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瞻遠矚鄧小平

文/完顏亮

傑出領袖必備的素質是：在風雲變幻和轉折關頭，站得高，看得遠，立於時代潮頭，把握重大機遇，指引正確方向，引導社會進步。鄧小平就是具備這種素質的一代偉人。他如同鄭觀應在《盛世危言·防邊》中所說的“高瞻遠矚，密訪詳稽”，在重要關頭，以其預見性、洞察力，在關係國家前途命運重大問題上做出謀劃、指引，構建了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宏大戰略格局。他的遠大目光，至今讓世界知名政治家們欽佩不已。

指明道路

20世紀70年代末，經過“文化大革命”，不少領導幹部還沒有從導致“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左”的指導思想中擺脫出來。同時，也有一些人利用中國共產黨犯了錯誤、社會主義建設發生失誤，提出讓中國脫離社會主義道路的右的主張。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在經歷曲折後如何向前發展？今後中國走什麼道路？是人們遇到的頭等困惑。

在這個重要關頭，鄧小平在既堅決糾正“左”的指導思想，又努力防止發生右的偏向的同時，高瞻遠矚，給全國人民指明瞭國家發展的正確方向。他認定，中國不能退回到過去，那樣的話，只能重走“文化大革命”的老路；中國更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那樣的話，中國人民不僅將陷入重重困難，而且必將陷入全面內亂。中國必須走出一條新路！這條新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社會主義事業要闖出一條新路來，首先要從解放思想入手，必須衝破不符合客觀實際的舊思想，使主觀認識符合客觀實際。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歷來提倡的實事求是。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談不上走出一條成功的新路來。因此，鄧小平果斷地把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作爲突破口，這就抓住了要害。

在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作的主題報告中有一段擲地有聲、至今仍屬經典的話：“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在黨內和人民羣衆中，肯動腦筋、肯想問題的人愈多，對我們的事業就愈有利。幹革命、搞建設，都要有一批勇於思考、勇於探索、勇於創新的闖將。”思想解放和全黨工作重點的轉移，推動了全黨工作重心從以階級鬥爭爲綱轉到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確立了“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從根本上扭轉了黨和國家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困難局面，並由此啓動了二十多年的中國大發展，也由此奠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礎。

鄧小平經過對國際共產主義經驗和中國幾十年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特別是經過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三年多的新探索和新思考，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高瞻遠矚，以明確而精煉的語言宣佈：“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

這是第一次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概念，是第一次打出這面鮮明旗幟，是鄧小平在20世紀在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面臨方向、道路重大抉擇時，深思熟慮、高瞻遠矚而做出的關鍵指引，體現了鄧小平的遠見卓識、極高的預見性和洞察力。這一指引，使中國人民明確了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方向，從而也就有了衡量一切是非的標準，形成了萬衆一心的巨大力量。

此後，鄧小平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含義多次闡述，他反覆強調的核心點有兩層：第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首先是社會主義。中國要永遠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不能有一絲一毫的動搖。這個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或其他社會制度性質根本不同。但是，要真搞社會主義，就必須正確認識社會主義本質。“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我們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離開了生產力的發展、國家的富強、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如果忘記或離開這些基本原則，那就不是社會主義了。第二，這個社會主義，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這個特色就是，我們搞社會主義建設所制定的方針政策必須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爲此，必須看到中國的發展階段和現實存在的兩個重要特點：中國屬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中國有兩個重要特點：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都要從上述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定基本方針政策，既不落後於實際，也不超越實際。唯有如此，才能使科學社會主義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各個領域的基本原則深深紮根於中國的土地中，從而具有強大生命力並充分發揮其優越性。這就從根本上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兩大根本問題。

設計戰略

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搞現代化建設，怎麼搞？具體目標和步驟是什麼？這是20世紀70年代末，人們疑慮最多的一個問題。有的人提出了過急過快的冒進方針，但沒有提出依據、方針、步驟，被稱爲“洋冒進”，顯然不可行。有的人則按計劃經濟模式提出了發展方針，看似穩妥，實際上是重歸老路。有的人用撥弄老式算盤方式，去規劃電子化信息化已經極大發展世界環境中的中國經濟。這些顯然都不屬於戰略設計，離科學發展戰略構想相去甚遠，也不能服衆，如果照了去做，中國的發展將誤入歧途。

