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如鏡─展望攝影藝術新紀元
1934年前後，李梅樹啓用相機作爲繪畫的輔助工具，常與姪子劉山田一起拍照後，自行沖洗幹版底片。40年代的畫作「星期日」與這張家族出遊的留影有幾分神似。（李梅樹紀念館提供）
景薰樓北側，昔時曾是一望無際的人工湖，是林家操練水兵的所在，西側系林獻堂之父林文欽於1893年高中舉人豎立的旗杆，見證武將濟濟的林家從此由武轉文。（林草攝於1905~1910，林明弘提供）
霧峰林家花園不分主從，僱傭平等入鏡的現象，映現了林獻堂的人格特質。（林草攝於1905~1910，林明弘提供）
張清言行醫餘暇，攝影的開銷大，妻子張廖裡勤儉持家，剝除龍眼殼作燃料，爐火鋪上鐵皮用來烘烤龍眼乾賺取外快，她還會做席帽和裁縫補貼家用。（張清言攝於1925，張榮欽提供）
呂玉葉做爲攝影家妻子，自是擁有最精美的家族照，彭瑞麟（左二）常年以照片與文字爲骨肉製作成長札記。（阿波羅寫真館攝於1941，彭良岷提供）
方重雄回收底片定影后的廢液，提煉出銀手鐲，見證了日治晚期日本推行兩萬家寫真館引用「採銀法」響應愛護資源運動。（張蒼松攝）
行醫六十九年的張文魁，退隱前幾天，決定將父親張朝目所有的玻璃幹版遺作贈予「國家攝影文化」。（張蒼松攝）
洪孔達醫師九十五歲那年，把自身代表作交給洪孟陽兄弟保存，昆仲倆將珍愛的幹版原件資產，悉數捐出。（張蒼松攝）
彭瑞麟與恩師石川欽一郎，十幾年書信往返四十封，攝影家傳承尺牘寄情之美，多年後，骨肉到中南部求學，天天收到父親捎來家書。（張蒼松攝）
經過幾次失敗，法國畫家達蓋爾終於公開了他實驗成功的「銀版攝影術」，鍍銀拋光後的銅板表面就像光可鑑人的鏡子，巴黎市民驚歎：「這是一面擁有記憶的鏡子！」歡呼聲中迎接攝影術的問世，這是182年前人類文明史上的大事。
底片機能持續演進，英國的發明家接力研發了玻璃板作爲感光乳劑的載體，致力達成極高的平整性，質地像鏡子一般精緻。二十世紀初，美國發明「機械吹圓筒法」生產大型玻璃板，用來製作幹版底片的底材；爲了改善光的屈折率，玻璃原料混和「天燃放射性元素U」製成玻璃幹版底片，攝影效果的鮮銳度傑出，層次十分豐富，不過，恆溫恆溼的耐久保存條件也格外嚴苛。
回顧1994年第四屆「臺北攝影節」，我策畫了「爲我們的影像歷史洗塵」，在誠品藝文空間展出，沉重的策展引言寫道：「本土到底還有多少玻璃幹版底片（簡稱：幹版），隨着歲月的沉積在我們的記憶中灰飛煙滅？及時採集躲過戰火，卻因保存不易，極可能從生活源頭拔除的影像文化資產。」田野調查後策畫玻璃幹版影像展，希望探求亟需打開的癥結，並召開「設立臺灣攝影美術館的必要性」座談會，爲提升攝影藝術環境尋求解方。
匯聚數十張照片，鑑照攝影史及世相變遷，都源自幹版底片光影交織下的鮮活結像，卸展後，我懷着悵惘、失落和未完成感，歸還所有幹版及其參展照片，當時，所有權人曾表達「日後專業機構啓用時將捐贈幹版原作」的意願。
體恤玻璃幹版底片時代的艱困時光
爲何承繼下來的幹版質量有限？除了「殘留的定影液引發化學劣化、達不到恆溫恆溼誘發生物劣化、持拿不當造成物理劣化」之外，大環境變動不居更衝擊了幹版的存續空間。
日治晚期，時局吃緊，張清言遺孀張廖裡租了牛車，漏夜搬運先夫的事物桌及幹版遺作，從嘉義市區駛往民雄鄉間疏開，再輾轉運到士林的孃家安放，遺憾的事終究發生了，空襲引起大火吞噬了部分幹版，只留下200餘張立體攝影原件。
吳金淼開設「金淼寫真館」，兩年後就扛起重任，紀錄了楊梅防衛團、楊梅子弟出征前與家族送別、祝新加坡陷落遊行等反映國際間烽火連連的社會變貌，到了1942年，幾乎天天空襲，於是由當時十八歲的胞弟吳金榮用扁擔挑起沉甸甸的玻璃幹版，和堂弟吳茂增結伴，沿着山路徒步三個多小時，挑到新埔外婆家寄存，一直到戰爭尾聲才又挑回楊梅。
