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疫情過後,美國所面對的社會不平等挑戰

工商社論

「民主」與「人權」,是美國總統拜登執政以來,最重要的政治信念。無論是舉辦各種形態的世界民主峰會,或是譴責各國政府侵犯人權,他都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以具體的言行,貫徹自己忠實信仰的價值。

然而,最近幾個月以來,對於因爲新冠疫情肆虐,所造成超過100萬人死亡,遍及全美各地的重大槍擊案,乃至於人民愈來愈無法負荷的通貨膨脹,他所面對的經濟社會形勢,已經變成是政治危機。不可諱言的是,世人對於「民主」與「人權」在美國,知易行難的質疑。

傳統「公共財」(public goods)的理論概念,在政治的真實世界,已然延伸轉化成爲「政治財」(political goods),而其所指陳的價值,包括:自由、平等、正義、福利、安全。而這些價值的前提,則應該是生命的存在,有沒有受到威脅,以及生活是否過得愈來愈好。

「一個美國,兩個世界」,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觀察:不同族裔的致死原因;以及根本性的社會不平等(fundamental in-equalities in society)。

首先,依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Deaton與同僚合寫《絕望的死亡與資本主義的未來》(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自殺、藥物濫用、以及酗酒與酒精性肝病,造成的重大危害,被主流社會所忽視。原因在於:全球化、都會化、教育不平等、以及昂貴的醫療系統,使得中產階級的白人,不成比率的變得更貧窮,遠遠落後而且恐怕再難翻身。這項基於西維吉尼亞州、肯德基州、密西西比州、以及阿肯色州,40歲到50歲的白人,超高比率死亡率的研究結果,描繪出部分中西部各州的實況。

這樣的研究結果,似乎和新冠疫情100萬人死亡,主要分佈於各大都會城市,非洲裔與拉丁裔的死亡人數,遠高於他們人口占比的概況,並不相同。事實上,美國的都會城市,還有更重要的諸多課題:治安不好、毒品氾濫、貧富懸殊、種族對立,乃至於房價與房租、以及維護健康的成本高昂,「貧窮人家,住不起房,生不起病」,形塑出不同於歐洲的資本主義社會景象。

再者,在疫情過後,嚴重的通貨膨脹,對於中低收入民衆、少數族裔、婦女同胞的打擊,所構成「根本性的社會不平等」,纔是拜登總統所應該正視、想辦法解決的內政問題。此其中,「政治資源的不公平分配」(uneven distribution of political resources),最深層的危害既來自於財富和經濟地位的不對等,也來自於特殊知識的不對稱,包括:擁有資源的多寡,以及議價能力的高低。

做爲世界民主的燈塔,美國的民主政治,未必是基於所有選民都擁有被充分告知的相同資訊。一方面,政府對於疫情防治、醫療改革、治安改善、貧窮消弭、種族平等、非法移民遣返,所採取的因應對策和方案計劃,已經因爲問題的牽一髮而動全身,而陷入進退失據的體制困境。

另一方面,除了躋身於廟堂上的政府官員和國會議員之外,還有日益兩極化的政黨競爭和媒體生態、富可敵國的跨國企業、政治影響力深遠的利益團體、以及頂尖公私立大學與其無所不在的傑出校友。這些「制度化的精英和專家」(institutionalized elites and specialists),都有能力影響政策過程的原因在於,他們擁有的專業知識,以及其所獲得的多元豐富資訊。

在新興媒體和社羣媒體高度發展的當代社會,拜登總統對於「民主」與「人權」的重視,得以提高資訊的可及性和決策的透明度,政策精英和專家的「資訊優勢」,已經愈來愈少。然而,社會的不平等和所得的不平等,卻並沒有因此而有所改善。無論是「沒有能力就醫治療的落差」,或是高昂教育成本「教育商品化」的後遺症,都是拜登總統「民主」與「人權」信念,應該落實並改善美國人民生活的重大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