面臨如此重大問題，鄧小平高瞻遠矚，提出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戰略設計，就是：第一步，從1981年開始，用10年時間使國民生產總值翻一番，解決人民生活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再用10年時間再翻一番。他在與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會談時用一個詞概括——小康之家。反映到人民生活上，就是雖不富裕，但日子好過；第三步，到下個世紀，再用30到50年時間，接近或者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基本實現現代化。鄧小平的這個戰略設計，爲黨和人民指出了科學而實際的奮鬥目標。

◆1984年10月22日，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的三次全體會議上高度評價《中共中央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實際上，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後，一直在反覆思考這個問題。他對各主要國家發展過程中的經驗進行了瞭解，對比了他們發展階段中生產力水平的相同點與不同點，經過反覆思考並徵詢各方面意見後，才提出了“三步走”戰略。他對這個戰略有個解釋：“不是說制度，是說生產、生活水平。”還說這是“可以看得見、摸得着的東西”。通過“三步走”，完全可以使中國的發展接近或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

鄧小平的“三步走”戰略設計，講的是我們第一步發展到什麼程度，第二步到什麼程度，第三步到什麼程度，通過三步走，最後達到什麼水平。我們應該怎樣一步步紮實前進，一個目標接一個目標地加以實現。使我們有了清晰的方向感和明確的共識，奮鬥有目標，心中有實底。這個戰略設計，管的是七十年，從他提出到現在，我們已經走過了一半的路程，所規定的前兩步目標，都按照最初的設計提前實現了，第三步目標正在穩步接近。實踐證明，鄧小平的戰略設計非常科學，非常務實，非常準確，對全黨全國人民有一種無形的凝聚力量。

不能不提到的是他前兩步戰略目標的設計，即到20世紀末，中國發展到什麼程度。鄧小平果斷否定了過急和過慢的指標，而在全面科學分析中國發展能力和世界科技進步帶動因素基礎上，提出了“翻兩番”的目標。這是一個積極而又紮實可靠的基本設想，杜絕了脫離實際急於求成的錯誤，也防止了過於保守阻礙發展的思路。在歷史早已證明其正確性的今天，我們通過回顧，不能不感佩鄧小平科學紮實準確戰備構想的遠見。

堅持改革

要實現中國“三步走”的戰略設計，最根本的是要堅持改革開放。這是鄧小平戰略構想的重要一環，也是他高瞻遠矚的另一重要體現。鄧小平強調，“三步走”的每一步都要靠改革開放，他說：“我們走第一步是靠改革和開放，第二步也是靠改革和開放，第三步更要靠改革和開放。”“改革和開放是手段，目標是分三步走發展我們的經濟。”手段是爲目的服務的。

但是，面對改革開放這一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業，面對國內國際複雜的環境，加上舊觀念的束縛，慣性思維的影響，並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和擁護改革開放。有的人提出姓“社”姓“資”的質疑，有的人面對新事物手足無措，採取消極態度，有的人甚至公開、直接否定改革開放，認爲這是搞資本主義。在此情況下，鄧小平以他政治家的遠見、洞察力和堅定意志，提出、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正確指引改革開放。這是他作爲總設計師的巨大歷史貢獻。

面對質疑，鄧小平首先說清楚中國爲什麼要改革。他基於馬克思主義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矛盾的原理，講明白這樣的道理：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仍然存在矛盾，現實的中國，就仍然存在生產關係不適應以致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環節，存在上層建築許多方面與經濟基礎不協調、不適應的情況，這些阻礙着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如果不改革，就不能消除障礙，不能爲生產力發展開闢廣闊空間，更談不上促進生產力發展，因此，“我們所有的改革都是爲了一個目的，就是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改革開放是一場革命。“這場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變目前落後的生產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變生產關係，改變上層建築，改變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和國家對工農業企業的管理方式，使之適應於現代化大經濟的需要。”鄧小平用這種簡短而明確的語言，把爲什麼要改革和改革的對象說清楚了。他闡述的深刻道理，具有極大說服力。