張文魁在日本留學習醫，1946年返臺行醫，十多年後再由彰化回到家鄉后里執業，籌設醫院時，診間的開窗，就是由他的兄弟手足找出父親張朝目拍攝的10乘12英寸幹版，以砂紙磨去藥膜面上的影像，就是窗櫺裡一張張高級的透明玻璃。
我曾與日本前輩攝影家松本德彥談起，幹版變身玻璃窗戶的往事，未料，他頗有同感地迴應說：戰後，物資極端匱乏，日本人把幹版浸泡溫水裡，藥膜面就會剝離，這是取得代用玻璃的變通方法，另外，寫真館如出一轍地去除既有影像後，塗上感光乳劑又是一張可供二度使用的幹版底片。
到了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曾有製造鏡子的廠商到嘉義「新高攝影社」，收購幹版用來改造成鏡子，第二代館主方重雄取出父親方慶綿的遺作，從相同影像當中各挑出一張，廠商每隔數月就會前來採買，約莫五年後，「臺灣玻璃」開始生產平板玻璃，此後，才終止了幹版淪爲玻璃窗的命運。
比攝影年輕五十歲的電影也有共同際遇，鹿谷鄉彰雅村的廣興戲院，在閣樓放映室旁的庫房備有容器，用來盛裝下片後棄置的膠捲，好讓成衣廠央人前來整桶回收，當年襯衫衣領和大甲草帽的內襯材料便是取自電影底片膠捲！
深情大度的文化資產呵護者
2014年11月起，文化部委由「國立臺灣博物館」籌設「國家攝影文化中心」，忝爲諮詢及典藏委員，延續做志工的腳程，聚焦乾版的訪查及採集，因着「攝影文化資產的家」即將成立，我內心平添了踏實感，陸續拜訪了五位已故攝影家的子嗣，淡定地面對所有權人答允捐贈幹版的當下、還有口述訪談扣合時代脈動的情節，再三觸及我內斂微喜中的深層感動。
發掘了行醫六十九年的張文魁珍藏着「張寫真館」作品，於2015年6月27日即將傳衣鉢給兒子恩銘的前幾天，爲先父也爲自己做出明快的抉擇，張文魁毫不猶豫地捐出張朝目攝於20～30年代的幹版總共70多張、以及許多文件、手稿、白描畫作、人像攝影教材和繪葉書，退隱前九十三年人生的神來一筆，豐實了臺灣攝影史補遺的內涵。
吳金淼500餘張幹版作品製作成電子檔，多數爲寫真館棚內拍的常民肖像，我與所有權人吳榮訓有過合作經驗，彼此已建立了互信基礎，這回由我撿選了寫實和肖像攝影的代表作共5張，其中「祖靈塔祭祀」這張因運送途中導致龜裂之物理劣化，爲此他追加另一張作爲彌補，捐贈誠意滿滿。
第三位捐贈者是洪孟陽和洪博彥昆仲，父親洪孔達行醫半世紀，爲一萬三千名新生兒接生，餘暇以攝影及球類運動紓解醫者的壓力，2007年洪醫師九十五高齡，他把62張幹版作品交給同樣熱愛攝影而在美國行醫的長子洪孟陽收藏。2017年，我從洪醫師生前的摯交好友陳政雄處獲悉洪醫師的遺作中也有幹版，於是11月展開聯繫，兄弟倆都有「父親的遺作屬公共文化資產」的理念罷，從發心到實現的進程顯得很流暢，2018年元月下旬，洪孟陽從美國攜回臺灣，2月9日，洪博彥親自帶着幹版北上贈予「國家攝影文化中心」，6月「光影如鏡」在臺博館展出，洪彥博又捐出僅有的10張幹版─我感知了「珍惜傳家寶的濃稠情意盡在父子世代交替的儀式感中款款流露」。
口述訪談用以考掘「信史」
2011年，爲北美館策畫「時代之眼」羣展，林草的鏡頭刻劃1905至1910年間的霧峰林家「頂厝」林獻堂家族，深宅大院，出入多爲文人雅士，我覺察了有許多影像爲長工、僱傭、奶媽、婢女或園丁的身影定格，在580多張的幹版影像中佔了顯著的比重。
如是不分主從都能平等入鏡的現象，八年後，我終於尋訪了林家21世後裔林光輝，進行口述訪談的結論是，林獻堂待人處事的修爲，彰顯了林家格外注重「人和之道」─從林家先祖林石投入抗清林爽文事件與清法戰爭、再到林獻堂的民族主義運動，都需要與各方人士合縱連橫的人格特質，鮮活地反映在日常生活裡的攝影行爲！
