永年教授進行了深入討論，本文系根據此討論形成的文稿。

5月8日，李家超以1416張票當選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長官人選。李家超當選後，香港將走向何方？他將如何影響香港的未來？或許我們可以從他4月29日發佈的選舉政綱要略窺一二。李家超的施政重點中，提升香港未來競爭力的舉措備受關注，他主張要主動發掘粵港澳大灣區的機遇，並配合國內國際雙循環格局，做好國家與世界各國互聯互通的橋樑。

李家超的主張與粵港澳大灣區作爲連接「雙循環」的重要平臺和關鍵節點的定位及使命是一致的。尤其是4月1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的《關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中，鼓勵粵港澳大灣區等區域優先開展區域市場一體化建設工作。香港作爲大灣區四大核心城市之一，如何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發揮香港的國際優勢，融入大灣區乃至全國統一市場建設，同時抓住大灣區發展機遇，鞏固香港國際一流大都會地位？這將是香港未來發展的重要命題。

統一大市場的建設是逐漸形成的

「國家統一市場」概念最早來源於歐洲。羅馬帝國解體之後，因爲沒有了「中央權力」，自治的城市在西歐興起，城市的主體或者統治者往往是商人。商人主導下的城市是早期的市場平臺。不過當時的城市市場只是後來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所強調的自發形成的初級市場，規模小，還遠遠不是國家性的統一市場。在高度分散和分權的封建制度下，儘管存在着地方性市場，但這些市場都是分割的。正是國家的統一，才導致統一國家市場的形成。歐洲國家的統一是政治精英和商人（資本）合作的產物。國家統一往往通過戰爭達成，政治精英因此需要商人的支持。同時，國家的統一意味着國家市場的形成，商人因此支持國家的統一。在一個統一市場形成之後，資本纔有機會深入到社會的各個角落，從而獲得更大利潤。因此歐洲統一市場的建立，是先建立一個主權國家的統一市場，然後逐漸在幾個主權國家的統一市場間形成了歐洲核心圈，再從核心圈逐漸擴散到整個歐洲。

北美也是一樣。美國早期是邦聯制，各州獨立的關稅及經濟法律催生了嚴重的貿易壁壘，再疊加經濟衰退、社會動盪及外部威脅等問題，美國推動了從邦聯制到聯邦制的轉變，其中統一市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美國通過運用聯邦憲法「州際貿易」條款和聯邦法院的司法管轄權，對州際貿易進行統一治理，逐步破除各州的關稅及妨礙州際貿易的各種壁壘，消除了市場封鎖分割、地方保護等，促進了全國統一市場的形成。而後爲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美國推動了「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聯合加拿大、墨西哥形成了區域間的統一大市場。

因此從歷史發展趨勢來看，主要經濟體都是先破除國家內部的貿易壁壘及阻礙，建立了國家內部的統一市場，然後逐漸走向國際，建立更大的統一市場。在這一點上，東盟的形成與發展也是一個佐證。而二戰以來出現的各種自由貿易協定，無論是區域的還是國際層面的，都是統一市場原則的應用和朝着統一市場的目標邁進的。

中國統一大市場要從區域大市場逐步推進

（一）中國的國家統一市場從未出現過

中國雖然自秦朝便建立了統一國家，實現了文字、行政區劃、度量衡等方面的統一，這也是美籍日裔作家福山爲什麼說中國秦朝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近代國家的原因。但我們要注意到，中國的統一國家與歐洲的統一國家是不一樣的。歐洲的統一國家是統一市場的建立爲標誌的，商人作爲市場的主體，在國家統一過程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中國的統一國家是以官僚國家的形成爲標誌，官僚是作爲市場的主體。中國在文字、行政區劃、度量衡等方面是統一，這些的確在客觀上有利於統一市場的建立。但事實上，中國的國家統一市場從未出現過。因爲官僚建制是市場的主體，中國的市場始終是被行政建制所分割的。此外，中國傳統「士農工商」的意識形態決定了商人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缺位，也決定了中國很難如歐洲那樣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拓展全國性市場。

