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工時造就男女薪資差距：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破解性別不平等的世代差異

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戈丁與她的愛犬Pika。 圖／諾貝爾獎官網、法新社

如果要用一句話概括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戈丁（Claudia Goldin）關於性別不平等的研究，我們可以這麼說：每個世代的女性面對的難關並不相同。

「世代」是其中的關鍵詞。在她獲獎後，國內外一些報導和網路貼文，有些只強調她證明「生育會影響薪資」，有些則說她提出性別不平等的「多重成因」，更有不少人轉貼一張著名的圖表，顯示隨着時代推移，美國已婚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並非直線上升，而是先降後升。

這些說法都不完全錯誤，但也都不精確，更沒有掌握戈丁獲得這項殊榮的真正原因──畢竟，只說「有很多原因」並沒有真正回答問題，而「生育會使母親薪資降低」已經是學界的常識，最後，勞參率先降後升也只是基本的統計結果，這些都不足以讓她獲獎。

戈丁之所以獲得學界廣泛肯定，主因在於她看見性別不平等的面貌會隨着世代而有所不同。她的研究橫跨多個世代，對於當前這一代女性，她強調薪資不平等主要已經不是來自男尊女卑的刻板印象，也並不是因爲男性僱主中有太多沙豬，刻意不僱用女性或給女性低薪。

她主張，現在職場性別平等面對最大的挑戰，來自許多工作實在「要求太多」。

經濟史學家戈丁以女性勞動參與率的影響因素研究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圖／諾貝爾獎官網

▌「貪婪」的工作：長工時、沒彈性纔是關鍵

戈丁認爲，現在有太多的工作是「貪婪」（greedy）的，這不是指老闆貪得無厭，而是指這些工作要求員工投入很多時間，而且缺乏彈性。這個模式的「基本款」是固定朝九晚五的工作，你的主管、同事、客戶都期待你整天坐在辦公室裡，隨時可以接電話、被找去開會甚至社交。而在基本款之上，還有許多職位進一步要求頻繁加班，加班時間甚至經常無法預測。

如果你身處這樣的職場，想爭取高薪就得遵循這樣的時程安排。如果沒辦法配合，你或許不會馬上被開除，但薪水就會比較低，升遷機會也變少，進而導致薪資更難成長。換言之，這些工作會「處罰」無法配合公司時程的員工，而且會隨着時間越來越嚴重。

當然，對男性來說，缺乏彈性又時常加班也很麻煩，但對於女性、特別是有小孩的女性來說，這經常已經不只是麻煩，而是完全無法照辦。畢竟，如果一對夫妻都要上班，即使將小孩送到託兒所，仍然有一方要去託兒所接小孩，並且確保小孩有飯吃；而即使到了今天，負責打點這些問題的人通常還是媽媽，媽媽們因此連朝九晚五都未必能配合，更不用說長時間、不定期的加班。正因如此，即使從事同一種工作，媽媽們的薪資還是會比條件差不多的男性低。

戈丁認爲，這也解釋了科技、科學相關職業中男女薪資差異爲何比較小，而商業相關的職業男女薪資則比較大。雖然女性要進入科技、科學相關職業可能比較困難，不過，一旦進入之後，她們通常比較不需要投入很多時間跟客戶、同事維持關係，也更能自主決定工作時間──反正實驗室裡的東西不會不見，只要有做出結果，什麼時候做都可以。相反地，女性如果從商，那些與客戶聯絡、跟同事開會、向主管回報的時間點經常都不是自己能決定的，所以一旦成爲媽媽，當個配合的「好」員工就越來越難，跟男性的薪資差異也因此會越來越大。

根據戈丁研究，需要大量實體交流的商業領域，較不利女性參與職場。 圖／Jud Mackrill@Unsplash

▌產業變化意外弭平女藥師的劣勢

關於工時彈性的重要性，戈丁另一份廣受引用的研究特別聚焦在藥師這個行業。她發現，現在美國男女藥師間的薪資很小，但過去並不是這樣。

而她主張，關鍵原因之一，在於藥師的專業訓練和藥品逐漸標準化，讓藥師之間要按照需求安排輪班、代班非常容易，幾乎不會有客人說「不行，我要找我的專屬藥師」。媽媽藥師們即使要爲了小孩而減少工作時數，都只是少賺那一兩個小時的錢而已，並不會跟男性的薪資越差越遠，或因爲這一兩個小時失去加薪的機會。

另一項關鍵原因，則是美國近幾十年來越來越少獨立開業的藥房，在連鎖店、超市裡執業的藥師越來越多。藥師自己開藥房需要花比較多時間顧店，即使不站在櫃檯，也有其他事情要時時打點，所以通常都是男師當老闆，而女性藥師經常是在藥房當薪資較低的助理職。但現在的美國藥師界，不論男女都是受僱爲主，也消弭了這項差異。

因此，戈丁認爲當務之急已經不是繼續宣導「破除刻板印象」──很多男性僱主甚至可能會覺得「我真的沒有歧視呀」。相反地，真正重要的事情是儘可能增加工作的彈性，具體而言，可能要調整職務內容，並且善用科技工具（比如通訊軟體），讓員工可以互相「替代」，當媽媽員工因爲家庭而無法當班時，其他員工可以隨時補上，如此一來，大家各自依照需求彈性排班就會更爲容易。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戈丁，帶着愛犬Pika出席哈佛大學記者會。 圖／法新社