林家花園的景薰樓北側，一泓靜謐溝渠，曾經看得到婦女浣衣的景象，依據林光輝的描述，這裡本來是一望無際的人工湖，林家先民在此操練水兵，光復後漸次填土種甘蔗，湖泊不復存在，這張百年前浣衣的幹版影像，見證了現實存在的歷史典故。
文物與珍稀史料兩相契合
即使張朝目已然辭世51個寒暑，他健在時蒐集的文件十分多元，一本20頁不到的《寫真業．十四號》小冊，讓一段辛酸史重見天日。
爲了響應日本政府於「蘆溝橋事變」後推行「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寫真館同業藉由《寫真業》宣傳「國家的大財源！任何人都能輕易做到的採銀法－加入資源愛護運動」。然而，年代久遠，如何查證推行運動的來龍去脈？
這本《寫真業》記載了德國寫真化學權威卡瑞．基瑟的論述，我查詢了他的原文名字Karl Keezer，曾擔任「東寶電影公司」顧問，而與「愛護資源運動」的時空背景吻合。非常時期的強勢作爲，從基瑟發表相關數據看出端倪：每公升定影的海波廢液含有8.748公克金屬銀，假設一家寫真館一年平均使用五百打5×7英寸的幹版，就可以積累1248公克的銀含量，准此，日本全國大約兩萬家寫真業者，經由「硫化法」可以提煉出一千七百四十多萬公克的金屬銀。
田野調查往往找出超乎想像的答案，2018年2月14日，我於方重雄搬到板橋的自宅發現了由底片定影廢液提煉的銀手鐲，它活生生地驗證八十年前的「愛護資源運動」，使得這段歷史甦醒過來了。
攝影家豐沛的情感表達
彭瑞麟追隨「西洋美術的開拓者」石川欽一郎研習繪畫，不過，石川發現他對幾種色彩弱視之故，遂推薦他前往東京念攝影，1931年，自「東京寫真專門學校」以優異成績畢業後返臺，在大稻埕開設「阿波羅寫真館」。
四年後，長子良崐、次子良岷、三子良釗陸續在寫真館誕生，彭瑞麟貼身觀察，以攝影追蹤新生命的降臨與成長，把照片仔細地黏貼在相簿，調性精美的黑白照片一旁，以流利的行草書寫札記，日文字裡行間，盡是爲人夫爲人父自然流露的慈愛與幸福。
爲孩子們製作的相簿，長子擁有兩本，二子出生後還勉強制作了一本，隨着時局日漸詭譎，到了三子來到人間，空襲頻仍，彭瑞麟只編綴了幾頁，就因全家返回新竹二重埔躲避戰火而停止。
彭瑞麟濃情自在，他與恩師石川欽一郎在十幾年裡書信往返四十封，至今保存完好，攝影家傳承了日本社會尺牘寄情之美，直到良崐、良岷辭鄉到中南部念大學那些年，天天收到父親捎來家書，父子情深託付魚雁傳遞。
2003年，於史博館策畫「回首臺灣百年攝影幽光」的契機，我訪查了十二位已故攝影家遺作的保存現況後，於中國時報爲文，大聲急呼「搶救攝影文化資產─我們非常需要攝影美術館」，2012年，策畫了立法院紅樓召開「推動設立國家級攝影博物館」公聽會，這兩回一致地敦促公部門施政務必重視正式的攝影教育。
整體攝影藝術環境的提升，涵括設立攝影博物館或美術館、編纂與出版攝影史、以及大學創設學制完整的攝影學系，新近，籌備六年多的「國家攝影文化中心」終於誕生了，是故前面兩項願景已然過渡到日益落實的階段，唯獨攝影教育依舊棲身國際社會的後段班，不僅被歐美日各國甩得老遠的，就連韓國及大陸的大學攝影教育都比臺灣先進許多！
不論設計、文創、視覺藝術、傳媒、影視、工商和攝影藝術行政諸多專業人才的養成，抑或立志做個深耕攝影創作、報導攝影和廣告攝影的藝術家，沒有圍牆的「國家攝影文化中心．臺北館」必然供給社會影像美育的養分，但迴歸體制內教學，纔是攝影的全人教育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