（二）中國統一市場的探索由來已久

中國在「全國統一市場」上的探索可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當時中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正如火如荼進行，然而改革也伴生了地方權力過大、「諸侯經濟」等問題。在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以及東亞「四小龍」的經濟騰飛樣板的外在背景下，當時的中國興起了一場關於新威權主義的爭論，產生了打破地方諸侯經濟，建立全國統一市場的呼聲。

而「全國統一市場」的概念在中國真正正式提出，是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正式確定了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就提到要建立一個開放統一的市場經濟。十四大之後，幾乎每次黨代會及政府文件都會提到開放統一市場建設的相關表述，但並沒有具體的闡述。而這次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關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系統闡述了全國性統一市場，所以說這份文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三）中國統一市場建設要從區域大市場開始

我們仍需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疆域廣闊，各地資源稟賦差異較大，在短時間內從一個分割的市場形成國家統一市場，幾乎是不太可能。歐洲的統一市場建立也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階段。而中國只是政治上是統一的國家，但中國的地方差異性體現在方方面面，包括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

因此中央在指導文件中提出，要優先推進區域協作，鼓勵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區域優先開展區域市場一體化建設工作。但這些區域市場在建立規則的過程中不要各搞一套，它們是開放型區域市場，不是封閉型區域市場。這些區域市場必須是開放的，規則必須由中央來統籌，區域只是作爲執行的抓手，而不是建立互相分割的獨立市場。建立區域大市場的最終目標是爲了整合爲一個全國統一的市場。

建設統一大市場的目的是實現可持續發展

（一）建設統一大市場，要統一規則統一標準，提升國際競爭力

我們要明確建設統一大市場的目的是什麼。我認爲一方面是爲了更高效地整合全國市場推動資源在全國範圍內優化配置，實現整個經濟社會的效益最大化，另一方面是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通過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這些年一直在強調，要改善營商環境，營商環境要做到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在實踐層面，「三化」是互相影響互相強化的。建立全國統一市場就是市場化。市場化要用什麼來統籌？我認爲是法治化，市場經濟的本質是法治，沒有法治就難以建立統一市場。而這個法必須是國家的法律，不是廣東的法律，不是深圳或者廣州的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一個省每一個市每一個行政單位在法律面前也是平等的。再者，因爲中國是在開放狀態下成長髮展起來的，中國經濟是世界經濟的有機部分，沒有國際化則無法在全球經濟中有效運作，更不用說是發揮中國的競爭優勢了。我們要認識到，沒有法治化、沒有法律的中央化是難以建立全國統一市場，而沒有法律和國際的接軌，就不會有國際化，從而提升國際競爭力。

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要統一規則，統一標準。而目前這方面我們還有很大差距。世界銀行自1980年代以來的多項研究表明，中國的地方政府傾向於和世界經濟打交道，而不善於和其它地方政府打交道。很多研究也發現，中國民營企業都喜歡跟外國的企業做生意，而不願意與相鄰省份的企業做生意。爲什麼呢？我認爲這裡面是規則的問題，中國企業之間的生意不受規則約束，甚至沒有規則，成本就很高。再比如新冠疫情以來的防疫政策不統一的問題。儘管國務院三令五申，給出防疫政策的指引，但沒有幾個地方在服從，各地我行我素。不用說兩個省了，就是同一個省裡兩個城市的防疫政策也不統一，同一市裡兩個區也不統一。即使是最標準化電子化的健康碼，各地也不統一。市場規則的不統一，直接導致了交易成本的上升，從而阻礙了市場的高效運轉。從這個角度來說，統一市場的建設，就是要統一規則，統一標準。

建立全國統一市場，還要繼續與國際接軌。加入WTO表面上看是中國經濟與國際經濟接軌，但實際上WTO的規則對形成全國統一市場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去年中國申請加入CPTPP，這可以看作是中國的第二次入世。WTO是一套規則，RCEP是一套規則，CPTPP則是比RCEP更進一步的規則，而規則是統一市場的基礎。我們要通過與國際規則的對接來建立我們國家的統一市場。如果不與國際規則對接，哪怕形成了國家統一市場，從長遠來說市場也會變成封閉的、不開放的，從而走向衰弱。