▌避孕藥助整個世代的女性突破難關，而她們成爲模範

性別平等的最大阻礙既然是「看似無關性別」的勞動條件問題，也意味着之前幾個世代的女性已經克服了許多更嚴峻的阻礙，而戈丁也有幾篇研究，具體討論了某些突破難關的歷程。

其中最有名的可能是關於避孕藥的研究。1960年代末期，避孕藥在美國年輕女性間開始漸漸普及。只要服用避孕藥，女性大學生就可以放心念書，而且在同一時間還是可以去談戀愛、去發生性行爲，不用擔心懷孕就前功盡棄。因此，也有越來越多女性在大學畢業後繼續申請專業學位（如法學院、醫學院），甚至進一步計劃在拿到學位後也不急着結婚，至少花幾年發展生涯──不用禁慾，也不用急着結婚，可以花點時間在職涯上。

而這又帶來一個額外的效果：當足夠多的女性大學畢業生服用避孕藥，就連沒有使用避孕藥的年輕女性也會受惠。當她們看向周圍的同齡人，發現「所以我也不用那麼急着結婚嘛！又不是現在不嫁就永遠嫁不掉！」，也敢花更多時間發展職涯，進一步提高這個世代的女性薪資。

值得補充的是，戈丁在另一篇研究中也指出，該世代有大學學歷的女性通常只是晚結婚，但最終還是會步入婚姻，只有大約12%到了50歲仍然未婚，只略高於上一個世代的8%。不過，或許也是由於婚姻年齡延後，加上更多女性投身專業職涯，「能生小孩」的窗口變窄，生育率的降低就相當明顯，到40歲還未生育的比率高達28%，明顯高於前一個世代的17%。

而1970年代受益於避孕藥的這個世代，還進一步爲下個世代的女性樹立了榜樣。戈丁主張，這個世代的示範，讓下個世代的女性更相信自己應該更用功讀書，相信她們的努力不會白費，而她們的家長也更有可能贊同。戈丁用三個年度的統計資料證明，1952年和1972年畢業的高中生中，男性念大學的比率高於女性，但這完全不是因爲男性書念得比較好。相反地， 1992年畢業的高中生當中，女性念大學的比率已經反超男性，而且確實有一大主因是女性書念得比較好，選修數學、自然的意願也不再低於男性。

換言之，在1972年的美國，第一代能服用避孕藥的女性剛從大學畢業，還有很多人覺得女性就業反正沒什麼前景，就算書念得不比男生差也不用繼續升學；但是，到了1992年的美國，第一代吃避孕藥、大規模攻讀專業學位的女性已經約莫四十歲上下，親自向後輩展示女性在職涯上能多有成就，這鼓勵了女高中生加緊唸書，成績開始反超男同學，這也反映在大學升學的結果上。

避孕藥示意圖。口服事前避孕藥被視爲女性解放的一大重要發明 圖／Reproductive Health Supplies Coalition@Unsplash

▌性別不平等的樣貌隨世代改變

戈丁的學術成就相當豐碩，即使只針對「性別不平等的世代差異」此一主題，她還有許多其他值得參考的論點；在性別不平等之外，她對於美國勞動市場和教育的其他研究也有許多廣受引用，甚至被相關領域學者視爲必讀之作。也因此，經濟學界甚至社會學界都有許多人高度肯定她的研究貢獻，認爲她獲獎實至名歸。不過，她的研究絕大多數都是針對美國，我們不該預設她的研究發現可以直接套用於臺灣或其他國家。

對於非美國讀者而言，戈丁的研究最重要的啓發在於她的分析觀點。從上面研究中可以看出，性別不平等的樣貌在每個世代都不盡相同，不能一概而論。至於要了解每個世代的女性面對哪些重要挑戰，又有哪些機會可以把握、哪些難關已經克服，都在在需要具體的分析，不能隔空抓藥。戈丁的研究發現雖然不能直接套用於臺灣，但她的研究卻仍提供我們思考性別不平等問題時的啓發：

比如，參考她對「貪婪工作」的分析，我們可以問，在不同世代、不同職業中，臺灣的媽媽們若想「減少加班」或「彈性工作」，會面對怎樣的困難，需要做出多大的犧牲？有什麼制度上、文化上的改革可能會有幫助？又比如，參照她對避孕藥的討論，我們也可以問，這些年來臺灣有沒有什麼條件，會影響女性對「繼續升學、發展職涯會有什麼代價」的評估，尤其是「這會不會讓我沒得結婚」？

最後，延伸她對於1992年高中畢業生的研究，我們同樣可以問，臺灣有沒有哪些因素，形塑了不同世代女性和她們的家長對於「唸書、升學有沒有用」（或「念什麼書纔有用」）的想法？

更廣泛來說，戈丁引導我們問的問題是：在工作、學業和家庭等各方面，不同世代女性的期望與挫折，有何相同和相異？此外，戈丁的作品中雖然有討論階級和族羣，但不是最大的重點，我們也可以進一步思考，她所討論的這些性別趨勢，跟其他種類的社會不平等可能會有怎樣的交互作用？

而延伸到政策、教育和倡議，從戈丁的研究中我們學到最重要的一課，就是即使性別不平等一直存在，但不同世代乃至不同羣體面對的問題可能很不一樣。我們當然絕對不能假裝沒看到性別不平等，但如果一看到性別不平等，就直接預設一定是舊有的問題尚未完全解決，比如認爲「一定是社會上還有許多沙豬老闆抱持歧視心態，關鍵必定在於傳統的男尊女卑」，幫助恐怕也相當有限。若要擬訂出有效的行動策略，我們必須思考在不同世代、不同羣體中性別不平等發生的具體原因，並且讓證據說話。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戈丁。 圖／歐新社

責任編輯／王穎芝