◆1991年，鄧小平在上海談浦東開發開放問題。

改革開放，必將打破舊的條條框框，並且必然引進發達國家的管理、技術以及發展經驗，更重要的是：必須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在市場競爭中調配資源、激發經濟發展活力。富有遠見的鄧小平早在改革開放剛起步的1979年11月26日，在會見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副總編輯弗·吉布尼等客人時就明確指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爲什麼不能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我們是計劃經濟爲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不能說只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在封建社會時期就有了萌芽。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

對於鄧小平這段富有遠見的話，當年並不是人人都理解，質疑聲再起。有人認爲，搞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本質特徵，搞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本質特徵，如果搞市場經濟，就是搞資本主義。在此情況下，鄧小平又一次表現出他的遠見和堅定，認定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中國要發展，離不開市場，必須搞市場經濟。在他的主導下，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了向市場經濟發展的取向。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這樣評價這個決定：“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這個決定公佈以後，改革開放的步伐明顯加快，特別是價格改革的步子邁得比較大，1985年從“以調爲主”轉向“以放爲主”，市場調節的範圍更大了。實踐已經表明，凡是市場作用發揮比較充分的地方，經濟活力都比較強，生產力發展也比較快。

然而，囿於傳統觀念的束縛，不少人還堅持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但鄧小平洞察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大勢，不爲所動，堅持推進改革。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報告，根據鄧小平講話精神，對計劃與市場的關係有了全新的提法，認爲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都是形式和手段，“計劃和市場都是覆蓋全社會的”。

爲了端正對計劃和市場關係問題的認識，統一黨內思想，鄧小平於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連續講這個問題。1989年5月31日，鄧小平在同李鵬、姚依林談話中就有針對性地指出：改革開放政策不變，幾十年不變，一直要講到底。要繼續貫徹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連語言都不變。他着重強調：“十三大政治報告是經過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一個字也不能動。”1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說：“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也有計劃控制。資本主義就沒有控制，就那麼自由？最惠國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爲搞點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道路，沒有那麼回事。計劃和市場都得要。不搞市場，連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後。”1991年初，鄧小平在上海考察同上海負責同志談話時說：“不要以爲，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麼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爲社會主義服務。”談到開放，鄧小平明確講：“閉關自守不行。”他還特意回顧了1975年他同“四人幫”就“風慶輪事件”吵架的事：那時我就對“四人幫”說：風慶輪才一萬噸，吹什麼牛！1920年我到法國留學時，坐的就是五萬噸的外國郵船。接着鄧小平指出，如果我們不開放，生產汽車就會仍然像過去那樣用錘子敲敲打打。

20世紀90年代末，國際社會發生重大變化，蘇聯改變了社會主義制度並且隨之解體，東歐各國發生劇變，中國也面臨着今後的路如何走的問題。這時，對改革開放的質疑再次出現。在此關鍵時刻，具有遠見的鄧小平堅定地說：“十三大制定的路線不能改變，誰改變誰垮臺。”1992年春，88歲高齡的鄧小平視察南方，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遠見、至今仍然有重大指導意義的觀點，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條是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他說，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幹不出新的事業。”鄧小平的這些講話與時俱進地反映了當代世界經濟運行實際情況，解除了人們在計劃和市場關係問題上姓“資”和姓“社”的疑慮。爲下一步改革開放指明瞭一條新路，有利於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在此基礎上，黨的十四大確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十四大之後，中國經濟健康快速發展，國力極大增強，GDP已躍居世界第二位。這證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的正確性，顯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極大活力。沒有鄧小平的遠見卓識，沒有他在關鍵時刻的堅持，就沒有中國的今天。