（二）建設統一大市場，要打造地域嵌入性的世界級經濟平臺，保持區域經濟技術持續升級

我們需要正視一個事實，爲什麼美國面臨這麼大的治理危機，但沒有影響美國經濟和技術的進步？

從大蕭條以來，美國先後經歷了二戰、冷戰、越戰，可以說是危機不斷，即使是現在也正在經歷着民主危機和治理危機。但是爲什麼美國的技術仍在發展，美國仍然吸引着世界上最多的最優質的資本、技術、人才？根據美方的統計，儘管受到疫情和中美關係緊張的影響，2021年中國依然有85000人拿到了美國留學簽證。全世界的人才還是往美國跑，資本也是，技術也是。

我以前提出了「地域嵌入型的世界級經濟平臺」的概念，舊金山、紐約、東京等，都是地域嵌入型的世界級經濟平臺。平臺通過營造區域經濟、知識和規則一體化的市場法治化國際化環境，對世界資本、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形成巨大吸引力和向心力，推動區域優勢產業完全嵌入到全球生產鏈，從而保持區域經濟技術持續升級。所有優質的資本、優質的技術、優質的人才都往這些平臺集中，而且來了之後就走不了，優質的資源只能在這個地方生存，離開了反而無法生存。

我認爲這就是不管發生多大的危機，美國的技術、經濟仍然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原因。即使發生了街頭革命、社會革命，都不會影響到這些地方。這幾個平臺似乎是「孤立」的，與總體的社會情況相隔離，能在很大程度上抵禦外界的動盪。

（三）粵港澳大灣區統一市場要逐步發展爲南方共同市場，助力實現共同富裕

粵港澳大灣區作爲連接「雙循環」的重要平臺和關鍵節點，應在國家統一市場建設過程中積極發揮領頭羊的作用。粵港澳大灣區要形成區域一體化市場，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一是要整合內地9個城市的規則，二是要將港澳的國際化規則整合進大灣區。香港和澳門的很多規則都是非常國際化的，爲國際社會所接受，我們應該思想解放，把港澳規則直接引入大灣區。在港澳規則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做加法」，把內地的一些好規則加上去，例如高科技、新能源、互聯網等新興領域。

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市場建立起來後，可以向東向西向北輻射擴散，與海南自由貿易港和福建—臺灣海峽兩岸經濟區實現互聯互通，最終建立一個龐大的南方共同市場，同時對接東盟等更大的世界市場，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一方面，這是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市場建設經驗的推廣，是最終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必經之路；另一方面，在開放市場的情況下，各地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共同拓寬市場，降低甚至消除地區差距，從而有助於更好地實現共同富裕。南方共同市場應該以企業爲主體，形成比較優勢，減少區域之間重複製作的低層次低附加值產品，減少內耗型競爭，杜絕惡性競爭。

粵港澳大灣區如何建立統一大市場

規則的統一是建設統一大市場的基礎。而在西方要與中國脫鉤的情況下，我們的規則不僅要中國化，更要國際化。否則我們的規則只是內部的規則，封閉的規則，無法實現走出去。而如何實現國際化呢？最方便最有效的規則，就是我們一直說的把港澳規則應用到整個粵港澳大灣區。

（一）大灣區要建世界級金融平臺

香港是個國際金融中心，港交所是世界上主要的交易所之一，也是連接中國與世界資本的主要窗口。深圳也在大力發展金融，深圳證券交易所是中國新興企業的集中上市地。廣州是華南地區金融監管機構的所在地，新進落戶的廣州期貨交易所是我國首家混合所有制的交易所，有望在幫助中國實現定價權和風險管理上發揮重要作用。

然而粵港澳大灣區仍未真正實現世界級的金融平臺。即使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可取代，但是金融需要實體經濟作爲服務對象，香港產業的空心化導致香港極易受全球經濟波動的影響，尤其是近年來受全球經濟下行、中美貿易戰、新冠疫情及內部經濟社會矛盾的影響，香港金融中心發展面臨嚴峻挑戰。而對廣深而言，其金融發展起步較晚，缺乏系統性及國際性，難以充分發揮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撐作用。

但從粵港澳大灣區的整體視角來看，香港與廣州、深圳在金融發展的側重點不同且相互互補，而大灣區的內地城市除廣深外，東莞、佛山也是世界級製造城市，實體經濟對金融的需求極大。因此粵港澳大灣區應充分發揮彼此的優勢，打造一個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正如新當選的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於4月29日發佈的參選政綱中提出，香港要抓緊大灣區建設帶來的金融發展機遇，與灣區各城市合力通過互聯互通擴大金融市場的規模

具體來說，一方面將香港的金融服務業的規則延伸到內地城市，支持廣深金融市場的發展，另一方面可加強內地金融市場與香港的互聯互通，爲香港金融市場應對外部衝擊提供內在穩定器，爲香港金融服務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

（二）建立世界級科創-製造產業平臺

李家超的參選政綱中提出，要提升香港競爭力，發展成爲科創中心。這也是港府一直以來產業轉型的主要方向，2015年香港政府組建創新及科技局，大力推動科創中心建設。然而即使如此，香港科創領域規模仍然優先，僅從本地製造業產值來看，過去5年始終在400-500億港元間徘徊，2020年下降到420億港元。

而在這方面，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則有較好的表現，尤其是深圳，近來有「東方硅谷」之稱，其科創中心的地位也是倍受認可的。廣州、東莞、佛山憑藉其強大的製造業基礎，也在大力發展科創產業發展。然而我們也要看到，製造業要高速發展，需要很多國際風投資本助力，國內在這方面仍存在系統性障礙。雖然國有資本參與風投工作，但其受國企領導任期的限制，它更追求短期利益，這與真正的風投對長期利益的追逐是相悖的，因此國有資本難以充當風投角色。民營資本則受市場制度的影響，難以充分發揮作用。因此目前國內有相關需求的企業多是通過香港引入國際的風投。

缺乏國際風投資本的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很難真正成爲國際科創中心。在這方面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與香港是非常互補的，我們可以利用香港的制度優勢，結合內地城市的科創與製造業優勢，打造世界級的科創與製造業大平臺，暢通國際風投資本的進入渠道，服務壯大灣區的科創與製造產業。

（三）建立世界級科教平臺

香港目前有6所世界排名位列前500的大學，其中4所大學躋身全球百大。香港大學的基礎研究能力有目共睹，但是它缺乏科研成果轉化的空間，這導致港科大始終無法成爲斯坦福。李家超的參選政綱中提出，要善用香港在大灣區的大學和科研機構，建立粵港澳大灣區的大型科研平臺。

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共7所「雙一流」大學，均在廣州深圳，然而單論大學的教育及科研水平，灣區內地城市短時間內仍無法超越香港。但是廣深製造業發達，培育了科研成果轉化的土壤，比如華南理工大學在汽車領域實現了很好的產學研一體化，香港科技大學也有許多科研成果在廣州轉化落地。因此粵港澳大灣區應該整合資源，打造世界級的科教平臺。

現在廣州深圳已經在大力引進香港的教育資源開展合作辦學，比如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以及預計於今年9月開學的香港科技大學（廣州）。合作辦學只是一個開始，但我們更應在此基礎上探索更系統更開放的合作方式。一是充分賦予辦學自主權，鼓勵直接套用香港本部學校的管理模式及教育方式，爲內地學校教育改革提供試點樣本，並逐步探索推廣。二是充分利用香港教育資源的國際性，面向亞洲甚至國際招攬人才。

比如香港科技大學的歷任領導目前在亞洲各大學擔任領導職務，通過港科大的跨國關係網絡建立更深層次的合作，如推動大學教研和教育資歷互聯互通，從而將香港科技大學（廣州）作爲聯繫平臺，面向亞洲甚至國際招攬英才，從而將大灣區打造成爲國際人才庫。三是充分利用大灣區的科研成果轉化土壤，積極對接香港的科研成果，暢通科研設備、科研經費的跨境高校流通。（作者爲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

（本文來源：「廣州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公衆號，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以上言論不代表旺中媒體集團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