鄧小平的遠見卓識更重要的是體現在他看得更遠，看到了21世紀，也看到社會主義事業發展今後的歷程。他認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永無止境，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矛盾也永遠存在，因此，社會主義改革也永無止境。隨着客觀形勢的發展變化，老問題解決了，又會有新問題出現，甚至有些原來在改革過程中起過積極作用的做法，在新的形勢下也可能轉化爲社會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新的阻礙物，需要通過深化改革來排除。歷史正是在這種不停頓的矛盾運動中向前發展的。鄧小平曾指出，“我們不僅着眼於本世紀，更多的是着眼於下一個世紀。現在面臨的問題是，不進則退，退是沒有出路的。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綜合性的改革，才能夠保證本世紀內達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個世紀更好地前進。”

和平崛起

鄧小平早在70年代末就有預見性地多次提到，中國要在幾十年內發展起來，必須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創造並保持這種環境，是個重大戰略。中國一定要爭取在和平環境下發展。中國將來發展起來了，還是屬於第三世界，永遠不做超級大國。概括起來就是四個字：和平崛起。

爲了創造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富有遠見的鄧小平在1979年親自訪問美國，爲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異同，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展與美國這個世界大國正常的國家關係，增進國際合作，維護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貢獻。中美關係改善後，很大的問題是改善與世界另一個大國蘇聯的關係。1982年3月24日，蘇聯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發表講話，表示準備就改善中蘇關係問題與中方舉行談判。敏銳的鄧小平意識到，改善中蘇兩個大國關係的契機來了。25日，鄧小平讓秘書打電話指示外交部立即對勃列日涅夫的講話作出反應。對勃列日涅夫講話作出迅速回應後，鄧小平又採取了三大後續行動：一、4月16日，鄧小平請訪華的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給勃列日涅夫傳口信，表達了改善關係的意願。二、同年夏，鄧小平邀請陳雲、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同志到家裡，提出要採取一個大的行動，向蘇方傳遞信息，爭取中蘇關係能有一個大的改善。三、鄧小平指示外交部，當年秋天在北京開始與蘇方舉行副外長級的政治磋商。鄧小平抓住機會，推動中蘇關係逐步改善，儘管在改善關係期間，蘇共三位最高領導人接連去世，但中蘇改善關係的線索未斷，勢頭未減。到1989年，蘇共最高領導人訪華，最終實現了兩國關係根本改善。此後，雖然蘇聯國內發生許多重大變化，但中蘇關係及後來的中俄關系始終保持良好狀態，已發展到現在的全面戰略合作伙伴關係。

◆1979年初，鄧小平應美國總統卡特的邀請抵達美國進行正式訪問。

歷史重要關頭，最需要偉人高瞻遠矚的指引。在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發生劇變，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而又複雜的變化，中國對外政策面臨重大關頭時，是鄧小平高瞻遠矚，提出了中國的對外策略。1989年9月4日鄧小平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對於國際局勢，概括起來就是三句話:第一句話，冷靜觀察；第二句話，穩住陣腳；第三句話，沉着應付。”“現在國際形勢不可測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來越突出。過去兩霸爭奪世界，現在比那個時候要複雜得多，亂得多。怎樣收拾，誰也沒有個好主張。第三世界有一些國家希望中國當頭。但是我們千萬不要當頭，這是一個根本國策。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中國永遠站在第三世界一邊，中國永遠不稱霸，中國也永遠不當頭。但在國際問題上無所作爲不可能，還是要有所作爲。作什麼？我看要積極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我們誰也不怕，但誰也不得罪，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辦事，在原則立場上把握住。”鄧小平在重要關頭制定的這個對外策略，從中國自身的實際出發，不但在激烈動盪時期有很強的適應性，而且在此後的對外交往中仍指導我們準確把握國際局勢，認清時代特徵，制定出符合實際的對外政策。

鄧小平高瞻遠矚，推動並切實實現中美、中蘇關係改善，在世界發生重大變化時提出對外政策，爲中國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和平條件和經濟環境。中國能有穩定、快速發展幾十年的機遇，並且受益至今，不能不說，得益於鄧小平的遠見卓識和大膽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